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民

1937年底黄现璠留学回国后，翌年夏，进入广西大学（一般简称“西大”，下同）任教……1940年8月，黄现璠在西大升任副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课。1941年5月，《国防周报》在桂林创刊，邀请陶希圣、欧阳予倩、萨孟武、黄现璠、焦菊隐等人担任编撰委员，黄现璠随即在《国防周报》上开辟了“汉族对外抗战史”专拦，相继发表了《明代剿倭之广西女将》（《国防周报》第二卷第四期）、《汉族对外抗战史》（第四卷第七、九期）、《汉武为争汉族之生存而战》（第四卷第八期）、《五胡乱华北方民众之抗战》（第五卷第二、四、五期）等文章，文中把史为证，匡正时惑，唤醒民志，激昂士气，满腔抗日热血，是时尽贯注笔端，秉笔直书：“明代朝中人有惊倭寇兵刃之利，作战之勇，一如今日政府中主和派之庸俗，畏敌人飞机众多，大炮利害，而不知彼之杀戮，无论如何惨毒；彼之武器，无论如何先进；彼之作战，无论如何勇猛，结果终将为我所灭。明代之事实如是，今日亦莫不然。世人若不信，将来事实，可以证明。”“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对外，抗战必将胜利。”〔注1〕“可谓抗日情热和浩然正气跃然纸上，充分体现出一位一流史学家洞察时事的历史眼光和科学预见的深邃能力。”〔注2〕     

       1941年8月，黄现璠接受中山大学“教授”骋书，随后转到广东省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史学教授，成为壮族历史上第一位大学教授，亦是广西崇左地区首位大学教授。〔注3〕
  
       黄现璠在中山大学讲授“断代史”之余，继续着此前开始的民俗学研究。黄现璠对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最早可以追溯到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的《唐代社会概略》一书，书中专列“第二章风俗”，开启了自己研究“风俗民俗学”的序幕，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开路先锋之一。   
   
       纵观中国民俗学史，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同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的序幕由此开启。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 “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首次揭示研究歌谣的目的是文艺的与民俗学的。1928年初，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期刊和丛书，并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影响颇大。30年代初，杭州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继承并发展了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这方面的学术工作。当时揭开民俗学研究序幕的学者大都是各学科的名家，如刘复（刘半农）、沈尹默、胡适、周作人、鲁迅、沈兼士、钱玄同、顾颉刚、常惠、容庚、容肇祖、林语堂等人。然而，这些学者大多偏重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取向，〔注4〕而且在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大多浅尝辄止，惟有顾颉刚、常惠、容庚、容肇祖仍有坚持。顾颉刚、常惠、容庚、容肇祖、郑振铎、闻一多、赵景深等人的有关民俗学研究，主要涉及“口头民俗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谚语、谜语、绕口令、民间歌谣、史诗等）的领域，其研究成果影响广泛，尤以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妙峰山》等作品影响较大，正如钟敬文指出：“北京大学的顾颉刚先生就以青年历史学家的身份，参与了民俗学的研究。他那时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至今还很有名，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民俗学者，都很少能有人比得上他。”〔注5〕然而，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向和主要精力长期投放在其他领域，并未长期专研于民俗学及其相关领域。而将学术生涯中大部分精力投放在民俗学和密切相关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早期学者，似乎只有江绍原、黄石、钟敬文、娄子匡、杨成志、黄现璠等人。
   
       江绍原和黄石的民俗学研究重点在“风俗民俗学”（包括家族制度，社会制度，婚丧祭祀、迷信、游戏、民间舞蹈、民族音乐等）和“宗教民俗学”（包括民间宗教、佛教、道教、灵魂转世、妖怪、占卜、巫术、民俗疗法等）。钟敬文、娄子匡、杨成志的民俗学研究重心是“口头民俗学”，这也是1936年之前中国民俗学“发起期”和“形成期”的最主要研究领域，正像1936年曾有学者对此前的中国民俗学研究概况所作的评说：“兹就其资料收集及研究经过视之，则知其主要题材为歌谣，为传说，为故事，为谜语谚语，统言之，即以民间文艺为主，而社会风尚习尚尚居次焉。此则以求得‘白话文学之历史根据’为出发点之我国民俗学运动（指民七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自亦难免于文学渲染，然距吾辈所期望之民俗调查和研究尚远。”〔注6〕此说符合当时事实。顾颉刚便承认在中国民俗学初创期存在缺乏研究深度的欠点，即便是黄石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展开的“妇女风俗”和“民俗事象”的研究，已经不再停留于早期民俗学的描述阶段，“而是尽可能利用特定的理论知识对各种民俗事象进行解释，体现了现代学术研究的特点。”〔注7〕然而，黄石的“解释”依然浮于表面，疏于蚀精剖微的考证。黄现璠或许看到了早期民俗学描述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欠点，看到了早期在“物质民俗学”（包括民间美术、民间饮食、民俗服饰、民间建筑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匮乏，因而他在“物质民俗学”方面尤为注力，特别是在考证民俗事象及其演变上狠下功夫，这从他在1941-1942年间以《扫荡报•文史地周刊》为阵地发表的大量“历史民俗学”的学术论文中可见一斑。

