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科的大窘境
——忧郁的民俗学札记之一
岳永逸
这组札记是为母亲写的！
之所以为母亲写，因为已经生病数年的母亲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写错了，她也看不到。但事实上，不是别人，正是神清气爽与恍恍惚惚的母亲教会了我思考与坚持。
这组札记也是为母亲们写的！
2011年4月，与身价已经上亿且不需劳心劳力而是轻松生活玩胶片摄影的老陈到了安徽祁门的深山。车窗外高高低低的金灿灿油菜花和起起伏伏的浓郁翠竹看烦了，就聊起了家常。祁门是同车朱兄的故里。朱兄唠叨着儿时的艰辛和母亲经常早上三四点就起来送儿子出山上学的坚韧。我顺势也就说了：“大家小时候都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出生，从山里奔到城里的乡下人，总是对土地、母亲有着深深的眷恋。我读研究生时，每次离家，母亲都会站在山脊上目送我远去。其实，我很怕这样的场景。因为每次以为母亲已经回去而不经意回望时，站立到更高一点地方的母亲还在遥望我，虽然人在一点点地变小，但似乎母亲花白的头发总是在随风起舞。于是，离家时，我尽力不回头。”没想到的是，过了好一阵，在一个山崖小憩时，老陈对我说：“你呀你，说到你妈送你的情景，我眼睛都湿了。”
但是，在都市生活方式迅疾吞噬乡土的当下，我们山里的文盲母亲的晚年面临着比我们更多的精神困境。污浊、拥挤的城市她们住不惯，乡土又是那样的萧瑟苍凉。要年迈的母亲改变她们早已熟稔的乡村生活习惯无疑是残酷与残忍的。于是，她们的日常生活不少都是这样的场景：没有绕膝的儿孙，从不打开的电视，颤颤巍巍的走路，独坐和呆望。天下之大，哪里是老母亲们安身的地方？
这组札记还是为我自己写的！
这个世界，似乎每个人生活得都不满意。80后喊房价太高，90后喊工作难找，00后说奶粉不好……。法国人乔治·巴塔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一种在厌恶面前不会瓦解的思想，需要一种在将可能性的探索进行到底的时刻不回避自身的自我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些散漫的文字是写给我这个现在与母亲天各一方的自己的，当然也是写给时刻关注我们自己当下生活何以至此的位居边缘的民俗学的。
以下为本组札记第一篇《小学科的大窘境》。
——老岳
5、6月份是内地高校的“忙月”。这里的忙月有两层含义，即老师和学生都忙。老师们忙着写评议、参与答辩。临毕业的学生们忙着最后的冲刺，修正论文，准备答辩，最终在紧张、热闹、繁忙中穿戴上属于自己的礼服，参加毕业典礼，走上人生新的旅程。这里的“忙”更多的是赞许，强调热闹、红火与丰收之象。但是，这个忙月也可称之为“盲月”！
盲月之说主要针对即将毕业的学生这个群体而言。近年来，历届高校毕业生在繁忙的5、6月份也面临巨大的困境，如在平坦的街道行走又没有盲道的瞽者，迷茫、焦虑，并充满了忧伤，低迷、绝望的情绪裹挟着多数即将毕业的学生。因为，这些读完了本科、硕士、博士的高学历的年轻人，亲友满怀期待能有好工作过上好日子并使自己能沾上光的年轻人，仍然受“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之类传统观念支配的年轻人，很少能有个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不但不能学以致用，不少人甚至连工作都没有。这一切，舆论媒体，聪明的专家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用了“就业难”三个字进行归纳总结，还说出了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高校一度盲目的扩招，大学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年轻人心比天高的期待，用人单位的苛严，保守的传统观念的兴风作浪，等等。与此相应，不仅是学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都面临着巨大的质疑。名片上常常印有硕导、博导头衔的教授们如聪明的货郎，有意无意地装扮成瞽者，视而不见，将没有新意甚或拼贴粘连的毕业论文和谐掉后放行，使之蒙混过关。
这种萦绕大学校园的热闹的繁忙与低迷的忧伤的混合物，即忙月与盲月杂交后的畸形儿就是盲动。不仅是一般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校，就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这些被称颂的名牌大学在这个盲月，也时不时地爆料出跳楼、上吊等自杀事件。不仅是相对冷僻的人文学科的学生有此盲动，一度炙手可热的计算机等应用学科也有此盲动。不仅是貌不惊人的自卑者，才貌出众、才美外显的优秀者同样有此盲动。当然，被我们的文化与社会长时间称之为“天之娇子”的当代大学生、研究生的自杀不仅仅是工作问题，有的还与论文写作、情感问题、家庭问题纠结一处。其深层症结既与整个教育体制相关，还是深层社会问题和层累矛盾的枝蔓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被专家和媒体近几年格外关注的“蚁族” 信息的播布，更加深了高校这个盲月的忧郁。
这一周期性频发的盲动不但使得管理者们如临大敌，谨小慎微地如履薄冰，家长们也同样战战兢兢，担惊受怕。在蔚蓝天空下，不是防晒霜、太阳帽就能遮挡的炙热，而是汗流浃背，挥之不去、欲罢不能，让人窒息、揪心的闷热。闷热不乏闷骚的盲动使得火红的五月反而有着丝丝的阴冷，死寂，如单调而高亢的蝉鸣，沁人骨髓。在此背景下，再来关注民俗学这一小学科的生存境况及其研习者，也就不会有太多的意外与伤感。
作为学科体制内的一门学科，民俗学一直都不是大学本科教育的一个专业，只招收研究生。在学科归类上，1998年教育部将民俗学由原来的文学的二级学科，调整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这一学科门类归属行政性调整对民俗学专业的每一个学生的影响重大，甚至是致命的。1949年后，行政精英很快将历史不长、学术积累不多，从业者甚少的民俗学视为资产阶级学科并予以取缔，民俗学遂以民间文学、人民大众的口头文学、人民口头创作等名目在高校艰难地存身 。因为有“文学”二字，且从业者确实又主要是在收集、整理、研究神话、故事、传说、史诗、歌谣等口头流传的“文学”，这个学科为数不多的师生也就始终与中文系（也即现今众多的文学院）为伍。1998年学科目录调整之后，也大致如此。可以见证共和国民俗学学科历史的北京师范大学和1949年后一直在该校任教的钟敬文教授的教学生涯都典型地经历了这一过程。这样，在就业难的整体社会情境下，民俗学研究生新的窘境也就应运而生了。
