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觉文化中的语言文字游戏
白谦慎
中国的文字游戏很早就存在了，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谐音，还有各种各样的视觉上的文字游戏，有的是把文字排成某种视觉形象。而使用怪字的传统在中国也没有断过，在六朝就有，有的是书写不规范，有的是存心标新立异。只是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格外兴盛。这种文字游戏的传统甚至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还在续写着篇章。
要讲语言文字游戏，得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开始说起：中文是非拼音文字，包含图像要素；同音字多，很多时候需要联系上下文辨别；虽然使用同一种文字，但是各地有不同的方言；一字还可能多形（比如著名的百寿图，其实要写出两百种“寿”也可以）；动词没有时态变化，等等。
文字游戏的传统
中国的文字游戏很早就存在了，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元4世纪的苏若兰的《璇玑诗》，这首回文诗只有841字，但可以正着读、倒着读、绕着读、跳着读、斜着读，读出无数首诗，多达几千首。
这种文字游戏跟中国的语言有关。中国语言中，我说“我爱她”，“她爱我”，是同样的三个字，三个音节，而且字的形式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在英语当中“我爱她”（“I LOVE HER”），变为“她爱我”（“SHE LOVES ME”）时，主语“她”发生了变化，LOVE也要加一个S。所以在西方的语言文字当中，玩璇玑诗这样的文字游戏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语言文字可以有非常丰富的文字游戏，这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
我有个朋友孟猛，写了一首《蝴蝶变幻曲》，用到的字只有4个：庄生梦蝶，但拆开重新组合，变幻出许多诗句。因为中文里名词可以动词化，动词可以名词化，没有变格。
还有各种各样的视觉上的文字游戏，有的是把文字排成某种视觉形象，比如说桑篮诗，把文字搭成一个像提篮样的形状，同时也告诉你该怎么读。郑板桥写过《盘中诗》，将一首诗写成圆盘的样子，从中间开始一点点往外读，打破一般常规，将诗歌直接与形象结合起来（图1）。
图1：郑板桥的《盘中诗》
灯谜也是一种文字游戏，已故的王能父先生曾作过一个灯谜：“自小为邻居，目前少联系”，打一字。答案是“省”。是以文字形象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来巧妙地做成了一个灯谜。
大概从宋代开始，就有人用妙法莲花经经文组成佛塔，这也是在视觉上使用文字的一种方式。还有明代的绘画作品白衣观音，衣褶并不是线条，而是佛经经文，这也是抄经的一种方式。在拼音文字中，词与词之间一定要留空间，否则一串字母在一块就会混乱不堪，但汉字每一个字都是独体字，空间是均匀的，可以排列得非常整齐，这是由于中国文字的特点产生的一种视觉上的游戏，可以广义地称为文字游戏：书写汉字的游戏。
明代的宣宗皇帝是个优秀的画家，他曾画过一张《一笑图》（图2）。画面内容是，竹子下面有一条狗。“笑”字的异体字，下部并不是“夭”字，而是“犬”字，所以这张竹加犬的画就成了“一笑图”。由此可以看到，文人、老百姓、佛教徒、皇帝，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玩文字游戏的传统当中。
图2：明宣宗《一笑图》
汉字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同音字特别多，所以谐音双关语很多，有很多艺术形象。比如，过年要吃鱼，寓意“年年有余”，或者用鱼来装饰器具，这个风俗早在战国或是汉代就有了，利用谐声来取得一种吉祥的意思。严格来讲这也是一种文字游戏，是比较简单的文字游戏，因为只有一个谐音“yu”。
传宋人绘《鹌禾图》，画面上是鹌鹑和禾苗，寓意“安和图”。还有《蜂猴图》，猴子和蜜蜂看起来是很奇怪的组合，但意指“封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了一张南宋的画，三个猿在抓白鹭（图3）。这也是一张有双关语的吉祥图。此画有一个题签，作“三元得路”，取画的主题“三猿得鹭”的谐音。“路（禄）”在古汉语里有“权力”的意思，意思是，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者，可以得到权力。“三元”这个词自北宋出现，唐代还称之“三头”。所以，“三元得路”这样的画出现在科举制度成熟的宋代，绝非偶然。这个双关语的画，涉及了四个谐音，就比较复杂了。
图3：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南宋画《三元得路》
我一直以为，存世的许多古代的花卉、鸟虫、走兽的绘画，是有暗含双关语的吉祥图，只是今人对当时的发音、搭配不知道，所以读不出其中的双关语。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可以说，许多中国的吉祥绘画，也是一种语言文字游戏。
