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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海德格尔与后哲学的思想前景

[孙周兴]海德格尔与后哲学的思想前景

 

 海德格尔与后哲学的思想前景

  □孙周兴



  西方主流哲学传统致力于对“先验—本质—形式”领域的探索和思考,与之相应的是形式化思维、抽象推理或推论式辩护。海德格尔对于传统哲学及其方法极为不满,但前期海德格尔(1930年前)至少还愿意使用“哲学”一词并试图重建“哲学”,而后期则以“思想”区别于“哲学”,并宣告“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一生主要探索了“思想”的三种可能路径:个体此在的实存论沉思/言说、与诗为邻的思想和忠于大地的返回之思。它们都具有反主流形而上学的动机和指向,可以视为后哲学的思想可能性的尝试。

  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对“哲学”有自己的规定。他主张哲学的真正领域不是“理论的东西”,而是“前理论的东西”,是作为“理论的东西”的原始基础的生命及其体验领域。按照海德格尔此时形成的想法和思路,讨论“存在”问题的“存在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式科学,而必须取得一个实存论的基础,因此对于此在(个体生命)及其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就成为哲学的首要任务。不过,海德格尔仍旧把个体实存及其生活世界的普遍意义称为“形式的东西”或“形式因素”,试图构造一种“关于形式因素的现象学”。那么,如何达到生命此在及其生命世界的“形式因素”呢?海德格尔尝试的是一种被称为“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明言:在“形式显示”中,所谓“形式因素”就是“关联性的东西”。现象学的现象乃是由“内容意义”、“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构成的“意义整体”,而现象学就是阐明这个“意义整体”。在上列三种意义中,核心的要素是“实行意义”,“形式因素”必须在“实行”范围内得到阐明,“形式显示”是要“不确定地给出对象”。

  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意在寻求一种前理论的、非客观化的经验构成方式,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思考和言说不确定的个体实存,个体言说如何获致普遍意义。海德格尔借助现象学对旧哲学词语作了改造,形成了一套实存论思想词语。在这样一条实存论存在学的思路中,海德格尔只能通过“此在”之放大和弥散获致普遍性,因而难以避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危途。于是,1930年之后的海德格尔干脆放弃了前期那种通过现象学和实存论来重建哲学的努力,而致力于探索一种后哲学的“思想”。他把“诗”与“思”规定为“存在之真理”的发生方式,把“诗”与“思”看做人“应合”、“响应”于存在(本有)的方式:诗被规定为原始的“存在之真理”向“存在者之真理”实现的基本方式。然而问题在于:这种与“诗”为邻的“思”如何可能在诗化之际又与诗艺区分开来,从而保持自身的思想品质?

  5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更多地关注一种后哲学的思想如何直接地入思,如何以一种沉潜、节制、持守的思想力量去应合本有的隐匿、聚合、遮蔽。“应合”之思想乃忠于大地的返回之思,个体思想与言说自始受到“召唤”,受到一个比人更强大的“本有”的引领。

  以上对海德格尔尝试的三种思想可能性的区分是必要的,但显然不能由此认为三者是各自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甚至截然不同的思想类型。我们显然也不能把“这三种”思想方式完全归于海德格尔。实际上,“个体此在的实存论沉思/言说”本来就是欧洲形而上学传统中的重要一支,亦即与本质主义(柏拉图主义)传统相对峙、又与基督教神学的超验追问传统难解难分的实存哲学(实存论)路线。至于“与诗为邻的思想”,不仅维柯有过类似的文化理想,尼采等哲人更是亲身践行了这种诗性之思。“忠于大地的返回之思”究其实质乃是一种带有节制姿态和神性期待的审慎之思——虽然海德格尔曾申言它并无“拯救”之义。海德格尔的高人之处也许在于,他把上列实存论之思、诗性之思、应合(期待)之思推向了彻底和极致境界,从而开启了后哲学(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诸可能性面相。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哲学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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