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文化英雄,如何去重述和修正其事迹与形象,又是如何在较广泛的范围内被接受,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的精神需求。
这个需求既不是完全自发形成的,也不是能够从零开始设计推广的,而是一个合力的结果。
所谓国民性不是天生的,是处于变化中的,仅仅是通过这20年间的变化,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很不幸的是,似乎负面的变化要更多一些。
所以问题似乎不应停留于提出精神面貌可以被改变。光是建国后,我们社会的精神面貌就已经有了数次可以说巨大的改变。
问题是,面对今天的社会,在人们见识了太多出自私利的引导和太多被证明是虚假的榜样之后,怎样才能让“引导”变得“有效”,让“榜样”重新获得“力量”?
简教授的文章,有一个充满理想的,也因此带有浓厚口号色彩的结尾。
但重提孔子作为人格典范,真的能推进全民道德的上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