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12月16日

   

　　新世纪以来，刘笑敢最为内地同行关注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可谓“反向格义”。对这个概念，我们理应从“以西释中”的角度去真切地认知，绝对不能以“民族本位”为借口去粗暴地否弃。因为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好“反向格义”，太难了！

中国哲学“学科”的“身份”问题

■杨海文

　　2009年3月，刘笑敢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厚达486页的新著《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且不说搞中国哲学的，就是一般爱读书的，见了这样一本好书，谁不心动呢？何况，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又堪称“名著”的，大多数人的记忆之中，似乎惟有张岱年先生198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这样，中国人民大学梁涛、干春松两位年轻学者为这本新书发起并主持一个座谈，座谈会纪要《学术研究还是民族文化？——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又将在《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刊发，至少属于传播学上的“薪火相传”。写这个编后记，我则首先想到了两篇相关的文字。

　　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蒙培元先生的《开展儒学的深层对话》，原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7期全文转载。编这篇文章时，有段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前几年，出现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这个讨论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结果。其根本原因是，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

　　另一篇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关子尹教授的《西方哲学东渐下有关语言的一些重要议题》，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9期重点转摘。此刻，我想起文中说过：“在运用外国概念理论资源进行反向格义时，不要过于偏食，而应尽量旁征博取。当然，由于个别学者的学力和境界总是有限，要每位学者在从事本来已有相当难度的比较研究时还要‘博取’，并不是很容易办得到的事。但对一个学术群体整体而言，以旁征博取的态度从事‘反向格义’工作，起码应被视为一种集体理想。”

　　刘笑敢也参加了座谈，而且，纪要的第一节——“中国哲学研究的‘两种定向’”，只是他一个人的“独唱”。所谓“两种定向”，就是中国哲学研究既要面向历史、文本，重训诂考据，追求“符合历史文献的可能允许的解释”；又要面向现实、未来，重理论分析，追求“对现代生活有价值的解释”。尽管这一观念好像也是业内的“集体无意识”，但刘笑敢二十多年来负笈海外的“切己体悟”却未必是一般人所具备的。

　　刘笑敢1988年赴美，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任访问学者、讲师、研究员；1993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任高级讲师、副教授；2001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海外插队”的时间这么长，履历这么丰富，刘笑敢能不切身感知到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国际境遇”么？如果现在就回应蒙培元先生刚才那个论断，我们无妨先读读刘笑敢的一席话：“所谓中国哲学，在哈佛等美国主要大学的哲学系没有位置。中国哲学在西方基本不属于哲学系的课程，国外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大多分布在东亚系和宗教系，所以对于国内一直争论的‘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我在美国就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感受，那就是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比较特殊，将其纳入西方的学科体系有困难。”

　　“中国哲学合法性”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问题呢？读完以上这段话，我突然涌出一个想法：也许它在内地学术界是一个“伪问题”，君不见，中国哲学的博士点、硕士点早已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星罗棋布”；但它在海外（包括中国香港）则是一个“真问题”：你说“中国哲学”也是哲学，可那边的哲学系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学科的“一席之地”呢？退一步，即便我们不管问题本身的“真伪”，但它显然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一个与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息息相关的“身份”问题。

　　刘笑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态度，可谓“不言自明”。1988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假如说当年那部力作好比文献学的“中国哲学史”，眼下这本新著好比诠释学的“中国哲学”，刘笑敢又是否有过所谓从文献学到诠释学的“转型”呢？我觉得，从“绝对”的角度看，从刘笑敢一直坚守“两种定向”看，自然没有；不过，从“相对”的角度看，从中国哲学研究者刘笑敢在海外那么多年的“寄人篱下”看，则不能说没有。

　　新世纪以来，刘笑敢最为内地同行关注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可谓“反向格义”。对这个概念，我们理应从“以西释中”的角度去真切地认知，绝对不能以“民族本位”为借口去粗暴地否弃。因为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好“反向格义”，太难了！所以，前述关子尹的文章强调，“反向格义”起码应被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共同体的“集体理想”；而刘笑敢早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2005年第3辑撰文指出，“反向格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更是追求更高学术水准和思想境界的手段。以前有个“又红又专”的讲法，不妨说：从“反向格义”往“红”一边走，最终的结果就是主观性的“民族本位”；从“反向格义”往“专”一边走，最后的归宿就是客观性的“学术研究”。这个“思辨奥秘”虽是我的个人体悟，但它有助于我们接下来审视纪要的第二节——“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三种角色’”。