        黄现璠有关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最初始于“风俗民俗学”，1936年3月他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著《唐代社会概略》一书中，专列“第二章风俗”，细分七节，专门论述唐代社会的“跳舞”、“女子化妆”、“戏剧”、“打毬”、“拔河”、“酺”和“婚姻”。一些学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将这些内容归为社会生活史或社会史的领域，正如胡戟等教授指出：“如果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为界，回顾人们对唐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大致可以发现有许多含糊混淆的问题，例如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实际上是把社会史等同于社会发展史、社会形态史。其后，一些学者则把‘社会史’研究理解为民间风俗史、民族生活史，还有学者将政治、经济等制度统统纳入社会史的范围，内容非常广泛。例如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为阶级，第二章为风俗，第三章为，第四章为交通。其中‘阶级’  介绍了贱民、娼妓、劳动者、贵族、坐食者等不同阶层。‘风俗’介绍了跳舞（内有日本民俗相关论述）、化妆、戏剧、体育、婚姻等风俗习惯，这些内容显然是社会史的范围。”〔注8〕这种认识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有其合理性，而从“民俗学”的角度看，黄现璠于书中论及的这些风俗内容同样可以归为“风俗民俗学”或“历史民俗学”的领域。
   
       民俗学和历史学虽为不同的学问或学科，但两者有着密切关系。〔注9〕美国民俗学先驱乔治•戈姆在1908年出版的《作为历史科学的民俗》（《Folklore as an historical science》），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日本则办有《历史民俗学》学术期刊，在日本京都学园大学人间文化学部设有“历史民俗学”专业。所谓历史民俗学，一般指研究历史上的民俗事象与民俗理论的学问或学科。民俗事象研究是对综合的或单项的、通时的或断代的民俗事象的探究与叙述；民俗理论研究是对民俗事象的思想史、理论史（包括搜集、记录、整理和运用它们的历史）的探究与叙述。历史民俗学虽然探讨历史上的民俗事象，但注重的是民俗属性的研究，本质上是以民俗学为前提的，因而属于民俗学领域。历史民俗学研究在资料利用上通常以历史资料（文献和文物）为主，极少利用现在现地现场资料（田野调查得到的观察、记录、口述资料和对实物进行科学测定后得到的数据资料）。中国早期民俗学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大多以文献为主，诚如有识者明确指出：“先期的民俗学家倒更偏爱收集和爬梳史料文献……这与中国民俗学包括田野调查在内的理论水平不高休戚相关。面对不熟悉的田野作业，先驱们无可厚非地运用其擅长的传统治学方法，当然，民俗学的传承性特点也煽发了他们对故纸堆的厚爱。”〔注10〕即便1927-1937年中国民俗学形成阶段的田野作业水平有所提高，也是个别事例。至于这一时期的田野调查行为的普遍频繁和范围扩大，不能一律归为民俗学领域，许多涉及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为此，黄现璠的早期民俗学研究，依然呈现出那个年代难以避免的时代特征，几乎完全运用其擅长的传统治学方法，爬梳史料文献从而对民俗事象加以综合的或单项的、通时的或断代的探究、考证和叙述。
   
