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与公共阅读
谭学纯
我在跟语言学专业部分博士研究生的交流中，有意无意地谈到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尼采《古修辞学描述》之类的著作，得到的回应，多半是没读过，或读不懂。同时，我也注意到，这些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化阅读相当充分。
也许，巴赫金和尼采多学科的思想资源和学术准备，使他们谈“语言哲学”、谈“修辞学”的著作超出了语言学知识谱系，这些极有思想冲击力的学术文本，应该是适合包括语言学专业在内的多学科读者群公共阅读的。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古修辞学描述》的公共阅读空间，对相当多的语言学科的读者来说，是关闭着的。
能够被不同学科的读者共同阅读的学术著作，公共阅读空间也相对收窄：雅柯布逊是中国文艺学界和语言学界共同阅读的世界级大师，但文艺学界和语言学界似乎都没有看清作为完整学术人的雅柯布逊。
文艺学界没有重视雅氏的语言学背景：从早年莫斯科语言学会、布拉格语言学会的创建和学术活动，到移居美国后的教学与研究，既是雅柯布逊作为语言学家的身份认证，也是他的个人定位。雅氏先后被聘为9家科学院院士，获得25个荣誉博士学位，留给学术史的著作超过500种，但罗曼·雅柯布逊的名字，仍然更多地是一个语言学家的身份符号。语言学背景为雅氏的诗学、文学史、文化史等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方法论基础和逻辑路向?文艺学界较少理论的自觉，在学术操作层面能够成功地进行学科能量转换的学者，也不多见。
如果说文艺学界仰视的可能是雅柯布逊模糊的面容，那么，语言学界面对的则可能是这位文化巨人模糊的背影。语言学界较少追问：有着如此深厚的语言学背景的学者，为什么专业性很强的语言学著作如《俄语动词结构》、《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共性》等，吸引着公共阅读的眼光?而同样进入跨学科公共阅读空间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现代俄国诗歌》、《论捷克诗》等著作的思想魅力，也启迪我们思考：一个语言学家的思想遗产，为什么超越了语言学的学科边际，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读写互动的意义上，公共阅读对作者和读者有一些共同的要求：期待作者提供适于公共阅读的文本;要求读者具有进入公共阅读空间的知识储备。
从西方语言学史考量，洪堡特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语言学、政治学、哲学、美学、人类学，《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等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智慧成果，成为超语言学的公共资源。索绪尔由物理和化学转入语言学学习和研究，《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公共阅读空间延伸到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逻辑学、符号学、心理学、文化学、文艺学、精神分析学等众多领域。被称为“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的乔姆斯基，早年攻读数学和哲学的经历，为语言研究的形式化规则与操作系统，以及从形而下的语言事实向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提升夯实了基础。与乔姆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学革命”，公共阅读空间超越了语言学科，延伸到了人类思想的广阔空间。语言学研究积蓄的思想能量，通过公共阅读得到加倍释放，产生了辐射效应。从本学科的初始阅读，到公共阅读，如同好莱坞的“后产品开发”，银幕形象在银幕之外的产业链上不断催生新的创意：从米老鼠、唐老鸭、变形金刚的造型，到明星真人秀的衣饰，带来的不仅是电影票房，更是社会生活的时尚风潮，以及引领时尚的审美趣味和价值信条。
从本土学脉考量，中国古代有很多公共概念。这些公共概念作为自然语言的模糊性，给科学的描述和阐释造成困难，也给公共阅读增加了有时观察不到的模糊度。例如，在中医、文学、绘画、声乐、舞蹈、书法、建筑园林等不同的语用环境中，“气”是一个公共概念，在符号层面，却是一个能指、若干个所指，分属不同的语义场。同一个“气”，在同一个语篇中，义位可能不止一次转移;在不同的语篇中，义位转移的可能性更大。但言语运用和理解中的意义含混，有时未必观察得到，所以，“气”到底指的是什么?进入不同语用环境的“气”，有没有共同义素?如果有，是什么?有没有区别性义素?如果有，如何区别?如何描述和阐释?诸如此类的问题，言说者众说纷纭，读者见仁见智。如果连带观察核心公共概念的派生概念，公共阅读空间更宽广：
