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

按：信笔所致，已近裹脚，却对霄冰老师留的作业，未著一字，惭愧。好在“夜话”不禁东扯西拉，柳田的事，咱们以后再补。权作瓶子夜话2，塞责而已。

分不清与人类学的区别则民俗学危矣的瓢泼大雨未见势减，又刮起了若不分清与史学的关系则民俗学不存的卷地狂风。一时间，似乎是风狂雨骤，而民俗学草舍飘摇。但若能够内省思危，并经得起拷问，学问会有进步。
霄冰老师提出的话题，不轻。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

首先，我认为一些问题的讨论，如果停留于抽象的层面上，讨论很容易泛化，感情化，也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一般而言，既然是文化史研究，对象内含着历史变迁这一维度，那么运用史学的方法，应该不算是跑到别的领域。但“走了极大的弯路”、“把原本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化了”等表述，却显示出霄冰老师对自己探究问题所选择的方法，有着深刻的反思。这说明，霄冰老师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语境。
譬如，到底是面对什么样的“文化史问题”，而希望“通过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来解决呢？而这里所谓“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具体而言，又是指什么呢？研究之前，对待解决的问题与预备采用的资料之关系有着怎样的预设呢？这个预设的基础，是所谓史学的，还是所谓民俗学的呢？
如果按霄冰老师上文中提到的，欲探究的问题是“古代文明中的文化记忆之比较”，由于我们已经无法直接接触所谓“古代文明”，那么以文献为资料，包括“涉猎大量的甲骨文、金文和简帛文字资料”进行研究，是最为正当的史学逻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漫长”和“艰苦”，也可以理解为是达致目的的必经之路。
但事实却是，虽然“非常心痛”，但霄冰老师还是坚决主张民俗学应该与“眼光向上的傲慢的史学”决裂。这证明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或许有着对学术方法上的不满，但可能与现实中的学术话语权更为密切相关。

讨论，需要把这两个层面区分开。

对前一个层面，相信民俗学界的同仁，都不会偏激到可以利用文献资料而坚决不用。我们没有必要在利用文献时硬要强调与史学的不同。因为所能强调的，只有所谓着眼点，而今天的历史学已经在着眼点上有了极大的扩充。相反，我们更应该努力去掌握基本的文献资料操作方法，这恰是史学的强项。史学方面有重视民俗学着眼点的动向，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而从事这些研究的人，是应该积极对话的，而不是排斥的对象。在这一层面，“叛徒”是好事，甚至是一种必然，因为就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学科的藩篱本非必不可少。而且至少，从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而回溯式的追寻历史，这应该可以算作是一般史学难以替代的立场。

而对后一个层面，话语权，并非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凭借在学理层面的争论而确定的。而是有着在与各门学科的学术范式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学科的自我建设只是为之提供准入的条件，并不能直接决定游戏的结果。这与爱东老师提出的“学术需要操作”（不知是否原话）的问题应该有密切的联系。就具体问题的剖析，让我们静待其文。
这里先退一步，考虑作为话语权争夺之组成部分的学理论争。我以为，不论是理解当年的柳田国男，还是我们自己在当下的实践之中，在与史学争夺话语权时，都有个策略问题。即我们要强调的“民俗学”，不能光是所谓实际研究的集合，一定要附加一个理想状态，要能展示出将来的可能性。而作为批评对象的“史学”，第一，不应是所谓指理想状态，而必须是具体实践；第二，不应针对这些实践的全集，而是以其中的主流为对象。
与史学相比，民俗学是一门后进的学问，成果的积累还不够多，范式的确立和精致化也远远不够，所以更要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对学问未来的想象力上。而以史学的学术积淀和自我扩张的能力，如果我们已经在潜意识里将“现有的史学”当成了“当有的史学”，将一些在史学内部不受重视而逡巡于周边的研究也仿佛理所当然般地算入了“史学”的行列，批评将很难展开，我们的优势也很难显示出来。


现今德国的民俗学界，是不是已经和史学划清界线了呢？与人类学关系又是如何？他们到底是采取怎样的策略，来争取或是保持自己的话语权的呢？这些问题相信都是大家的兴趣所在。

且听霄冰老师下回分解。

王京

引用:

