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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寿与仁:成功学者的成功秘诀》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3-23 23:45 发表
试看前辈学术大师,无论古今中外,哪位是在四五十岁之后写出代表作的?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代表作之一《法哲学原理》,写于1921年。

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年-1982年)的《历史是什么?》出版于1963年,其内容为作者1961年在剑桥大学的系列讲演。

柳田国男(Yanagita Kunio,1875-1962)决心树立日本民俗学的体系,是在快50岁时,《蜗牛考》《入赘考》等代表论文均诞生于50多岁,知名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出版于1934、35年,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学术创造力。

至少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四五十岁的年龄,应该不会成为阻碍创作的先天或决定性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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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3-26 01:50 发表
其实就算写于1918年,出版于1921年的《法哲学原理》,也只是黑格尔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一次综述,而不是思想的新生。
我不了解卡尔,也没见过《历史是什么?》,但我相信(“相信”是一种不严谨的提法,再强调一下,因为只是网上讨论,不是正式论文,不够严谨是为了方便叙述),既然是演讲,就不大可能是新生的思想,估计是对过去思想的一次普及性重述。
所谓“综述”与“新生”,其中寄托的施兄的价值观,显然已经超出了中立的范围。
到底应该是“综述”,还是“综合”,一字之差,印象迥异,显然又涉及到修辞上的技巧。
正像施兄为陈泳超民间传说演变动力学机制论的辩护,
“其实,许多学术史上很有贡献的理论,都是在此前就已经开始被讨论,并已经被学界所认识到的”。
“综述”只是整理和复述,而“综合”在某种意义上不正是施兄所说的,
使某种理论或模式能够够“作为一个确定性的知识传承给后代学者”的“完整的揭示”吗?
无论是《法哲学原理》,还是《历史是什么》,既然不是无中生有,当然都是作者多年所想所论,
但无疑是在这些著作之中,作者才真正围绕着特定的问题进行了正面的思辨和具有体系的阐述。
在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发展上,“新生”似乎没有,在逻辑上也不应该有天生超出“综合”的优势。
正如“新生”需要天才的催化,真正的“综合”,也绝非仅靠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就能完成。
一种理论或模式,一旦被“完整地揭示”出来,
就具有了成为被后一代学者致力超越,甚至破坏的对象的资质。
在后来学说的追认上,这些理论或模式毫无例外地被归于过去的旧世界,甚至被极为轻蔑的否定;
但大多时候,就发生而言,它们既是土壤也是养料,“新生”早已孕育于其中。

我觉得,施兄对“新锐”的评价,或者应该说内心的期望过高。
特别是以下的表述:
“新锐学者尽管新锐,有思想,可是,他们没地位,
他们的新锐著作还难以得到学界同行的认可,
只有当他们自己也老了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地位、被认可,
可是,那时他们已经不再新锐了。
如果不是在非常时期(如五四运动、文化革命、1980年代文化大讨论等),
思想的生产和思想的被接受,一般是不同步的。”

正如施兄曾一再提及的,学术史是一个追认的历史,也就是一个“读靶”的历史。
那么,所谓“先时代一步"的那个思想,和在一段时间之后“被接受”的思想,怎么能肯定就是同一个思想呢?
同时代中存在着的种种“新锐思想”,在或近或远的将来,它们会有不同的命运。
有的会备受关注,有的甚至不为人知,有的一时喧嚣而终归于沉寂,有的默默无闻却陡然声名大振。
它们的价值,用老式一点的说法,要被“实践检验”,也就是要以后来被接受的层次和程度来评价。
这个过程,显然,是一个“重写”的过程。
当年“新锐学者”的“新锐”和“思想”,是有天然被肯定的价值,时间仅仅只是实现这一切的外在要素;
还是他们在后来不单靠纯粹的学术成果获得的地位和认可,追认了其价值,具体的时代正是价值的决定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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