气→养气 气象 气韵 气势 气骨 骨气
味→滋味 韵味 品味 余味 风味
势→气势 取势 体势 相势 得势 失势 造势 笔断势连
骨→风骨 骨力 骨相 骨格 骨骼 骨体 骨髓 骨脉
趣→兴趣 天趣 真趣 意趣 生趣 旨趣 别趣 理趣
风→风骚 风神 风格 风力 风采 风度 风流 风雅 风范
韵→神韵 风韵 韵味 韵外之致
象→物象 意象 兴象 境象 取象 象外之象
境→意境 实境 虚境 造境 写境 真境 神境 有我之境 无我之境
“气”、“味”、“势”、“骨”之类的原初语义，如何经由修辞化的路径进入艺术语义场和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不同领域的公共概念?这些公共概念及其派生概念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认知关联和纠葛?其间的认知推动机制是什么?需要梳理和再阐释。近几年，我要求我指导的一些研究生尝试逐个解释这类公共概念，一人解释一个公共概念及其派生概念，作为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虽然他们未必解释得清楚，但毕竟是在认识到公共概念意义模糊性的情况下，设法清理其意义脉络的一种探索，同时也为使用这类公共概念的非语言学研究提供一份来自语言学的观察与思考。
语言学被认为是21世纪的领先学科，语言学研究与人类智慧成果的前沿对话，必然会不断延伸为我们的阅读空间。它的积极意义是优化知识结构，构筑更宽厚的认知平台;负面作用是公共阅读增加了治学成本，可能导致博而不专的知识库存，造成资源浪费，后者常常被解读为“无用功”的同义语。这其实涉及对“无用”的理解。在形而下的世俗理解中，“无用”是低效率、甚至零效率。在形而上的价值追寻中，此时的无用也许可为彼时大用：剑法对书法无用，可是它汇入了中国古代书家的妙悟;静态的建筑对动态的舞蹈无用，可是它启迪了“现代舞之母”邓肯的舞美造型;汉语古诗的语象并置句式对电影镜头组接方式无用，可是它激活了爱森斯坦的电影革命意识，驱动了电影蒙太奇的诞生。你也许可以说，阅读屈原、李白、莎士比亚、但丁，走近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好像没有什么用，但正是这些一时可能无用的公共阅读，照亮了人类的心灵，参与着人的精神建构和民族灵魂的铸造。
在这方面，我们的学科体制是否需要相应的调整?我们看到，学术界有识之士对国内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不足表示忧虑的同时，学科体制限制着原创思维的多重动能。这里有一个隐蔽的权力体系。由于学术评价一般不会越出学科空间，专业领域与话语权的默契，有时成为拒绝公共阅读的学科防火墙。当学科压力和运作模式控制了我们的认知经验时，当学科评价影响了学科兼容时，相关领域的公共阅读，成了一种学术休闲或冒险——在有些情况下，公共阅读激活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理论思考，可能被误判为学术红灯区。
当然，语言学研究进入公共阅读视野，不是“去学科化”。如何在坚持本体研究的同时，关注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打开公共阅读空间，刺激更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在“通识”教育和“高、精、尖”人才培养模式之间重建平衡的支点，值得探索和实践。
写到这里，我的阅读记忆回到了《光明日报》为缅怀“战略科学家”贝时璋先生推出的纪念专版。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效仿苏联高校学科划分过细、强调专业课程教学的国民教育背景下，贝时璋担任系主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就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无线电子学。直到2005年，103岁高龄的贝时璋仍然告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孙女：“不能够只将眼光停留在自己的领域，而要通过阅读文献以及其他交流手段，做到学科交叉，才能够处于领先地位。” (贝泠：《回忆我的爷爷》，《光明日报》2009年11月4日第5版)我想，“战略科学家”的含义或许与此相关。
贝时璋107岁辞世，他的孙女贝泠相信：“浩瀚的宇宙里，以爷爷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依然闪耀。”而我则相信：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的“贝时璋星”的恒久光亮，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共阅读所吸取的多学科思想能量及其碰撞出的智慧火花。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7-1 11:0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