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档案中的“中国文献”
□李文潮
■莱布尼茨
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一生笔耕不辍，身后遗留下来的文献遗产多达20万张，其中包括大约1万5千多封信函，5万件论文﹑草稿﹑摘录等。这些手稿绝大部分用拉丁文、法文、德文写成，其余则用英文、荷兰文、意大利文及俄文写成。文稿涉及的范围更是包罗万象：政治﹑经济﹑哲学﹑数学﹑逻辑﹑医学﹑物理﹑技术﹑地理﹑历史﹑语言﹑神学。假如把这些手稿一张一张地连接起来，总长度大约是60公里。无疑，这是莱布尼茨留给全人类的一笔珍贵的文化与精神遗产。
莱布尼茨一生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及欧洲人特别是其中的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在保存下来的文献手稿中，涉及中国的(大部分用拉丁文或法文写成)资料可以被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书信、论著、笔记、原始资料。
书信——按照收信人以及信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与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的直接或间接通信，非常著名的是与法国在华传教士白晋的通信;与欧洲学者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书信，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1715—1716年写给法国学者雷蒙的信即著名的《中国自然神学论》(尽管严格来讲这应该是一篇哲学论文，而不是书信，即便是书信，也是一封未发出且未完成的信件);在不是以中国为主题但多少涉及中国的其他书信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莱布尼茨与著名学者德博斯(Des Bosses)的信函来往。在保存下来的1706—1716年的130多封用拉丁文写成的两人的来往书信中，中国的文化、哲学、欧洲对中国的争论、有关中国的消息等一直是常见的话题，但专门论述这一题目的书信则相对不多。从数量上看，最后一组最为庞大，也最难把握。
论著——这里指的是莱布尼茨就涉及中国的一些问题撰写的专门的论文、建议、设想等。这方面非常典型的譬如有1697年初版、1699年扩充再版的名著《中国近事》(特别是其前言)，1700年针对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而撰写的短文《论尊孔》，1703年撰写、1705年发表的《论单纯使用0与1的二进制算术，兼论二进制的用途以及伏羲使用的中国古老符号的意义》，1708年阅读了发表在法国《学者杂志》上有关中国的三篇书评后草拟的《关于中国礼仪及宗教的几点说明》，1710年发表在当时的柏林科学院专业刊物上的对围棋的研究——《论游戏》等。
笔记、批注等——属于这一类的有对意大利在华传教士龙华民的《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以及葡萄牙传教士利安当的《关于在中国传教的几个重要问题》所做的批注、有关开封犹太人所做的读书摘录、对利玛窦《中国札记》所做的笔记、对《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等书的批注等。这一部分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尚未有准确的统计。
原始资料——为了了解有关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语言，特别是后来北京宫廷对所谓的礼仪之争的反应，莱布尼茨一生中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或二手材料，即莱布尼茨档案中所谓的Sinica，譬如1697年从语言学家鲁道夫那里收到的写于1695年的有关中国教会活动的“中国资料”，有关俄国使团1692年旅行中国的报道，1697年初收到的随即被莱布尼茨收入到《中国近事》中发表的葡萄牙传教士苏霖神父关于1692年康熙帝“容教诏令”的报告，法国传教士白晋寄自北京(实际上出自邵雍之手)的所谓伏羲先天图，同样是白晋给莱布尼茨弄到的《我父祈祷文》翻译、康熙帝1700年就祭孔等中国礼仪所签署的谕旨即耶稣会士请愿书等原始或者二手资料。这些文献大部分以书信附件的形式到达莱布尼茨手中，有些也许是后来才流入到莱布尼茨遗稿中去的。
上述“中国文献”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中国语言、文字、历史(特别是上古编年史)、日常技术(其中包括古籍中记载的技术)、科学思想、文学、风俗习惯、宗教仪式、政治(制度)、哲学思想与流派等等。尽管如此，莱布尼茨在这方面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为自己和后人收集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如同进行了风风雨雨一百多年的德国科学院版《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并不简单是收集、保存、抢救、出版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一样，更重要的原因是内容方面的。与欧洲当时甚至后来所有的对中国的“兴趣”相比，莱布尼茨的兴趣最广泛，似乎亦更深入。一直刮到“洛可可”时代的中国风只是个时髦现象，“追风”者从未想过了解中国，遑论理解。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但他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传教。当时欧洲不少人对中国感兴趣，但他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问题、一个方面，似乎只有莱布尼茨一人试图全面了解这个古老的国度与文化，他涉及了上面提到的所有范围，同时又力争将它们综合起来，作为背景与欧洲进行比较，进而从概念上将二者融会贯通。在这一过程中，莱布尼茨试图坚持以下原则：友善、普世、求同求通求一、多样性、交流与相对。
总之，在莱布尼茨生活的17、18世纪，欧洲发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非欧”文化与社会形态，由此引发了不少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莱布尼茨关注了这些发现以及由此导致的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诠释构想：即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宽容。这是保证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能够沟通对话的先决条件，同时假设了每个文化中皆有合乎理性的思想;以此为基础而提出的宽容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观点以及自身文化的怀疑。
(作者单位：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文章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