1998年以前，该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获得的都是文学学位，这与人在中文系接受教育名副其实，从而与现代文学、文艺学、语言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就业单位的选择没有太多的差异。可是，1998年之后，仍然在中文系读民俗学专业的毕业生获得的却是法学学位。在社会大众的常识中，法学主要指的是法律和社会学相关的专业，民俗学则鲜为人知。如是，随着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在北京这样人才荟萃，研究生遍地，用人单位有着多样选择的大都市，这一中文系（文学院）的法学学位的民俗学专业的毕业生经常是求职简历塞都塞不出去。用人单位的逻辑或者说制度的逻辑简单明了：你说你是中文系的，可你的学位不是文学；你说你是法学学位，可你又不是学法律或社会学的。
民俗学的学科归属与制度性定位的窘境造就的巨大就业压力，迫使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们越来越早地陷入低迷状态。众所周知，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在当下的语境中，“重点”有着两重含义：一是政策的制定者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前沿性或应用性明显；二是这个东西已经弱小到需要施以援手，假以扶持的地步。显然，民俗学这个所谓的重点学科属于后者。
对于本科毕业还不想工作或者工作不理想的人而言，地处京城的北京师范大学与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名头，再加之刚过世不久的钟敬文先生的无上声誉，对并不太了解这门学科窘境的考生而言，依旧有着巨大的魅力。以极高的情商和智商，在考场上残酷厮杀、比拼，甚至不惜背水一战，以十比一或者二十比一的比例考上研究生的学子们，其兴奋点如昙花，还没怎么开就谢了。教师们的激情与以身作则的投入在这些初学者那里很快就化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遗憾。没有社会关系，只身来京打拼，并以北京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学生们，越来越尽可能快地将自己置身于了学了何用，还不如早点找“找不到”的工作的沼泽与吊诡之中，或者是陷入心灰意冷、无所事事的慵懒与焦虑之中，甚或整日以网度日，演绎为新一代宅男宅女。睁眼瞎般的群体性“夜游”成为其在校生活的状态之一。
这一窘境不仅仅是民俗学专业学生的，也是这些学生的师长们的。比经费、争课题的“课题学术”的导航，使高校普遍要求老师申报各种级别的课题并作为科研考核标准和晋级条件的硬性规定，在使不“学”有“术”的学霸之林、课题专业户之林更加繁茂的同时，也强化着民俗学教师的窘境。
2010年，在国家社科基金这一行政级别最高也即最权威的科研申报体系中，民俗学没有单独出现的机会，四分五裂地处于一种被肢解的状态。民间文学还是归于文学大类之下，民间信仰在宗教学大类之下。社会学的子目录有含糊其辞的“社会学其他学科”，没有民俗学。民俗学这一重点学科被“其他学科”给明确地模糊化处理掉了。更有意味的是，在这一权威的申报指南中，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一道隶属于“民族问题研究”，代码是MZF。这一有些意外也幸运的出现，又潜在地、变相地规训着不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政治意义，能促统战、保和谐的民族问题的民俗学就不是民俗学。换言之，这一以金钱为支撑、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课题申报指南完全忽视民俗学学科本身的历史、研究对象、方法，并与荒诞的考评制度一道重新定义着民俗学。这样一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实际上被制度性地边缘化、模糊化了。
2011年3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公布的《学科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终于摆脱文学的圈属，荣升为一级学科，自立门户，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艺术学的从业者为之欢喜雀跃。可是，同样也有“文艺”两个标识字符的民间文艺学并未因此而显得更加体面些。反而是原本就在文学、社会学以及宗教学、民族学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民间文艺学又多了艺术学这个后生的一级学科的威压。面对这一窘境与尴尬，民间文艺学的从业者再次表现出了极度的不安与焦虑 。
这一边缘化、模糊化的制度性窘境让稍微关心学生生活前景的教师同样充满了忧虑。十余年来，不同层级、不同规模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会议年年都在召开，也有人呼吁为建设一级学科而努力 ，但终年往复，这种制度性的窘境并未发生根本改观。有一阵子，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评审运动的蓬勃开展，似乎使高校内外的民俗学从业者眼睛一亮，少数专家也至今都忙得不亦乐乎，但这因审时度势而有的个体的荣光同样无异于积习已久的民俗学制度性窘境。
眼下又是盲月，这批学生有的已经答辩了，有的答辩在即，他们能否找到自己期望中的满意工作，能否过上亲友满怀希望的安稳还不乏快乐的日子？能否在将来偶遇时，真正发自内心地说 “老师，我不后悔当年读民俗学”？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只能拭目以待！
（责编：刘春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