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平

期待啊！又是一篇好文章。施老师一直是一个清醒者。这对于一个学术团体是多么的重要啊。

张润平

在我的经验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有关红军的传说，几乎没有没有强权意志的“官方”存在。在你们的调查中发现“官方叙述一样是不确定的，它也会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我认为这确实是特例，民间叙述不确定是正常的，官方叙述不确定就非如此。我认为这不是田野知识的不确定，而是田野知识的混乱，是不正常的。这只能说明一是县红色旅游办公室的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干部、土城镇政府的干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解说员知识混乱，他们不具有田野知识的能力，他们是当地镇政府乃至县委、县政府实施某一些工作的职工而已。他们叙述的知识混乱，只能说明组织者不力，这一干人工作不够尽心尽力，认识没有统一，工作没有形成合力。譬如所记：过了不到5分钟，县旅游局徐绍芳副局长又指着赤水河说：“当时的河面宽度比现在宽多了，有三四百米。”可是据笔者目测，现在河床中的水面宽度充其量也就几十米，即便全部河床塞满水，宽度也不会超过二百米。
这样的副局长简直是胡说。二是当地老百姓的不同的记忆和叙述，不一定没有“官方”的影子，甚至导致老百姓叙述的混乱，当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官方”的因素一定不能排除。因为政府的作为是不可能没有的。这是我国政府运作的必然规律，尤其是红色旅游，不尽其所能才怪呢！怎么能没有强权意志的“官方”存在？！

张润平

确实如晓龙老师所言：施老师让我们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重视田野的同时又要“告别田野”的必要，其实就是要时刻警醒自己不要迷失在田野中。为了活跃论坛，我想再啰嗦几句，欢迎批评。
一、田野知识的不确定性是正常的。一是客观因素。由于口头传承、口头转述没有固定的“文本”可据，每一个传承者、转述者都会不自觉的渗透进自己的理解乃至感悟，并且用自己的理解能力、自己的话语习惯去进行传承、转述，因此，出现不确定性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必然的。二是主观因素。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就会出现自觉地制造种种田野知识。施老师上面举的例子，是因为被学者逮住了，如果是过客游人，他们不但发现不了田野知识的不确定性，反而会全盘接受为非常确定性的知识，从而回去给人人宣扬的。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另外一种民俗。
二、田野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它有许多个方方面面，有些知识是通过学者的努力完全能够确定的，有些知识是通过学者的努力也是无法确定的，而无法确定的知识也是一种知识，是这种知识构成了完备的民俗事项。传说类、故事类的田野知识就往往难以确定，尤其是牵涉到政治类、政府意志下的故事传说，不确定性更是难以避免的。学者的价值就在于把民间田野知识的不确定性给确定了，把民间田野知识的确定性给不确定了。这需要极强的分辨力。事实上，不仅田野知识是这样，书本知识也是这样。因此，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深入田野，越是要刻苦读书。田野知识与书本知识是能够互补的。二者都存在不确定性。只是田野知识的不确定性容易认清而已。

张润平

施老师晚上好！我的所谈仅仅是依据个人以及全国各地同僚所谈形成的“官场”认识，不一定适合于土城的实际情况。但从（县旅游局徐绍芳副局长又指着赤水河说：“当时的河面宽度比现在宽多了，有三四百米。”可是据笔者目测，现在河床中的水面宽度充其量也就几十米，即便全部河床塞满水，宽度也不会超过二百米。）来看，具有强权意志的“官方”存在是确确实实的事情。只不过就如你所说“在于当地的红色旅游开发得比较晚，当时的官方叙事也尚未完全成型，民间叙述与官方叙述还处于相互磋商的状态。”我们的政府作为是无孔不入，何况是牵涉到红色旅游，当他们作为地方的产业来开发的时候，更是如此。

张润平

是的。施老师所说田野知识的不确定性是存在的，而且可能是惯常的、必然的。这可能是田野知识的特征之一吧。他需要学者去去伪存真，需要学者不断地去更新、补充以至考证修正田野知识。田野知识多么需要学者专家们的倾心参与啊。

张润平

近来我在写所调查的材料的时候，越来越觉得施老师的这篇文章的深刻性和重要性。一般来说，冷寂一些的知识比较单一，调查起来，容易确定。而凡是被热炒了的知识，不确定性就非常大。这就需要我们在做田野调查时，注意方法和技巧，一是多调查受众，二是一定要调查直接关系人，三是一定要调查对此知识有特别研究（或有过认真思考）的人士，四是查阅当地史籍、碑刻以及考古等等方方面面的文史资料，当然还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宽更远一点，去查阅有关资料。五是辨证资料形成的年代日期，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样会更好一些。这些话其实是说给我自己的，跟在这儿，也供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