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重考量“社会性别论”
陈一筠
众所周知的一句名言出自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波娃之口，即“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性，而是社会把它们‘做’成了女性”。70年代之后，西蒙·波娃的名言被“社会性别论”者演绎为一系列激进主义的“女权”观。“社会性别论”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及其“第二性”的角色(包括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归结为“男权统治”的产物，或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对妇女命运的强制主宰。
概括起来，激进女权主义“社会性别论”的主要观点有：1.妇女长期被排斥在公众生活之外和被囚禁于家庭樊笼之中，其权利一直遭受剥夺，均是男权统治的社会强加于妇女的苦难;2.妇女从属于父权制家庭及其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表明了男人的压迫和剥削本性;3.要求女人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诚是根据男人利益而制造的禁忌，其目的是为了把女人变成男人的性奴隶和生育工具;4.男性统治的社会设置了种种规范，以驯化女人服从于她们的“社会性别”角色，使其安于自己的劣等地位;5.历史是男人写的，女人被排除在历史之外。
“社会性别”概念在美国女权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各种争议。最强烈的批评来自黑人妇女学者，她们认为“社会性别论”抹杀了种族、阶级的不平等，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与情绪为中心，是对有色人种妇女生活经历与处境的无知与轻视，甚至指责那些高谈阔论普遍“性别压迫”的白人女权主义者陷入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
妇女解放也应当从人类文明史上去考察。其实，妇女问题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提出来的。因为，在人类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尚处于十分落后和困难的时代，在人类的三大进步尚未发生之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别无选择的。这三大进步是：第一，有了控制生育的知识及其可行的手段;第二，经济规模的扩大使生产移至家庭之外;第三，技术的先进使女人可能在农业、工业乃至军事方面去承担过去只能由男人承担的那些任务。显然，这三大进步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相联系的。然而，还须认识到，任何一种社会公正的实现从来不是自然而然、一帆风顺的，总是要通过前仆后继的斗争。这是进步与落后的斗争、科学与愚昧的斗争，妇女解放也不例外。这种斗争往往是由少数人率先发动和领导的，是艰苦卓绝的。因为历史上抗拒变革的力量总是那样强大而固执。其实，在妇女为争取社会公正、平等和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率先奋起的不仅是少数女性先锋，而且还有少数的男性勇士。人们不会忘记，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之初，首先挺身而出给予支持的是英国新教徒中的白人男性同胞。
至于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自始至终是由两性中的先知先觉者共同发起和参与的。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妇女和男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命运都是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变革进程密切相关的。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教育及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不仅制约着妇女的解放，同时也限制了男人的进步。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性别文化，犹如一副有着双重链条的枷锁，禁锢着女人也禁锢着男人。只有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妇女和男人一道去解开传统性别文化的枷锁，才能达成妇女和男人的共同解放，妇女“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是不科学的、不客观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在中国，妇女解放并不是走的西方女权主义那条道路，即不是女权向男权的挑战，不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在号召各个阶层的男人积极支持和参与妇女解放事业，才使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真正成为了两性解放即人性解放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党和政府已把妇女解放定为“国策”，更说明妇女解放决不仅仅是妇女自己的事。在中国的国情下，西方激进的“社会性别论”者所鼓吹的那种以男人为对立面的妇女解放斗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在对待婚姻与性的问题上，中国妇女也很难采纳西方女权主义的某些激进主张，因为婚姻原本可以被创造和建设成女人和男人和谐相处、平等分享的温馨港湾，而不是男人统治和压迫女人的牢笼;性的满足既不应是男人的特权，也不该是女人对抗男人的手段。至于夫妻忠诚，绝不仅仅是对女人的贞洁要求，而且也是对男人的道德规范，是为保证夫妻性健康和婚姻幸福的起码条件。
纵观西方妇女运动的历史波折，回顾我国妇女解放的实现道路，我们应当更加清醒地分析西方激进的 “社会性别论”有何科学性、现实性，慎重地考量它是否可以作为我国妇女解放的“启蒙理论”和“行动指南”而加以传播，以免误导了我国妇女解放的正确航向，或者干扰男女平等即两性共同解放以推动社会文明进程的根本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3-30 15:5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