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

引用:

原帖由 叶涛 于 2010-8-2 00:22 发表
期待着能够全面了解这次论战的情况，爱东只能在那里拍点粉丝画画之类的东东，可否请爱东搬动小人家或爪哇兄得空为大家介绍详情。

顶一个！期待中。

王京

奉命将菅丰教授的长文翻译如下：

---------------------------------------------------------------------
首先非常羡慕中国民俗学能有这样积极展开议论的舞台。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并战胜福田亚细男。而是希望能让观众能够对以下问题产生自觉：对于以福田为代表的20世纪民俗学，我们到底是要继承，还是要远离？在当天准备的PPT里，关于研讨会的目的，是这样描述的。

    “计划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确认“将对所谓20世纪民俗学的无意识的惰性继承，转变为有意识的继承”，与 “舍弃所谓20世纪民俗学，构造新的民俗学”这两种取向间的异同，凸显出二者的冲突与矛盾，为今后民俗学的议论开创新的平台。”

所谓20世纪民俗学，是指20世纪由柳田国男等先驱者推动的日本本土文化的理解与复兴运动，以及使之学问化的运动。这是当时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时代的产物”，最初作为“在野之学”出发，经过近100年的发展而逐步体系化、组织化和制度化。在其最终阶段，福田先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对于现今日本的民俗学面临的危机，福田先生与我拥有同样的认识。他的基本认识可以整理如下，这在研讨会当天的PPT上也曾演示过，并得到了福田先生的认同。

   “福田氏虽然不会放弃20世纪民俗学，但也并不认为20世纪民俗学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不如说他已经下定了接受迟早必将来临的“民俗学的失败”，与20世纪民俗学同归于尽的决心。而这一决心，正是本该成为其后继者的我们所不具备的。问题也正在于此。 福田氏也许会激烈地反对舍弃民俗学一直以来的目的、方法和对象。哪怕这个目的、方法与对象，已经与现代脱离，已经失去了作用，他也会强调，这才是真正的“民俗学”吧。
    历史学（在修辞上）永远不灭，但民俗学只是应时而生的“时代的产物”而已。当时代转变，其必要性不再存在时，民俗学当然会消失。所以，没有必要以所谓全面重构学问体系来苟延残喘。真正到了那一天，民俗学应该凛然高洁地离开。”

[ 本帖最后由 王京 于 2010-8-5 10:26 编辑 ]

王京

议论正是以此为起点而展开的。

简单点说，超越第一代的第二代民俗学人，其历史倾向十分浓厚。特别是福田先生，一直坚持“民俗学＝历史学”这一图式。在各国民俗学正以多样的定义与方法面对着自己的研究对象之时，日本民俗学却因为其“历史主义”枷锁的束缚，无法产生新的变化。福田先生自己也承认，在他看来，这种状况正说明日本民俗学已经不为时代所需要時代，已经无法适应时代，那么“理应消失”。如果要舍弃历史而向新的民俗学转变，也就是说如果要发起革命，不必拘泥于民俗学，完全可以独立去创造另一门学问。

而对此我的反论是：美国或是德国的民俗学，都通过改变定义与研究方法，使得民俗学焕发出新的生机。只有日本民俗学还被束缚与狭隘的历史主义之中不可自拔，这难道不显得奇怪吗？

王京

施爱东先生提出了如下意见：

    “如果这样，菅丰的革命就一定是失败的。
所以，菅丰要想取得胜利，他必须有更彻底的思想准备，
他必须更彻底地反抗福田的知识体系。”

这里似乎有几个误解。

首先，这次研讨会还并非“革命”。其目的如上所述，是希望为惰性继承20世纪民俗学的人们敲响警钟。在这一点上，福田先生也是同样的意见。在福田先生手中最终完成的20世纪民俗学，福田先生自己对其未来并不抱希望。但大多数日本民俗学者，以及当天与会的观众却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应该凸显出这一问题，这也是福田先生与我的共同认识。

其次，20世纪民俗学自成立以来，日本民俗学之中，并不存在能够简单称之为“思想”的东西。即使福田先生自己，也并不具有历史主义之外的所谓“思想”。而历史主义，在我们日本学者眼中，算不得“思想”。而关于以下叶涛先生提出的“理论”，情况也是一样。

    “于2.5代或第三代的菅丰教授，只听过他的田野性质的学术报告，看过《民间文化论坛》（？）发表的译文，对于他的理论框架知之甚少。不知他是从哪些角度攻击福田先生的。哪位精通日文的学界同仁，费费心思，做一点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翻译几篇菅丰教授代表性的理论著述，我们应该早一点了解日本以菅丰为代表的这一代民俗学人。”

王京

大多数中国民俗学研究者都有一个误解，其实在日本民俗学中本来就没有能够称得上“理论”的理论。如果当下的日本民俗学者中，有哪位能够列举出所谓民俗学独自的理论，那么他一定是对“理论”知之甚少，对日本民俗学史缺乏了解。福田先生所谓历史主义的思考方式，当然也并非完全无法称为“理论”，但中国民俗学者如果仔细鉴别，大概也不会觉得其中有太多理论成分吧。正如不称其为“思想”一样，在日本一般的也不称其为“理論”。

与中国民俗学者打交道时常听到的对日本民俗学的不满是“调查仔细但理论不足”。我以为这是因为两国民俗学，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都有较大差别。对于多数日本民俗学者而言，中国民俗学所谓理论性的论文报告，大都会觉得难以接受。这也是因为两国学问的历史过程大有不同。