　　所谓“三种角色”，指的是现代学科研究者、生命导师、民族文化承担者。刘笑敢很反感有些人将这几重角色合于一身，认为目前学术界的一些负面现象就是源于这三种角色没有分得清。他还认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做现代学科研究者，而不是做生命导师或者民族文化承担者。搞中国哲学研究的人，通常只研究“中国哲学”，极少去研究“中国哲学研究者”，加上刘笑敢坦承刚出的新书也没有涉及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内部的复杂性，因而，“三种角色”颇有意味。只是两位主持人的质疑也不无道理：现实之中果真存在这样一个纯粹不关涉生命导师与民族文化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吗？

　　谈“两种定向”，刘笑敢是“独唱”；现在讨论“三种角色”，他则必须“辩护”了：

　　大家的问题主要是对于“三种角色”是否分得清、应不应该分清的疑问。我觉得应该把问题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对象来讲，这是一个层次；其次是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这是另一个层次；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所做的不同工作，这又是一个层次。三个不同层次，也就对应三种角色：一个是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一个是中国哲学研究者个人的不同身份角色，再一个是每一个研究者写不同的文章、读不同的书、教不同的课时的特殊身份角色。

　　“讲”得再明白，往往也比不过“写”的清晰。老实说，以上这段话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也没有弄清楚“三个不同层次，也就对应三种角色”的确切含义。“三种角色”本是针对“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立论，我觉得，非得照辩护的思路把中国哲学研究者分出三个不同层次，那么，第一层次是作为整体的学科共同体，第二层次是作为个体的不同研究者，第三层次是作为个体研究者的不同状态。只是这样的“三个层次”跟现代学科研究者、生命导师、民族文化承担者的“三种角色”，还是无法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尽管如此，“三种角色”是否分得清、应不应该分清依然值得深究，纪要于是有了自己的第三节——“中国哲学身份的‘分’与‘合’”。

　　对于“三种角色”截然分开、各行其是的做法，梁涛追问：“很多思想家，包括您在内，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只有与古人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才能有自己的思想出来。比如麦金太尔，就是在不断地与亚里士多德对话，他写过《伦理学简史》，这个应该算是客观研究了，但他也写了《追寻美德》，这应该算是民族文化，如果没有长期的客观深入研究，他也不可能有思想的创造，更谈不上复活美德伦理学了。那么从您的角度看，这个到底是算分还是算合呢？”

　　刘笑敢答曰：“我觉得当今的现状是基本不分的，但未来的趋向应该是分，而在分的当中应当有一种互动。”他还说：“我们需要分，分了以后各种角色就能得到深入的发展，这样的互动才是有质量的。要是不分的话，比如讲庄子，我就随便讲，你说我讲得不准确，没关系啊，我这是为21世纪的人类服务，有什么不对呢？那我就说，不对，你得先把庄子基本的思想理解深透了，再为21世纪的人类服务，这样才能提供更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在这一点上你说我不分，其实还是分，是‘两种定向’的问题，也就是你到底是面向历史、文本还是面向当下、未来的问题。”

　　既然“两种定向”说的仍是“分”，刘笑敢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老子古今——五种校勘与析评引论》，余英时先生所赐之序为何题为《“回归历史”与“面向现实”》呢？难道人们暂时仅仅只能做到“合”，而“分”只是一种高悬的理想么？“分合之辨”同样复杂，还是先看看刘笑敢“两种身份”的说法——“两种身份就是学术研究和民族文化，两者之间应该有互动”。读到这里，我有个突出的感受：生命导师不过是中国哲学研究者可以具备的“一个角色”，却不足以成为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一重身份”。荣获过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模范教学奖”的刘笑敢，为什么非得“赶走”生命导师不可呢？这个提问也有意思，但比不上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赵寻的质疑重要：

　　从刘先生今天的谈话中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您对于中国哲学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深感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学科体制之下所面临的危险，所以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但在我看来，这种过于强烈的防御性姿态同时也缩小了中国哲学的格局与气象，贬低了它所具有的可能性。当然，您可以反过来说，这样可以使它的基础更扎实。这个我也完全同意，但我觉得，我们当下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如何摆脱在建立中国现代学科的过程中所附带的可以被称之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的消极影响，从而如其所是地来面对西方，面对我们自己的传统，进而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两种身份”强调学术研究比民族文化更根本，原来只是一种“防御性”的姿态，而且还是“消极”的。跟赵寻一样，梁涛也胸怀重建民族文化的抱负：“刘老师更关注的是中国哲学这门学科，他强调的是不论你做民族文化还是生命导师，都不能离开基础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对文本认真的研读，所以他要区分中国哲学的三种角色，而自己是要恪守现代学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研究者。”梁涛还指出：因为中国哲学无法将民族文化的大部分内容包括进去，这门学科未必能够完全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所以，哲学之外还得需要另一个学科——国学。附带说一句，《光明日报·国学版》2009年10月12日发表的访谈录《国学是一门学科》，梁涛也是主持人之一。

