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年节的集体记忆
□张志春
一
在我们的目光中，冬至在传统节庆的谱系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节日。记忆中，冬至是漫漫冬季中白天变长的开始。这是幼年时从母亲教的童谣中获得的这一时令智慧，且在这个层面上把冬至和年节拉在了一起。那歌谣是这样的：“过冬至，长枣刺；过五豆，长斧头；过腊八，长杈把；过一年，长一椽。”我们知道，冬至是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昼一天天长起来，黑夜一天天短下去；寒冷渐渐式微，阳气渐渐升起。在歌谣中，年节似乎招手示意一般与冬至遥遥相望，仿佛久别的亲人从远处走来，在盼望中走近。而白日的长度则如一个鲜活的生命，不断地增高长大，让人欣喜。而这一切，都没能使冬至的名分跨越一般节令的阈限。文史资料中，这方面的描述更为清晰透彻：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通纬·孝经援神契》：“大雪后十五日，斗指子，为冬至，十一月中。阴极而阳始至，日南至，渐长至也。”诗人杜甫在《冬至》诗中说得好：“冬至阳生春又来。”……但是，冬至有时的名分让我们存疑。这是冬至应有的名分吗？其他节日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牵连和美誉？
其一是如年、如元旦。清人徐士宏《吴中竹枝词》就记录了“冬至大如年”这一句响彻古今的俗语。《深泽县志》也记载着“冬至，祀先，拜尊长，如元旦仪”，等等。这是明确将冬至名分叠加于年节的历史告白。屈指细数，四时八节中，谁敢与年相提并论呢？而能够与年比肩而立的节日，应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上述资料都是概括性的宏大叙事，那么看看白居易的《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初读，或许以为只是写透了冬至日深切的佳节思亲之情，但若结合陆游《辛酉冬至》诗“今日日南至，吾门方寂然。家贫轻过节，身老怯增年”来读，把冬至看作是天增岁月人增寿的节日来看，更深层的意味则不言而喻。
其二是亚岁。在对资料的阅读中，笔者发现，古人提起冬至来头甚大。或称“亚岁”，即仅次年节的亚岁。如七步成诗、才高八斗的曹子建《冬至献袜颂表》所颂祝的：“伏见旧仪，国家冬至……亚岁迎福，履长纳庆。”再如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浙江临安》：“冬至俗名亚岁，人家互相庆贺，一似新年。”曹植说冬至为国家节日，可见其神圣庄严；胡朴安说其俗名，可见其在民众中传播早已约定俗成，成为不思量自难忘的集体记忆。这里似说冬至在一年的种种节庆中是仅次于年节，或许多少仍带着年节的风采与威仪吧。
其三是冬至前夜称为除夕、除夜。如《江南志书》记嘉定县风俗：“冬至，邑人最重，前一日名‘节夜’，亦谓之‘除夜’……”；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予读《太平广记》三百四十卷有《卢顼传》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袁枚这位清代生龙活虎的浪漫诗人，认真地考证一番后，在《随园随笔·天时地志》中郑重其事地下了断语：“《天平广记·卢顼传》‘是日冬至除夜，卢家备粢盛之具’是冬至夜亦名除夕”；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吴中岁时杂记》记载江苏冬至风俗时说：“节前一夕，俗呼‘冬至’。”
还可以举出一些文献例证，但这些足以说明了冬至的名分并非是一个自足格局，它确乎极具张力，似乎在搅混或颠覆着什么，有着让人想象与联想的辐射与衍化。而且，如同射线一样朝着一个固定的目标，让我们明确，冬至是要与年节携手结伴同车向前的，也让我们困惑，冬至何以攀附年节，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它们有内在的联系吗？
二
不只名分，更多的资料与活态的民俗都说明冬至更有着年节一样的仪式。
其一是饺子圣餐。任聘的《中国民间禁忌》一书径直将冬至食饺子的意涵与年节完全一致起来：“冬至日，作馄饨为食，取天开于子(按干支计算，农历十一月属子)，混沌初分，人食之可益聪明。”饺子在今日人们眼中自属美食之列。张学良当年在夏威夷说过的“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过饺子”，今天已经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语。远在日本的周星教授已将饺子褒扬为礼仪食品和国民食品了。平常美食过把瘾且不去说它，作为春节第一餐，过大年的饺子却是固定的模式，随意挪移不得的。饺子初名馄饨，作为美食，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它意味着破混沌、开辟新天地的崇高意义。因而在漫长的时间链中，在幅员广大的地域平台上，在中国人心灵最圣洁的地方，饺子都有着特别的意味。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一点上敢于和年节较真的仍是冬至，因为冬至吃饺子是一个覆盖面相当广阔的话题和饮食行为。在乡村家家户户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在机关和学校的菜单上，在各种主流媒体的节庆话语中，甚至在常见常新的手机短信祝福中，饺子已经成为冬至的意象了。
其二祀祖，拜尊长。《深泽县志》记载着：“冬至，祀先，拜尊长，如元旦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吴中岁时杂记》记载江苏冬至风俗：“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中华风俗志·江苏仪征》：“十一月冬至节，丛火，祀家庙、福祠、灶圣，拜父母尊长”云云。祭祖拜尊并非单纯地纪念祖先，敬重长辈，而是一种权力象征和秩序象征的仪式。供桌献饭，磕头作揖，笼罩着生命的神圣氛围。在这里，现实与过去联系起来。也许是中国人特有的历史感、亲和力，与这种传承数千年的仪式有着内在的关系。
其三是新衣贺节，亲戚往来。徐士宏《吴中竹枝词》：