很多谐声游戏都是老百姓发明的，容易读错别字的人更容易也将其谐音词联系起来。而为皇室作画的画匠就带有很强的民间性。文人不玩这个，文人画的主流是山水画，文人画花卉也就是梅兰竹菊之类的，品类比较少，能谐音的字就少。山水不可能发展谐声的文字游戏，它玩的是笔墨，是另一种游戏方式，民众不会参与。
明末清初书法中的文字游戏
使用怪字的传统在中国也没有断过，在六朝就有，有的是书写不规范，有的是存心标新立异。只是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格外兴盛。如何理解明末清初书法家有古文奇字的风气，要从历史背景开始说。晚明指的是1573-1644年，中国社会在此期间发生急剧变化，商品经济极大发展，在社会文化上也相应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包括教育的变化，家里富裕的人多了，上学的人、识字的人也就多了。同时刺激了印刷文化的发展。
在晚明的面向中下层市民的日用类书里，就有“书法门”，教怎么写书法，甚至还有教怎么识怪字的。过去被比较上层的读书人垄断的一些知识，也由于教育和出版文化的发展得到普及。上下文化之间比较频繁地互动，导致下层也开始模仿以往的精英生活方式，这造成了比较上层的传统社会精英对于身份的一些焦虑。
还有一个背景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诉之于感官的刺激，追求娱乐性、戏剧性和商业性。所以在晚明，戏曲、小说、笑话、切口、消遣性的读物变得日益流行，是城市文化带来的一种新的娱乐方式。
那时很时尚的一个词是“奇”，比如“拍案惊奇”，这是晚明城市文化孕育的美学。四大奇书差不多都是那时候的。当时有一个词叫“海外诸奇”，指的是西方传进来的东西。安徽徽州的程家做墨，出版一本墨模雕刻图谱集《程氏墨苑》。上面甚至有圣母玛丽亚的图像、利玛窦发明的罗马注音，磨墨的时候看到的图像跟墨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见晚明是很好奇的一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怪事。
艺术家也好标新立异。福建画家吴彬画的《十六罗汉图》（图4），上面的人的面部特征像西方人。因为吴彬早年曾在泉州生活过，泉州是当时中国重要的交通口岸，常常能见外国人。后来吴彬在南京特别走红，就因为他的画怪，在文化中心就特别吃香。陈洪授画的罗汉也很怪，但是他的线条都很稳定，所以可以知道不是不会画，而是功力很深，故意要画得怪。
图4：晚明福建画家吴彬画的《十六罗汉图》
当时南京的文人顾起元有言：“十余年来天网毕张，人始得自献其奇，都试一新，则文体一变，新新无已，愈出愈奇。”虽然是评价当时的文学，但用在其他艺术、整个文化环境上也可以。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来看当时的奇字。中国古代有很多字留下来，不同地域也可能使用不同的字。比如小篆、金文，大多数在西边，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一文字为小篆。但是在齐鲁这边，就是六国的文字，有些过去的字在当地可能还会用，有的收进了字典。明末清初的文人就把古代的字典里的怪字写到自己的书法里去，造成书法欣赏时一种非常奇特的审美效应（图5）。
图5：明末清初的文人把古代的字典里的怪字写到自己的书法里去
书写古文奇字也跟篆刻有关。研究书画史难免涉及篆刻，历史上印章最难读的是六国时期的印章，那是专家读的，我们读不懂。而文人篆刻最难读的就是明末清初。那时候印的印谱，上面是钤盖的印章，下面是释文，知道这些印章难读，就提供释文，就像字谜给了谜底一样。
这种写怪字的风气，不是学术探讨的风气，而是一种娱乐。晚明李日华讲“书室十三事”：“随意散帙、焚香、煮茗品泉、鸣琴、挥尘、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识奇字”赫然在列。而清初施清的《芸窗雅事》列举的雅事之一，就是“载酒问奇字”。奇字可堪下酒。
写奇字成了当时的风气，通俗文化也开始模仿。比如说，那时期景德镇出的瓷器开始以字为纹饰，所写的字中也有奇字。
明末文人写奇字，除了标新立异，还和精英对自己文化地位的焦虑有关。清兵打来了，改朝换代，明末人玩文字游戏的习气并没有一夜之间消失。但是有些学者开始反思和批评晚明的文化现象。清初学界领袖顾炎武就批评舍弃当今恒用之字不用，反而去写古体字，是一种俚浅的表现。这时，阎若璩完成了他的《尚书古文疏证》，指出所谓的古文《尚书》，是伪造的。这在知识界有很大的震撼，大家对古文（一种古代的字体）开始产生怀疑。所以最喜欢玩怪字的傅山（他和顾炎武是朋友），在晚年也写诗说“老至才知不识丁”。
康熙年间还有艺术家玩异体字，但玩得更注重文化深度了。从1694年开始，八大山人在其晚年的书画上有时用一个画押（图6），清代收藏家顾文彬，也就是现在很红的过云楼藏书主人，认为它是“三月十九”：“乃思陵殉国讳日”。思陵就是崇祯皇帝，而八大山人姓朱，是弋阳王孙。1644年农历的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1694年八大山人用了这个画押，说明在表达怀念故国的情思。但大约在1993年，我翻阅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发现了这个画押的原型。这本书谁印的呢？朱谋垔，八大山人的族叔，所以八大山人对这本书应是很熟悉的。但书上的解释是：“十有三月”。古人说：“岁有十二月，有闰则云十三月”。然后通过考察发现，出现这个画押的作品都作于有闰月的年份。这就说明，八大山人用这个画押代表闰月。