　　尽管走学术研究之路还是走民族文化之路，不一定就是刘笑敢与梁涛、赵寻之间最大的区别，但是，着眼于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角度，刘笑敢为何如此执著地要“分”而不是“合”，这才是整个纪要的要害。纪要第二节有段话，恰恰昭示了刘笑敢的良苦用心：

　　我之所以提倡纯学术研究为主，是因为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可以和西方学术接轨的现代学术传统。这个学科一方面有两千年的传统，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又是全新的，90年都不到，所以我觉得先应该弄清楚这个新学科的边界是什么、主要任务是什么、主要方法是什么、主要目标是什么、评价方式是什么。恰恰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缺少共识。

　　只要是中国哲学的从业者，并且又期盼这门学科在新世纪里取得真正的进展，其实就得同情地理解刘笑敢这份苦心。有人喜欢搞学术研究，有人喜欢搞民族文化，有的人一个时期做学术研究，另一个时期做民族文化，难道不是常识么？对于作为个体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对于置身不同状态下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既然“分”是常态，“两种身份”各行其是，有何不可？况且，对于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刘笑敢消极、防御性的“做法”也未必就是孤军奋战，起码我这个责任编辑，经由慎重的“分合之辨”之后，已经渐渐地揣摩到了深埋在“两种身份”背后那份复兴民族文化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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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12月16日   

学科史撰写的难度与造诣

——读李春青教授等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

■黄卓越（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李春青等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定价88元。

　　期盼已久的由李春青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下称《研究史》）一书，最近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付梓发行，洋洋近八百页的篇幅，加之裹以精装的面皮，捧之于手，便已感觉到有压腕的重力。李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既丰又自出条理，为学界倾目，由其衔首来组织编纂一部近百年的学科研究史，想必有老马识途、行家里手之功存焉，此也“期盼”一说之由来。

　　当然，学科史编纂与具体的专业研究仍然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种特殊的体式，其难度往往超出常人所料。尤其是在面对近百年的学术史时，由于学术制作的超度膨胀、版本资料的海聚，学术思维的多元、背景意义的复现，任何稍大一些的学科，在处理与评述该一长段的学术史经历时，都会遇及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以故往往或因陋就简、化繁为约，或局促于表层分类，滞宕于浮光掠影的排罗，其结果总是半折心始，难允公意。而不同的学科，其运行法则也自然会有所区别，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普遍可仿的编述公理，加之还有如何面对此前出版的同类著述，进而能够有所创新等的问题。因此，治学术史之难，实难与外人言。在这样一些压力之下，李教授带领的团队仍能知难而进，想必其已有学植与识力等方面的充分准备与信心。

　　此非漫语。以我个人的心理期待而言，对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的梳理，最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若干，其中包括，一是这一学科是依据于怎样的逻辑进程逐步展开的，或云能否在此进程中发见一些深层的学理依据，以致于避免将这一领域的学术史写成一部表象事象堆积、多种研究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的资料汇集；二是如何真切面对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成就，因为这一阶段涉及的学术现象甚至包括人事问题等都要比其他阶段复杂与棘手，容易为一般的学术史治理者有意或下意识地忽视过去。一种学科研究史虽然不可能处理所有的问题，但对以上两个问题的积极面对与成功探索，对于较为深入、完整地理解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学科的构成及其变迁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也将作为判断一部学科史价值所在的重要尺度。而在捧读《研究史》之后，我们不得不对该书的造诣有欣然的认同。

　　先述第一个问题。李春青教授在其长篇序论中即提出一种分辨，以为古代文论的概念承续诗文评而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又是明显的，诗文评是把所言说者作为“份内事”看待，古代文论却是当作“别人的事”来看待的，由此而指出，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学理特征，是一种为特定的思维过程所整理、重构过的知识概念系统。既然如此，它就既不是诗文评的“自然而然”的延伸，也不是对历史知识的抽样复制，而是应当将之看作研究主体依据自己的情况（客观与主观的）所进行的一种“建构”性的活动。

