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

学科的划分，还有一个社会认识的问题吧。也就是你这门学科影响力最重要的学者所涵盖的领域，无论是叠加或是并置，都有一个社会认识上的，边界并非十分清晰但是确实存在的整体外圈。刘铁梁的学问，与刘守华的学问，包括他们的学术梯队，无论是自认，还是他认，仍是民俗学的一支。
日本民俗学中，口头传承、民间艺能（表演艺术）、民具（包括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具）等领域，都有很强的独立性，甚至各有独立的学会组织和学会杂志，但依然是民俗学的重要领域。
施兄的整理很清晰，但最后的结论太消极，尤其是对正在积极思考的下一代学人影响不好。我们自然无法选择结果，但不能连筹划也要放弃。如果我们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不能为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在，以及为我们设想未来的可能有所借鉴的话，就只能是自我满足。
对国内学界的情况，我当然没有发言权。但细看文章，觉得如果情况属实，那么问题恰恰在于筹划太少！
我认为学科内能够形成数个稳定的学术共同体，或者叫“派别”，是学科逐步成熟的表现。一个国家无法在一日之内处处皆富，一个学科也是如此。在某些领域，队伍齐整一点，步子快一点，成果多一点，学术地位稳固一点，是大好事。虽然无法代替整个学科的平均水平，但毕竟可以为民俗学争得更多的学术地位和社会承认。甚至发展壮大，有朝一日自立门户，也是可喜可贺。
我觉得问题有两点：
1，各个领域之间要增加对话。各个学科之间都能够积极设定主题，交流探讨，学科之内为何不可？只要话题无需固定在所谓学科建设上而已。领域既然各异，看问题的角度也定然无法尽同，互相争夺所谓学科内话语权，无益也。但应该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即便牛头马嘴只在食草上有相通之处，也可以就食草有所交流吧。尤其是各个领域中年纪相近的一辈人，除了领域意识，更容易有世代意识，这些人多些交流，各自将所受益带回自己的领域，如能长此以往，又何言形成不了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呢？
2，需要为民俗学的发展指引方向。民俗学发展最蓬勃的时期，在日本有两段。一是柳田国男时期，二是宫田登时期。其理由，除了时代因素，还有一个重要之处，那就是领军人物都是积极的建设者。柳田就不赘言了，宫田是没有直接受到柳田指导的第一批民俗学家，从70年代起以“地域民俗学”“比较民俗学”“都市民俗学”“现代民俗学”等旗帜指引着民俗学发展的方向。他们以强烈的学科责任感，对社会的敏感性，对其他学科包括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解能力，以其自身的学术水平，不断地向后进，向其他学科，向社会提示民俗学的可能性。
从学科内部而言，稳定“派别”之外的“散户”，以及学科的新人，如果能通过适当的方向指引而汇成一股大势，善莫大焉。一开始有没有有效的范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指引者的学术判断力正确，而跟随者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相当的学术积累。当年宫田登指引的许多方向，其实际研究成果多是他的追随者们做出的。
如果说今天已经没有那样的卡里斯马，那我们更加只有依靠1中所说的对话，来找寻来碰撞。
而无论是上述的1还是2，都需要筹划。有时甚至需要“下套”，需要“强逼”，需要造成既成事实。同我们的社会一样，学科发展也从来就不是什么生物进化，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只能说我们不能急于求成，一个方向，一个领域，要踏踏实实靠长期的积累来建立和巩固。历史只有过去，但我们拥有将来。虽然无法规定将来，但可以也应该有一份梦想，并配以一个行动。

王京

我不同意人生一世兄的回复方向。
不能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转移到什么培养学术领军人物的环境创造上去。
古往今来，没有大师是在别人创造了所谓大师的“生境”后才茁壮成长的。
不如说是回溯式的，只有出了大师后，我们才能知道那原来是一个可以出大师的综合条件。
要制造大师成长的环境云云，公众媒体喧嚣一时，尚可理解为社会批评的一种方式，学科内部也这样提，就是舍本逐末了。

还是应该回到施兄的诘问：“我们是再等三十年，等待那个圣人的降临呢？还是及时抛弃幻想，脚踏实地的应对现在所面对的各项难题？”
回答只有一个，脚踏实地的面对难题。
施兄本帖提出的是一个学科建设上的难题。即在内部多元化取向鲜明的今天，如何将民俗学建设为一个有共同基础的学术共同体。
我基本同意施兄对现状的梳理。但对其悲观的，或者是故作悲观的结论，不能赞同。

施兄曰“至于说“下套”和“强逼”，以及各种学术规划和学术方向的制定，
难道钟先生的时代，这事干得还少吗？以钟先生的号召力尚且是失败的，你认为我辈会有成功的可能性吗？”
对此，我的意见说明如下：

1，我所谓”下套“和”强逼“，并非指自上而下的”学术规划和学术方向的制定“。而是指同一辈的民俗学世代构建学术交流和对话关系中的策略。换个说法，是提议见有佳人，不妨搭讪和猛追，而不是说要去讨什么父母之命。

2，退一步说，钟先生时代的学术规划和学术方向的制定，未能有实质上的效果，原因尚可具体分析。
钟先生明确提出民俗学科的体系建构，按施兄的整理（《钟敬文民俗学学科构想述评》），是在1999年（《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许多问题没能得到细化，得出成果，不一定是提法上有问题。而与先生2002年即故去的现实及其后学术资源的再分配，学术方向的重新划分大有关系。
而施兄所列的”家庭“”经济“”宗教“”艺术“等，虽然国内研究积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但有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虽是迫切要求，也不妨碍积累较多的领域的理论深化吧。

钟先生没做到的，未必是不可行的。但肯定要走与钟先生时代不同的道路。
我辈一人影响力不够，可以凭借数人，十数人的力量。这正是我愿意寄希望于学术同辈人的实干、交流与谋略之上的理由。
既然施兄和民俗学界的许多人都是好朋友，能不能找一些有共同志向的人，坐下来认真找找能够达成共识之处呢？

既然施兄也说不能等圣人出现，那么只能凡人更积极一点。而能力大一点的人，自然要多负一些责任了。

王京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1-16 17:40 发表
吕微的论文我已经另起一帖专门贴出。
有兴趣的朋友请下载阅读。

但这篇文章的思辨色彩太强，不好读。
一般人都读不下去。
如果遇到这样的困难，请耐着性子把它读完。
相信会大有收获。

我理解吕微的文章，主旨是说即使所谓“内在的”研究，也避免不了研究主体“外在性”的影响，而民间文学（在吕微那里几乎等同于民俗学）在新时代的新的发展和变化，实际是为了谋求学问于社会之用而将“外在性意识”内化的过程。
可是，这又如何能从理论上证明了钟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设想是不可能的呢？
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