图6：八大山人晚年的一个画押“十有三月”
八大山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和当时的风气有关。利玛窦带到中国的不光有宗教、地图、望远镜，还有天文历法。崇祯年间徐光启和汤若望用西历推测日食，非常准确，朝廷对西洋历法刮目相看。在清初的时候，曾有历法之争：中国农历、伊斯兰历法和西方历法在顺治康熙年间不断争论，中国学者为了回应当时的挑战，也开始深入研究历算之学。安徽宣城的梅文鼎作《历算全书》，其中也讨论闰月和古代置闰的方法，而梅文鼎与八大山人至少有共同的朋友。从这个画押上，可以看到八大山人不仅学习古代历法，也学习金文，所以，这个文字游戏已经是非常有学问的内涵了。这是异体字玩法的新的变化。不过，文字游戏在这时候并没有结束，继续在玩。
八大山人晚年的诗里面（图7），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某些字下注明声调比如“上声”，中国古代的发音，是有变化的，他就是说古代的音是上声，跟今天的读法不一样。八大山人的朋友邵长蘅的诗集里面，也用一些小字标明上声，宋荦编的诗集中，也有用小字标明读音的，可见是当时的风气。八大山人为什么会关心音韵呢？因为研究古文字和训诂学在这个时候开始走向深入，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中国古代大量的字是形声字，要懂读音，才能够更好地研究。顾炎武出版了《音学五书》，还重印了记载古代韵法的《广韵》，并送给了傅山，傅山认真地批注了这本书。所以清初的文字游戏就不止是猜怪字，而是全面整理古代文化、研究古文字。文字游戏由玩字形到玩字音，这是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新的玩法。到了这一步之后，异体字也就开始衰弱了，大家开始做学问了。
图7：八大山人晚年诗作，其中为某些字注明声调，如“上声”
八大山人在1705年，也就是18世纪初去世，到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古文字学进入鼎盛时期，这不是一个炫博的时期，而是需要真才实学才能够立足学林的时代，所以乾嘉学派等等就形成了。这时，《说文解字注》的研究也成为显学。所以，18、19世纪的篆书是相当规范的。到了19世纪，在《说文解字》研究的基础上，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吴大澂等学者在这个时候搞金石学研究，研究金文、陶文、印章文字，古文字研究有了更深一步的进展。吴大澂写信都用大篆（图8），跟时代风气不一样。吴大澂于1902年去世，这时已经进入了20世纪初。20世纪——又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图8：吴大澂用大篆写的信
当代艺术中的文字游戏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浙江海宁的沈红茶先生，以甲骨文作画（图9）。香港的丁衍庸用象形文字画油画。上海的卢辅圣画家，为画题款时，就很喜欢用异体字，他画的陶渊明受陈洪绶的影响，把陶渊明画得很怪。画上题了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之五)》，都是异体字，好在这首诗大家还熟悉，可以在背诵诗歌的时候破译这些怪字。我本人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也曾造过一些汉字，并在1982年发表在《书法研究》杂志中（图10）。以后谷文达和徐冰等也都有一些不可辨认的“文字”的作品，如谷文达的《联合国》和徐冰的《天书》。
图9：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浙江海宁沈红茶以甲骨文作画
图10：白谦慎发表于1982年 《书法研究》杂志中的自造的汉字
徐冰后来在美国还发明了可以识读的方块英文，把拉丁字母变得像中国的偏旁，按照中国的造字方法组合成方块形，而且可以念出来。徐冰后来又书写了一副方块汉语拼音的对联，内容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图11）所以，文字游戏的传统还在续写着当代的篇章。
图11：徐冰书写的方块汉语拼音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本文由许荻晔根据白谦慎教授6月25日在北京大学所作“中国视觉文化中的语言文字游戏”讲座整理，经白谦慎审订，有删改。）
资料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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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若只如初见 于 2015-10-8 17:0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