“相传冬至大如年，
贺节纷纷衣帽鲜。
毕竟勾吴风俗美，
家家幼小拜尊前。”
勾吴即泰伯建立的勾吴古国。诗歌直接道出冬至如年的风俗，又是衣帽焕然一新啊，又是晚辈敬拜尊长啊，这岂不是年的庆典模式么？诗歌说得从容，冬至如年似乎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相传”。但十口相传为古，在民间口头传承的历史中，冬至节庆规模之大、地位之高、享祀之隆俨然如同辞旧迎新的年节。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习俗渐渐风化消隐了，只留给我们一些远古的蛛丝马迹期待联想。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吴中岁时杂记》记载道：“冬至大如年。郡人最重冬至节。先日，亲朋好友各以食物相馈赠，提筐担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盘。节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迭燕饮，谓之‘节酒’。女嫁而归宁在室者，至是日必归婿家。……诸凡仪文，加于常节，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谣。”
冬至日如此醒目的位置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仍得到全民性的保持和记忆。官民同贺的节庆记载随处皆是。周密《武林旧事》：“冬至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中华风俗志·江苏仪征》：“十一月冬至节，……设家宴，亲戚相贺，与元旦一例”；《江南志书》记嘉定县风俗：“冬至，邑人最重，……官府民间互相驰贺，略如元旦之仪。”
在这些星星点点的历史文献中，在前人一再描述的文化惊奇中，我们似乎有着远远眺望的轮廓感，对冬至节的形象突然有所悟并产生新的构型。因为这些话语的字里行间弥漫开来的，或许就是在历史烟尘遮掩的往昔中，冬至或多或少曾有年的意味；或者在我们今天未曾开掘的某时段的文化层中，冬至节曾焕发过年节的辉煌与尊严。
三
果然，在历史的记忆中笔者找到了一丝线索，远古的冬至确乎被认为是一年之中颇为特殊的节日。
《周礼》中有“祀昊天上帝于园丘”之说，注谓“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淮南子》有“冬至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的记载。如此这般的朝贺享祀规模与级别，无疑引导着我们的思绪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延伸开去。
据《史记·历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分别以现今农历的正月、腊月、冬月为岁首。联想到周代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新年会叠加在冬至节上吗？而《诗经·豳风·七月》所描绘的周人在田禾丰熟之后庆祝狂欢的场面“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之后，不就是十一月开始过年了？那可是冬至所在的时间啊。“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令我们感受到了年节的狂欢热闹与庆贺祝福的味道。从历法上说，向前一点，商以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向后一点，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依然，那么，冬至节是否就裹掖在周历的那个岁首之中，而曾经享受到辞旧迎新的殊荣呢？清人蔡云一首七言绝句《吴觎》更是透出了尘封于历史的深层信息：
“有几人家挂喜神，
匆匆拜节趁清晨。
冬肥年瘦生分别，
尚袭姬家建子春。”
诗句是说挂喜神祀祖拜尊的民俗活动热闹异常，那隆重规模似乎大于元日年节，弄得有点冬肥年瘦的味道。末句是说这原也正常，只不过重温历史的记忆，沿袭周代的年节罢了。可见周文化的民族记忆是多么深沉。后来，司马迁等制太初历，仍从夏历，以正月为岁首。于是冬至成为二十四节气之一，似乎边缘化了。但在大众的集体记忆中，过冬至仍是那么温馨，仍是过旧年，人们仍要拜贺走访，仍新衣美食，在历史性地淡化中仍保存着那感觉，那仪式或浓或淡地惯性地延续着。
倘若向前追溯，更有惊喜出现。据《封禅书》载：“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这就是说，黄帝时的己酉年元旦正是冬至，是“得天之纪”，就以冬至为元旦，天地轮回以此为原点，“终而复始”了。后人看重冬至，隆重节庆，不只是“尚袭姬家建子春”，“冬至曾是年”从人文始祖黄帝时代就已开始了。
综上所述，冬至这一节令，在历代活态生存的民俗生活中，不只有着与年节相似相同的名分，还有着历代传承的与年节相同相似的庆贺仪式。这一文化现象源于冬至曾为年节的集体记忆。在周代，在从神话向历史迈进的黄帝时代，冬至有着一岁之首的尊贵与辉煌。如果现在有人说新年从冬至开始，我想那并非勉强的说辞，而是确有实据且底气十足的集体追溯与回忆。当然了，对于冬至年节原生态状貌的想象、描绘需要更多的文献挖掘和深层解读，还需要大量的田野作业和文物考古提供多重证据才行，而这一切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日。但不可怀疑的是，在我们先民的生活中，冬至曾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成为年节活动的文化平台。虽说后来渐渐边缘化了，但往昔曾有过的印痕不断地投影于未来，以致今天仍会接受到“冬至大如年”的种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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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熊建军 于 2009-12-22 22:11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