区域文学研究的限制与困境
□刘川鄂
中国当代文学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赞歌时代(1949—1966年)、沙漠时代(1966—1976年)、复苏时代(1977—1989年)、多元时代(1992—1999年)。这四个阶段的区域文学特点也有程度上的差异。
全球化背景下
文学凸显“地方性”
十七年是“一体化文学”的成形期。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思想、组织、政策、阵地和经济上全方位地把文艺纳入统一领导。从此，文艺作为一条“战线”，作家作为一支“队伍”出现在当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同人性质、流派性质的文学社团销声匿迹，只剩下以地域、区域命名的文学组织和期刊、出版社。对文学地方性、民族性的挖掘旨归在对整体意识形态的赞美上，它只作为意识形态的要素而存活。如闻捷之“吐鲁番”、周立波之湖南“山乡”、柳青之陕西。
“十年浩劫”是极“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重建新的“革命文学”、“红色文学”，把一切传统要素作为革命文学的对立物予以铲除，因此与传统息息相通的地方性因素亦被贬抑，结果造成了一片文学沙漠。
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的地域因素亦不重要。只有到了“寻根文学”潮流中，对民族传统正负面价值的挖掘方彰显出各地特色。如韩少功之湘楚、张炜之胶东、莫言之高密。但因其面向过去的时代，它更是“地域”的而非“区域”的。
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后，中国文学事业进入更加多元化的阶段。既有弘扬主旋律的文学，又有坚持个人化写作的严肃文学(纯文学)，更有商业化的大众通俗文学。它们互有借鉴，共同支撑着转型期文学的天空。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受全球化浪潮的反向刺激，本土化、民族性、地方性(包括地域、区域)成为很多作家的自觉追求。
“地方特色”
不能成为文学评价尺度
区域文学作为一个有别于地域文学的新概念、学术新领域，它仍然显现的是一体化文学学术体制的中国特色。其一，当文联、作协仍属于半官方的群团机构，当各级协会仍然隶属于各级宣传部领导，当文学成果仍然以行政区域划分高下，各地文学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自然会以区域内的文学作为整理、总结对象，并以“政绩”的方式予以张扬。其二，学术体制化需要不断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需要不断形成学术特色，而本地学者研究本地文学，在资源、人脉、立项、经费、获奖等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最易形成别处不可取代的特色，这也是近些年区域文学研究兴旺的现实原因。
尽管区域文学研究有其现实价值，近些年中国学界在理论上的探讨亦颇有成就。但是，其理论根基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它有很多理论困惑：
其一是区域文学史的审美个性和学理阐释。一体化文学体制下的区域文学特色，往往只能解释一体化文学体制下的文学共性，因为各区域文学是受一体化体制领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统领着各区域文学，真正属于各区域的要素以不违背一体化体制的原则为前提，并不具有独立性，因而也没有独创性的区域文学。比如写一部当代湖北文学史，它只有行政区域的总结意义，并不具有专门史的意义。因为它并不在文学空间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独立性，它只是当代中国文学带有一定地域色彩的一个切片。其独立成史的学理阐释和文学独立性是很可疑的。
其二是区域特色和地域特色概念的含混。有学者指出：“区域文学就是以区域文化为审美对象，拥有意识文化导向、地区文化限度、地缘文化特性、民族文化底蕴这四大文化内涵，地域文学的政治性需要与地方文学的地方性表达趋于一致的文学现象。”这是截至目前最努力接近区域文学特点的概括。但具体到阐释某个区域的文学发展则会发现，有的特色是某区域独有的，某些则是各区域共有的，并不具“特色”，这就显得繁杂不清。此外是区域文学和地域文学概念的含混。恐怕没有哪一种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是完全令人信服的，没有哪一个学者在具体研究中能完全区别这两个概念。据我的理解：区域文学概念更具有当下性、更趋于行政化。地域文学概念更着眼于文化、注重传统。地域特色是某一地域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形成的，它往往是跨行政区域的。
其三，区域文学研究中如何避免削足适履。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导致了文学地域/区域风格的更加混杂、繁复，在当下中国社会，经济、代际、性别的差异远远大于地域/区域的差异。相较于农耕文明时代地域、区域特点的相对稳定性，研究当下文学地域、区域特点困难重重、矛盾多多。王小波的自由文学观和大白话写作，是“反区域”的。就职于天津的甘肃人杨显惠虽然写的是甘肃酒泉生活，但其作品的特点显然在对时代社会的批判性而非地方性。湖北著名作家邓一光、李修文等的写作基本上不具备人们常常概括的那些关于湖北行政区域、荆楚文化地域的特点，只有把他们的作品放到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化的环境，而非湖北(荆楚)环境中，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其特色与贡献。区域文学研究常常削足适履，为地域而地域的研究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常见病。
其四，区域/地域性写作忽视文学的审美共性。区域/地域性写作一直是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借以显示个性的方式。就当代小说而言，韩少功的湘楚大地、阎连科的河南乡村、贾平凹的商州、方方的武汉、林希的天津、野莽的乌江流域、聂鑫森的湘潭古城，在他们各自的小说里，都渗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新颖的艺术视角。他们用自己感知世界的方法来辐射社会，以自己独特的“地域性”使我们领略到陌生而新奇的，具有艺术个性的风景。但是，只用“地域的视界”而不是“时代的”、“文化的视界”去观照和描绘地域的文学现象，只写出地域特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共性和人类的共通性是不够的。作家通过对某一地域特性的描写，要为历史、为人类提供价值参照和评判。我国的每一处地域文化都有它的限制，越强化它，越夸耀它，就越病态。我们应该正视它，反思它，不留情面地解剖它，使之更加现代化。
可见地域性只是文学风格、魅力之某一要素，但不是决定性要素，更不是必备要素。以地方特色为评价尺度，会埋没很多优秀作品。
局限于“地方性”
会成为致命伤
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推动文学更好地发展。今日中国之区域文学研究，总结文学“政绩”、弘扬地方特色，并不能证明它可以为产生伟大的、优秀的文学提供理论资源。我倒觉得，从区域文学理论的限制和一体化区域文学体制的不足中，反思当代中国文学的外部环境，反思当代中国文学成就不高的原因，倒是区域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比地方风习展览和方言比拼更重要。当代中国作家跟现代作家的差距不在单纯的文学技巧方面，而在精神向度方面。与当代作家相比，现代作家视野更高远，胸襟更开阔，人文素养更深厚。他们对中外文学、文化有更深透的理解与把握，因而不会局限在“本土”、“中国”、“民族化”、“地方性”的层面上理解文学、展示文学性，因而出现了许多在审美创造上接近20世纪世界优秀文学的佳作。但近些年来，在文化复兴、本土化的潮流中，出现了汉语写作热、方言写作热、地域写作热，这与鲁迅、曹禺、张爱玲、穆旦、王小波、杨显惠等现当代名家的写作路径和成功经验是相违背的。可以说，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全球视野，太局限于当下性、地方性、民族性，或曰太局限于“中国经验”，这些都是他们的致命伤。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6-8 14:5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