原帖由 马知遥 于 2010-1-22 09:39 发表
在一次孟姜女传说讨论会上，一位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考察孟姜女传说中涉及的地名、人名，甚至孟姜女当年哭倒的长城具体在哪里。

这似乎也不能完全看作缘木求鱼。我没有去参加会议，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但仔细考察传说中涉及的地名，人名，地理位置，梳理其发展脉络，考辨其理由，也可以看作是为了思考所谓“想像的基础”或是“想像的方式”的一种路径。窃以为不必认为其目的只是，或者只能是为了将传说坐实，而一概否定。

王京

引用:

原帖由 王霄冰 于 2010-1-22 17:20 发表
西方很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毕生苦苦经营，四处寻找“史料”，想要证明耶稣其人和圣经故事的真实性
也有人试图去寻找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的遗迹・・・

有时候，事实和想像，真理和谬误，未必如同黑和白那样显而易见。
毕竟上古没有今天这样明确的历史、传说、神话、文学等概念和学术操作，
而考古学上也有着发现特洛伊遗迹的佳话。
作为宗教者的耶稣（或者其原型）的存在，或是藏身于圣经故事中的历史片段，
都是可能的，也就有着找寻和审视的价值。
虽然在我们看来，终身于此未必值得，但对于基督教世界的生活者，也许有别的价值评判。

王京

引用:

原帖由 任双霞 于 2010-1-23 09:57 发表
在宗教学的研究入门阶段，会有一个准则来区别宗教家和宗教学家。张志刚把这两类人的最高法则（或追求）称为上帝和猫头鹰。宗教家为神（上帝）立言，尽管对他们来说，神不证自明，他们还是想尽力向跟他们不一样的人证实神的存在和力量。宗教学家则是求”智慧“，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化身，是学者。

学者与信仰的关系，更是一个牵涉极深的话题。
不是以所谓宗教家和宗教学家的区别，就能涵盖和代替的。
如果将信仰看做“先验的意识形态”，而将“先验的意识形态”理所当然地视为批判的对象，
那么问题似乎是简单了，但同时，也削弱了其可能的意义。
如果不仅就中国而言，而是把视野扩大到世界，
就会发现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家中，甚至第一流的学者中，也不乏以神为最高信仰者。
认为世界的最终之源是神，和努力去认识现实世界的规律，
不但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还使得他们在追寻的过程中排除了许多世俗的纷扰，获得了更大的平静。
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但对于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智慧本身是神的属性。

王京

引用:

原帖由 王霄冰 于 2010-1-25 02:52 发表
考古学发现特洛伊，是偶然，还是众多学者长期苦苦寻求所达到的必然？
如果是必然，说明之前的寻求还是值得的。
如果是偶然的话，那就要考虑一下之前去做那些猜测和寻找是否有意义了。

我能理解你想说的意思。
但考古学上的特洛伊也许不是追问的好例子。
从道理上说，考古学追寻的是历史事实存在的物质表现，
如果这个物质表现确实存在，猜测和寻找就应该是有意义的。
而有意义不等于发现的必然，考古学上重大的发现往往都带有偶然的性质。
从事实上说，特洛伊遗迹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
既然知道了结果，过去所有寻找它的行为，其价值也就已经被追认，而失去了重新假设的余地。

王京

引用:

原帖由 马知遥 于 2010-1-25 09:59 发表
为了证实女娲补天处就在河南某处，有台湾学者通过实地考察认定就是那个河南某处，原因是那地方有七彩石。有山其造型如同小人。于是找到了和神话中抟土造人的对应。结论就出来了。。。。。。。。
文字的想象和虚构的确有其现实的基础，但如果想象都能找到现实的对应就该取消文字的魅力了。因为那样充其量只能是纪实，，，，纪实的想象空间的缩小，魅力自然消失

这位台湾学者硬要做实的穿凿，自然没有意义。
但如果承认想像和虚构有着现实的基础，就应该允许对这个现实基础的研究的存在，承认它的意义。
低水平的研究，与可能的研究方向，是两码事。
民俗学研究，毕竟不能尽以文学创作的思路和感性来看待。
文学魅力的消失，对于希望从其他角度去思考的研究者，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或许也只是与知遥兄各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