        黄现璠的早期民俗学研究，从研究意识上看，或许源于他的导师钱玄同和学友容庚、容肇祖两兄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研究主题上看，或许源于他的导师、日本东洋考古学之父和东洋民俗学先驱原田淑人的研究成果的启发。早在1921年，东京丸善书店便出版了原田淑人所著的《支那唐代的服饰》（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1925年，东洋文库又出版了他的《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东洋文库论丛第4）一书。这些都属“物质民俗学”的领域，日本学者归纳为“生活”（包括衣食住和民具等）民俗学。〔注11〕黄现璠于1937年留学日本期间在他的师友萧一山创办的《经世半月刊》上发表的《中国发装考略》（第一卷第十二期）一文，即属“物质民俗学”领域。继而在1941-1942年间，黄现璠在《扫荡报•文史地周刊》上相继发表的《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番薯传来考》（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上、中、下）《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上、中、下）等论文以及1943年他在中山大学的《中师季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男女服装之研究》（第一卷第一期）、《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第一卷第二期）等，皆属“物质民俗学”或日本学者所说的“生活”民俗学领域。
   
        从研究对象、主题和方法上看，黄现璠的民俗学研究自成一格，具有创新性，这表现在多方面，简述如下：
   
        从研究对象上看，黄现璠的早期民俗学研究对象虽然以汉族民俗为主，但同时兼及少数民族民俗。他在1937年发表的《中国发装考略》一文，主要谈及的便是少数民族“发装”。论文“诸论”开篇说：“古来蛮夷戎狄，人情风俗，多与汉异。”接着运用中文、英文史料对汉族人的“束发”，满族蒙古族人的“辫发”，藏族人的“被发”，回族人的“剪发”，东胡人的“秃发”展开了细论和精考，最后总不忘以“黄现璠致用新史学”中习用的画龙点晴的“现在式独白”作结尾，谓：“观其‘剪发及眉’、‘断发齐项’，固与今人剪发无异。顾今人剪发，皆谓采自欧风，‘数典忘祖’此之谓欤。”〔注12〕而他于1941年发表的《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和《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则为专门论述蒙古族民俗的论文，实属当时难得一见之作。
  
        从研究主题上看，黄现璠于40年代前后展开的“物质民俗学”研究，拓宽了中国早期民俗学的研究主题。一些学者将其研究成果《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列入“中国饮食史”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的先声成果，〔注13〕似乎归入历史学领域，这有其认识的合理性。而从民俗学的角度看，“食器与食礼”虽然探讨的是历史上的民俗事象，但注重的是民俗属性的研究，本质上属于民俗学的领域，即属于“物质民俗学”或日本学者所说的“生活”民俗学领域。正因如此，黄现璠于1941年9月在中山大学任教后，曾将自己此前的相关研究成果汇集报送中央教育部，申请研究经费，获得批准。他继而在整理前作和补充的基础上于1948年完成书稿—卷，题名《中国起居饮食礼节史》，寄送上海正中书局审阅，双方签订了出版合同，黄现璠获预支稿费法币2000万元，中正书局出了样书（见附图13），后因上海解放，书局解散，未能发行。黄现璠经逐年增补，于1956撰成两卷，又寄送北京人民出版社，该出版社审查一年。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前，黄现璠赴京出席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与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获预支稿费700元。后因“反右运动”中黄现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民出版社单方终止了出版合同，他退回稿费。然而，黄现璠为此没有气馁，再接再励，在原稿基础上经过多年修改增补，撰成上、中，下三卷，改名为《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1979年，黄现璠右派冤案平反昭雪后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人民出版社为信守当年合同，派人与他接洽，有意出版其著《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黄现璠对前稿修改后改名《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 》，尚未校定寄出，1982年他即告病逝。“中国生活学”和“生活人类学”是黄现璠在中国学术界首次提出的学术概念，〔注14〕创新性不言而喻。而黄现璠的遗稿《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当中，便有不少内容可归入“物质民俗学”或“生活”民俗学领域。
   