　　很显然，这个建构的概念很重要，并实际上已成为书中梳理全部研究活动的一个核心理念。虽然，我们也可以说，任何学术史研究都不会轻易地将学术话语与历史知识混同起来，需要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的自然缝隙，但这种“缝隙”意识的强还是弱却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学术史的认识与把握，并呈示出有所差异或差异很大的学术史叙述。很显然，《研究史》走的是趋强的一路，在其看来，即便是所谓的“实证研究”、“求真研究”，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回溯性工作，而同样也是依据某种特定的理解方式——话语预设，对知识对象所做的重新排序、赋予意义等。与之对应，通过文本解析的方法便可以将此话语预设——即“建构方式”揭示出来的，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出入，那么这也可看作是《研究史》为自己所设定的一种工作目标。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设置，在对古代文论学科史的研究中是颇见效果的。如书中在探讨郭绍虞、罗根泽、朱自清、方孝岳、傅庚生等第一代学者的文论史研究时，关心的主要不是这些批评史家对古代文论史实的研究，或他们在各种史实研究上有什么具体造诣与推进，而是明显地偏向于关注他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展开方式、问题意识等，即建构其批评史研究的话语模式，进而再由此反身考订其对待史实的态度与功效。比如论及郭绍虞、罗根泽等的研究，本书都力图首先发现与确定他们借以展开其工作的核心问题，就郭绍虞而言，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故而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为其关瞩的中心，并以文学史的参照为批评史的归属。对于罗根泽而言，他所关瞩的中心是“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范畴，文学批评史被看作是可与文学史处于不同层次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因此，批评史的撰写不需要参比外在的目的或意义，“求真”也就成为第一要务。尽管两位批评家都受到西学的明显影响，比如像探讨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批评”这样的问题本身都是出于对西学的直接反映，已非历史本身的观念，但相对而言，郭绍虞的命题方式会使之更偏向于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接受及以之裁论中国文论的知识状况，而罗根泽的命题方式则易趋向于对中国文论本身理路的梳理，而这又引发了他们在更下一个层次的研究上的差异。同样，其他批评家的模式构筑也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加以揭示与描述。

　　当然，建构还只是一种话语层次上的概念，如想要对话语做更丰厚的理解，则向外还需延伸到“语境”的概念（也是一个更大的话语结构），向内还需补充入“策略”的概念。这些工作同样也在本书中得到较好的落实。语境有大有小，以大的语境而言，本书以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自建立伊始即受到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启示，这体现在学科概念、学科建制等各个方面，为此而使古代文论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学科之所以是“古代”的，是因为有着一个“现代”作为对比与前提，几乎每个批评家的工作都无法与这一宏大的趋势相脱离。但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又都是古代的知识素材，因此便又都有一将此现代性话语与传统知识相融通的过程，批评家们对二者融通的理解与选择，也就造成了各自在重建方式、研究模式等上的区别。当然，以之概括与甄别一个批评史家的活动还是不够的，为此，一是需要关注各自所属的更小一些的语境（包括个人的学术经历等），另一是需要注重批评史家在研究过程中向内的方面透进而择用的一些策略。以后者言，比如就涉及到各自如何在更大的指导原则下对研究方法的取择，处理材料的方式，对流脉与习例分判等技术化问题，这些具体策略的实施，还会使批评史家各自的研究特征更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见出本书在总体间架的设计上形成的一些主要思路，也就是从话语建构的整体入手，以核心问题及伸展逻辑为主要考察对象，层层下贯，借此而展示文论研究史不断后推的进程。无容置疑，这种研究路径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通透式”的解析，对于我们从一更广的背景与更深的逻辑上把握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史的构成与路向，是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与启发意义的，也是本书作为总体创新的特点之所在。

　　再述第二个问题。一般对古代文论学科史的考察，会偏重于前半个世纪的成就，加之由于能够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当时的研究史料并不算太多，因此也相对容易把握。很显然，后半个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所涉及的史料与问题都要庞杂、繁复的多，这也包括那些可能涉及的学者多属在世人物，不少讨论与研究的问题尚处在未有结论状态等，因此，是否敢于直面这一时期的研究，自然会对一部学科研究史著作的识力与胆力等提出挑战。但《研究史》却以很大的篇幅来展示该时期的研究，由此而使我们有关于这部分的期待也有了一个确定的落实。