日本在1960～70年代民俗学学院化的发展中，也有意见说“民俗学要想成为独立科学，必须拥有自己的理论”。但除了柳田国男的调查资料论（重出立证法、周圏论等）以外，并没有得出像样的理论。而柳田的那一套，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上理论。福田先生的“地域民俗論”、“传承母体论”等，正是在反对以上资料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但这些，在今天也称不上理论。在村落社会解体，社会流动性增大的今天，这样的“論”已经失去了其有效性，已经没有民俗学者会天真到以之为全面指导而展开研究了。这些讨论在1970年代，也许是有其意义的，但在之后的数十年中早已变得迂腐。到了1990年代，只是这种程度的“理論” 研究，不只是我，在整个学界都已难以见到，没有人还会一头埋在“理論”中了。而理论研究，更多是在反思过去的学说史，即“学史研究”中展开，这便是日本民俗学的现状。

王京

日本民俗学第二代活跃的197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俗学的幸福时光。那是一个既可以从本质主义来看待民俗，又可以相信村落具有所谓独立发展性，还可以轻松地讨论所谓理论的时代。但在随后到来的后现代时代，这些幻想都被击得粉碎， 真正的学者已经不会再重复那样的讨论了。这次研讨会因为是以福田先生为主题，所以才会提到“地域民俗論”、“传承母体论”。换一个场合，我是不会去提的。总之，中国的学者们认为经福田先生“理论”化的研究内容，在日本已经失去了作为“理論”而去研究的现实意义。也许正因为在理论开拓方面缺乏可能性，日本才有许多学者直到今天还不自觉的、惰性地依赖着看上去仿佛理论般的历史主义吧。

我在90年代开辟了一般被称为环境民俗学的新领域。但这并非新的“理論”，只是新的“视点”而已。使用的，是与历史主义相同的历史方法。而我理论上的核心，是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共有的commons理论（注：commons指公共性）。或许大家已经知道，去年，美国的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正是凭借这一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一理论，虽然就日本民俗学而言只有我在响应，但就全社会而言，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另外，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还有建构主义。这也并非民俗学独自的理论。90年代以后，学问的边际日益模糊，几乎所有有志于深化研究的前沿学者，都在向其他学科领域寻求养分，运用于自己的研究。

作为民俗学独自的理论，90年代从德国引入了folklorism（民俗学主义）。但这也是建构主义的方法之一。作为理论，在超越20世纪民俗学的本质主义上有着重要意义，但也因为其研究往往陷入结论先行的同一模式而颇遭诟病。为了超越民俗学主义，我正在“公共民俗学”这一方向摸索前行。与已经在中国民俗学中有所介绍的美国起源的“公众民俗学”有所不同，旨在进一步发展日本民俗学本来具有的“在野之学”的性质，并在现代的公共性论中重新定位。其中涉及到学者的实践问题。这一研究现在正作为文部省科研经费的课题进行，应该在数年后能够拿出成果。

[ 本帖最后由 王京 于 2010-8-5 10:32 编辑 ]

王京

如上所述，在日本，90年代以后没有展开任何关于所谓理论的讨论。这是因为日本的社会状況、以及民俗所处的地位变化之剧，使得我们无法天真地展示什么理论。不仅日本，美国民俗学也是一样。2004年10月美国民俗学会（AFS）的研究大会上，世界著名的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应会长之邀，做了题为《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1世纪的民俗学）》(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18(470) 2005)的大会演讲。邓迪斯在演讲中，指出了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恶化的、令人忧虑的衰退，特别就美国民俗学深陷其中的严重状况及其原因，略显激动地作出了指摘。他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民俗学缺乏“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第二年2005年的美国民俗学会研究大会上，甚至召开了题为《Why is there no ‘Grand Theory’ in folkloristics?（为何民俗学没有宏大理论？）》的论坛。现代社会中民俗学想要提出独自的理论，非常困难，这一状况并非日本所独有。在日本和美国，这已经成为与民俗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或是学科的存在意义等紧密相关的问题。

也许“理论”问题，因各国民俗学的把握方式而各不相同。但认真思考，不难发现各国民俗学间的把握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乖离。如果缺乏对各国民俗学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和现状的了解，我们无法理解其在“理论”上的积极姿态，或是对“理论”的心灰意懒。美国民俗学家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认为美国民俗学与德国民俗学在价值观、方向性及学问的归结方式上，具有以共同标准无法理解的根本性不同，并将之表述为“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ies）”（Kirshenblatt-Gimblett 2000:1-3）。也许日中民俗学之间，围绕着所谓“理論”，也存在着这种“不可通约性”。这应该是今后中日民俗学在展开讨论时的重要论点。

现在，日本民俗学处于没有统一理论和方法的扩散期。这一状況在福田先生看来，是“民俗学的颓废”，但我正好相反，认为这不是颓废，而正是为了创造新的民俗学而雌伏、并伺机而动的孕育期。今后，在日本民俗学的内部，也许会出现多种民俗学，相互竞争其正统性吧。但现状是，像本次研讨会这样持有反对意见的学者们坦诚布共地一起讨论的机会实在太少，更多的情况恐怕是大家自说自话便完。这次研讨会，有意渲染了全面对抗，这在日本也是极为特殊的。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本次研讨会是有意义，并且是充满野心的。
---------------------------------------（完）---------------------------------

[ 本帖最后由 王京 于 2010-8-5 10:3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