        事实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初创期的民俗学，似乎都与历史学、文学、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密切相关，难以明确区分。初期的德国民俗学源出于宗教领域的神话学；英国民俗学源出于文化人类学；法国民俗学与人类学、社会学长期密不可分；美国民俗学源出于民族学；日本民俗学源出于体质文化学；〔注15〕中国民俗学源出于历史学。历史学家顾颉刚当初研究孟姜女的初衷，便是由古史研究引起的。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一条蕴藏着丰富的中国民俗和民间传说的“矿脉”，可惜没有被顾颉刚充分开采，他只在矿脉中零敲碎打掏出一些趣闻轶事传说以印证古史。而历史学家黄现璠在学问世界发现这支矿脉后，一直却在断断续续地尽力开采。他试图找出民俗矿脉的来龙去脉，探觅演变之迹。从其作品中，我们一窥他“开矿”（研究）的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黄现璠善用“多重史料立证法”对历史上的民俗事象展开研究，探讨其演变，这与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从乔治•戈姆的著作中提炼得出的“重出立证法”以探讨日本民俗事象的历史演変有着异同点。相同点是两者皆注重综合的、通时的研究，注力于探明演变之迹；不同点是黄现璠早期的民俗学研究只运用多重文献史料，似乎与他的导师、日本东洋民俗学（研究领域以中国民俗为主）之父原田淑人同一路数。而柳田国男不仅运用文献史料，还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和运用乡土调查资料。〔注16〕
  
       至于运用历史文献对历史上的民俗事象的精细考证，黄现璠比日本早期学者更胜一筹。在黄现璠于1941年相继发表的《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论文中，他首先介绍了西周时期的《周礼》中所说的九拜之礼，即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而九拜莫不拱手。继而他对“拱或拱手”、“揖”、“拜与空首”、“稽首顿首”、“振动”、“吉拜凶拜”、“肃拜”、“席地而坐”、“雅拜”等问题展开了细考和详解。接着对古代跪拜礼节的演变展开了论述，从西周之“跪拜礼”谈到唐代之“立礼”。最后以一小段画龙点晴的“现在式总结”试图启发读者，谓：“时变礼异，古之百拜，不知其难，今之三跪九叩首，未见其异。居今之世，返古之道，可谓食古不化。以握手而非稽首，亦未免数典忘祖。所以交际之仪，跪拜之礼，实不足为古今中外文野之判。”文中考证之细，实为中国早期民俗学研究中非历史专业的一些学者的成果望尘莫及。故有识之士称黄现璠为“中国历史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绝非溢美过言之词。
  
       在黄现璠于1941年相继发表的《我国坐俗古今之变》、《日本人之坐法》和《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的系列论文中，他不仅运用深厚的考据学知识对自古至唐的“席坐形式”、“床”、“蹲踞”、“箕踞”、“胡坐”、“跪跽”、“和坐”、“席床（坐卧之床）之坐”、“胡床与榻之坐”（见附图14）、“汉魏以来之跪坐”、“唐代之垂足坐”进行了逐一深入细析的详考，而且还对始于唐代“椅坐形式”的“宋代之椅座”以及“日本人坐俗”和“印度佛教坐俗”进行了入精剖微的分析和考证。他将日本人古来的坐俗归纳为“真”、“行”、“草”三类，认为这三类坐俗虽然源于中国古代坐俗之影响，但经过长期演变，到了近代已是自成一格，“可谓世界奇异风俗之一”。黄现璠于文中运用高深的“音韵学”知识对“榻之古音”古韵以及各地方言进行了详解，认为“榻”之坐具有可能随佛教传入中国而来自波斯，继而对波斯语“榻”之发音展开了分析。这一系列论文贯穿的综合的、通时的民俗研究特点跃然纸上。而黄现璠在中国早期民俗学研究阶段中独具慧眼展开的对外国民俗的专题研究，在当时更是屈指可数。仅在《我国坐俗古今之变》长篇论文中，黄现璠不仅运用了大量传统的经史典籍文献，同时还运用了不少唐诗和一些古代书画文物史料以及少量的外文史料，充分展示出他独具一格的“以诗证俗”和“多重史料立证法”的独门研究功夫。〔注17〕
  