　　自然，言及后半期的研究，还需要有所分辨，尽管对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学术体的回顾是不能回避与舍弃50至80年代研究的，故《研究史》对之也有兼述，但如实而言，在这一领域中，真正有气象、有较高学术价值与自成体系的研究却始于90年代以后，这与90年代后学术规范的讨论与提升，学术思维的渐趋成熟，以及全球化、后殖民等所引起的新一轮的中西文化关系讨论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等均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虽笼统而言后半时期，但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最为值得关切的却无疑是90年代之后的研究与思想进程，这也是《研究史》所瞄定的重点，由此可见其对这一学科发展的基本判断是确切的。

　　而一旦进入90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所要处理的问题当然就会随之急剧增加，仅由我目前所关心的范围看，就有如怎样评估这一阶段的实际成就，怎样合理、有致地梳理这一阶段的各种线索，突出这一阶段研究中的范式转化，等等。

　　目前在各领域的学术史撰述中，都会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会更多地将荣耀的冠冕赠与那些具有学科开辟性贡献的人物。如在古代文论研究中，像郭绍虞、罗根泽等先辈学者所获的地位往往会被看作是难以企及的，而对后进们的研究则会相对轻视或漠视。这有许多原因，有些是不便细述的。然而《研究史》并不那么认为，一方面，它在充分肯定先辈学者的创辟之功时，也敏锐地指出了他们的时代局限及留待开辟与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则以为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在多个方面有了新的推进，这表现在其所述的理论上更为广阔、学科上更为深化、功能上更为超越等。尽管对后世研究的评价力度尚可加强，但上述所论却是中肯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从而也就合理地确立起了该期研究在整个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地位，并为今后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可参照的坐标。

　　关于如何梳理与总结90年代后的文论研究史，也是所有试图有所切入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这包括需要认真地研究转换的学术与思想的背景，转换形成的各种新范型及其特征、各专题研究与分体研究推进的实况等，这不仅需要一种总体与复合的视野，以便揭示出蕴含其中的多重性意义，也需要深入到各项研究的学理内部做细微的探察，及有披沙拣金的识力，才能将真正有推进意义的价值成果发掘出来，而不是只看到一些支流的泛滥、重复性的扩大，及浮现于表面的话语表述与争论（所谓“现代转型”说、“失语症”说等）。如实而言，这些工作不是靠短时间的研究所能做到的，但从《研究史》提供的面貌看，本书还是对之做了尽其可能的努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两种新的研究范型的揭示与表述，其一谓“文化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的研究，再一谓“比较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的研究。在书中，文化诗学的视角不仅被视作90年代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范式类型，也是统合全书的一个意义评判标准，因此，它也必然会贯穿在对此范式以外的各种研究类型与方法的论析中，及借此而表示出本书作者的一种学理归属性。依据作者所述，此前文论研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即与“外部视角”的缺席有很大的关系，这是负方位上的证明。从正的方位上看，这个外部视角可由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等维度——总之以“文化”的维度之事实存在予以揭示，由此而肯定了一种综合研究的必要。经综合过的诸维度在意义上讲可称为“文化”，它也是内外之间起到黏合或“接合”诸原素的一种介体。从空间上讲，也可解释为是一种“场域”，而场域一旦与诗学或文论交织一起，并成为复合型“结构”的一部分以后，那么也就很难再分孰在其外孰在其内了。当场域编织了主体之后，也就同时转化为了主体的生命，如同“文化”既在诗学外，又在复合的过程中转化为了诗学之内。可见这一路径的确立，同时超越了曾经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颇具影响的、单一化的审美主义模式（内部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模式（外部研究），而显示出一种新的、旺盛的学术生产与知解能力（尽管对在文化诗学范型中，解释未必相同）。关于比较诗学路径，作者也同样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意识到这一路径在当代古代文论研究中愈益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但作者同时也强调了当今所谓的比较诗学实际上更偏重的是文化的比较，或已蕴藉在文化比较的含义中，已非过去所谓诗学体系或中西文论概念之间的单纯比较，也正因此，方能见出这一路径的“新”之所在。