       至于贯穿于“黄现璠民俗学”始终如一的宗旨——“系统研究从而追求民俗的变迁沿革”，可从他在长篇系列论文《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中的“引言”窥其要义：“自古服装，作之者，代各异制；言之者，人各异词，向无人作系统之研究。清人雷鐏《古经服纬》、江永《深衣考误》、任大椿《弁服释例》，近人王国维《胡服考》、许地三《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贺昌群《唐代女子服饰考》、尚秉和《裤子考》、日人原田淑人‘唐代之服饰与汉魏六朝之服饰’等，皆名作。顾不限于专题，即囿于断代，欲求其变迁沿革，仍不可得。其他如《太平御览》之服章部及历代笔记小说之断片记载，更无论矣。作者不敏，从事此研究，拟作初探。”〔注18〕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结束了对汉族历史上的民俗事象的研究，将研究重心转入中国少数民族的民俗研究。这如同他研究历史先从汉族开始进而转向壮族的路数一样。他的这种学术研究的转变，主要得益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确立和实施的“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光辉政策，使得全面展开少数民族研究开始成为现实。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作为新科学为自己确立的共同任务，就是试图将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流毒及其中毒至深的“自恋者”消除干净，与此同时确立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平等地位。尽管在这一“任务”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自恋者依然层出不穷，企图变相干扰，但事实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螳臂扼辙，徒留后人笑柄而己。黄现璠显然深刻意识到了这种历史变化和难得的历史机遇，因而他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坚定贯彻执行共和国制定的“民族平等”政策，竭尽全力地为完成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领域的科学新任务努力奋斗。正如陈吉生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各族人民终于翻身当家作主。从此，中华民族不再任由外人欺辱。黄现璠师为之兴奋，他将历来对中华民族的忧思情感着重转向了广西少数民族，将精力和热情放在了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研究事业中。他的治学重心转到了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上，尤对本民族（壮族）倾注心血，不惜穷半生之力。”〔注19〕
   
        黄现璠的一些有关少数民族的民俗研究成果，笔者将在接下来的“黄现璠民族学”相关的调查、研究及其成果的详细论述中夹叙夹议，于此不赘。概而言之，黄现璠的民俗学研究，体现出中华民族民俗学研究的综合性特点，绝非许多只沉迷于汉族民俗学研究而对少数民族的民俗视若无睹或不屑一顾的单一研究者所能比拟。
      
        综上而言，国外学术界有识之士称黄现璠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先驱”，〔注20〕当属实至名归。

注：

注1：引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241、2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注2：引自陈吉生撰：《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注3：参见《壮族第一位教授》，载《广西民族报》第381期，1999年12月31日；《壮族首位大学教授为英雄韦拔群立传》，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10月22日；《广西崇左首位大学教授黄现璠》，载“中国西部开发网”，2013年7月15日。崇左，即今崇左市，辖江州区和扶绥、大新、天等、龙州、宁明5个县，代管县级凭祥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人口234.77万，其中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8.3%。

注4：参见高丙中撰：《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载《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注5：引自钟敬文撰“序”，收入晁福林著《先秦民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注6：引自《民俗学复刊号——兼评我国民俗学运动》，载《大公报•科学周刊》第10期，1936年11月14日。

注7：引自赵世瑜撰：《黄石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注8：引自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7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

注9：参见（日文版）赤坂宪雄著：《民俗学和历史学——纲野善彦与阿兰・科尔班的对话》，藤原书店，2007年1月。

注10：引自李伟峰撰：《浅析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1918-1937)的田野作业》，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注11：参见（日文版）福田アジオ、宮田登编：《日本民俗学概论》， 吉川弘文馆，1983年1月。

注12：引自黄现璠撰：《中国发装考略》，载《经世半月刊》第1卷第12期第28、40页，1937年7月。

注13：参见徐吉军、姚伟钧撰：《二十世纪中国饮食史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

注14：参见黄现璠遗稿：《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载《广西社会科学》1～12页，2007年第3期。

注15：参见（英文版）Bronner, J. Simon：American Folklore Studie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6；（日文版）大藤時彦遗著：《日本民俗学史話》，三一书房，1990年2月。

注16：参见（日文版）佐伯有清著：《柳田国男与古代史》，吉川弘文馆，1988年3月。

注17：参见黄现璠著：《中国起居饮食礼节史》（样书，未发行），上海中正书局印，1949年2月。

注18： 引自黄现璠撰：《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引言”，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七十一期，1942年7月10日；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2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注19： 引自陈吉生撰：《为学贵自辟一一忆桂海学术泰斗黄现璠》，载《肝胆相照》第249页，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2007年12月。

注20： 参见西班牙文版《中国古今名作家》（原书名《Escritores en chino》）第6-7页内收“黄现璠传记”（“Huang Xianfan”），USA， Books LLC , May 27, 2011.国际书号ISBN-10: 1231387319，13: 9781231387313


【本文节选自《20世纪中国学术事业奠基人之一——黄现璠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载《扶绥名人传》第一辑第78-15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ISBN 978-7-219-08568-4/K·1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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