　　在作者的理解中，90年代以来的这些变化，尤其是两种路向的展开，同样可借助于这一学科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来予以说明，也只有这样，对前后两时期的解释才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尽管作者谨慎地避免了用“后现代性”来解释近二十多年来的“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但依我所见，后现代性的意识依然还是内含在本书的叙述中的（如提到文化研究的兴起、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的展开等带来的影响），不然也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后期的中国文论研究会出现诸种范式上的转型，而呈现为一种与前期具有相当差异的面貌，除了学理技术上的增进以外，语境的变迁当然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论怎么说，毕竟前一现代性与后一现代性不是同一个现代性，那么由此推论，与近20年来古代文论学科发生关系这个“无形推手”当然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现代性。如果我们在这一概念的表述上能够更明晰与确定一些，那么就会对理解语境与话语的关系提供更多的便利。

　　总体上看，《研究史》是一部内容饱满、意义丰赡、创辟甚多的著述，所涉远非以上所述。我只是提出了两种考量的尺度，并以此分检本书实行的一些效果而已。最末想吐的一个感受是，在李春青教授的著述之后，我们如何还能再写一部新的古代文论学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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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视野中的长安

傅璇琮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12-16 08:00:00　光明日报

　　长安文化源远流长，长安文化的研究古已有之。晚近以来，有关长安研究的成果已颇为丰硕。但长安学概念及理论的全面系统提出并有所规划，则源于2005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李炳武馆长发表的《积极开展长安学研究》一文。目前虽得到部分学者的响应，但在全国范围，还未引起广泛注意。现在《长安学丛书》“综论卷”等八卷出版，另有十二卷也即将问世，既展示了海内外长安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又体现出当代陕西学界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愿念，必将使文化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研究的深广拓展更加充满信心。

　　20世纪前半期，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详见其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认为于关陇地区建立的北周政权，最初实力不强，但后来则合拼东部北齐，克制南朝萧梁;同时筹划“精神之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联接“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陈寅恪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其着眼点在于文化。我觉得，这应是长安学在上一世纪的学术渊源。我们可以就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讨长安学的治学历程。

　　长安地区的文化对于长期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撰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就已甚注意唐代士人在长安的活动。在论及中唐大历时文学创作，特提出当时有以长安为中心、江东吴越为中心的两个诗人群体，受到学界的注意(参见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后于八十年代前期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就着重论述各地士人应试，在相当长时期居住长安，加强文化交往，促进长安地区文化发展。我于八十年代，与霍松林先生同为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共同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经常来长安工作，更加深了对长安的感情。在我所著《李德裕年谱》的序言中，特为提及，长安作为汉唐京都的历史名城，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积累。现在读到长安学创新之作，“综论卷”等八书，确既有历史文化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唐以后，政治中心东移，长安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陕西地区仍有文化名家及成果不断涌出。在北宋，以张载、吕大钧、吕大临兄弟等为代表的“关学”，一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及至明代，关学人才辈出，吕柟、冯从吾等皆秀出一时，王阳明甚至感叹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南元善》)清代“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对于关学的承传与发展贡献颇殊，他们倡导“明体适用”、“匡时要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等主张，重视躬行实践，使关学走上笃实重礼的实学化道路，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及人文素养影响深远。全祖望即认为李二曲(李颙)“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鲒埼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20世纪以来，秦地的小说、电影也均甚有特色。美术之“长安画派”、文学之“陕军”、音乐之“西北风”、电影之“黄土派”，再次引起大家的注目。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辉煌的汉唐文化，共同为长安学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化汇合交融而成的。欲深入研究之，就必须注意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各区域文化，因此地理或地缘文化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是必要且有价值的。长安位于我国腹地，“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旧唐书·郭子仪传》)，历史上确有多个王朝设都于此，正如杜甫所谓“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八首·其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千余年的文化绵延，使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卓越的研究价值。虽然对于长安文化的研究千百年来并未间断，然而对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一直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整合，因此以地缘关注为重点创设长安学学科，对长安文化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是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

　　长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地域文化的探讨，更是对时代精神文化的整合。长安作为汉唐故都，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又因曾处于政治文化中心而一度具有主流文化的特征。对于长安学的研究，其实也是对于历史上影响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范围的精神文化特质的关注与探究，对于构筑新世纪民族精神家园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特别是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兼容并蓄、开放进取的时代，文教昌盛，文明远播，彰显着博大恢弘的气象。这种盛世文化的精神气度应当为长安学研究所吸纳和重视。从目前的学科构想来看，长安学是极具包容性的一门学科，在地缘文化的牵引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综合研究视野为长安学的阐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于不同门类学科所共同蕴涵的精神特质的开掘与融会贯通，可以更为系统深入地揭示盛世文化的内涵，为陕西文化建设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摘自《长安学丛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