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7-26 16:19:55 来自: 苏门答腊(想你时你在眼前)
《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版自序
韩毓海
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尊敬的读者说明一下第二版所作的修改：篇目本身未作丝毫的更动，但每节几乎都增加了新的资料，目的是使增订版的观点更加鲜明丰富。至于语句和修辞上的改动，则无法一一列举出来，或许，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从业者而言，写出为自己满意的文字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这也意味着语言的推敲永远是未竟之业。
早在年初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一版已经全部卖完了，而增订版马上就要付印，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第一版的某些部分需要作更为彻底的修改，但是，现实的压力使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半年多来，我一直在为第二卷（《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而努力工作，这也就是本学期我在北京大学所开课程的内容，这门课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商君书》、《盐铁论》、《封建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陈六事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统筹全局疏》、《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国之命运》、《<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联合政府》，当这些血与火的文字一一重现的时候，我深知：我们筚路蓝缕的先驱，精神的父亲，是他们以思想和实践铸就的不朽华章，点燃了后来者的心灵和眼睛。
“一篇读罢头飞雪”，时间倏忽而去。当《毕业歌》声响起，新的暑期即将到来时，同学们告诉我说：正是一个学期的阅读，使大家真正理解了《毕业歌》里那些著名词句的意义：“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尊敬的前辈和同仁、在广大读者中迅速得到理解，既是对我劳动的最好报酬，更是对一个初学者最真诚无私的鼓励。中华民族江山有思，我知道：是那些肩负着天下兴亡大业的实践者、劳动者们，成就了百年燕园中的“弦歌一堂”，我深信：“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同时“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即从历史中、从实践中、从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去寻找知识的依据，“从无字句处读书”，这就是北京大学真正的光荣传统。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其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经接近成功。”[1]亦如本书第一版绪言中所交待的那样：正是在纽约亲眼目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经历，方才使我读懂了《资本论》作者的教诲：一个将“虚拟经济”置于生产和市场交换（“实体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何以是一个“头足倒置”的危机结构。同样的，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将中国与世界深深地嵌入为一体，方才为我们当前的思考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这就是要求我们的思考必须始终具备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我们深知：使《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理论文献成为当代中国认识世界之教科书的，并非基于单纯的理论或思想史的缘由，而是基于现实实践的要求和愿望，如果没有社会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所提供的深刻“常识”，我们就无法辨别高深莫测的理论和知识的真伪与高下。“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理论的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去。”[2]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这一明快的道理、离开了这一正直的求学、求知道路，学院里的知识和理论研究就将迷失方向。
1954年，毛主席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曾经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意味着：只有了解自己的前人走过的道路，只有了解我们前人的事业，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任务和使命。
如果尝试着将漫长的中国政治史分为四个时期，那么从春秋战国到秦的郡县制统一可以称为第一个时期，而其中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郡县制之设立，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政治思想，兴起于秦晋之间，成就于墨法之道，而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兼爱、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对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影响巨大，而其践行禹道，摩顶放踵，以自苦为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伦理，尤其值得我们珍惜。同时，《商君书》则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指那种通过经济、军事和法律手段组织人民的根本力量，这一论断不但开辟了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而离开了秦所发明的户籍－郡县制度，一切政治实践亦将因丧失基本抓手而无从谈起。毛主席《读<封建论>呈郭老》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至于墨家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庄子·天下》篇则论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今日再思此语，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从汉至唐，可谓中国政治史的第二期，其基本脉络则是贵族制度的消灭，国家官僚制（科举制）的实行。这其中既有内部旷日持久的艰辛改革推动（九品官人法与中正制的纠葛，即体现了改革的复杂性），亦有北周、隋、唐携北国刚健雄风之革命冲击，而继秦之户籍－郡县制度之后，统一的国家考试制度之实行，再为中国政治奠定一层深厚根基，中华民族藉此方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
北宋以降，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走向“近世”，举凡交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之“近世化”，于宫崎市定教授的名篇《东洋的近世》中均有深刻之论述，至于工业技术方面，以焦炭冶铁之法，中国更是早于英国工业革命600年而成熟，此一点尤其具有世界史意义[3]。而所谓千古之谜者，则为率先走向近世之中国文明，何以此后竟600年徘徊不前，反而终在1840年之后，为现代西洋帝国主义势力所一举击溃。而我以为这便是政治史、思想史研究最为要害之课题。
实际上，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经深刻论述过：宋以降，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文治与武功的分离、官与吏的分离（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乃是导致政治组织能力下降、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源所在。其中官与吏的分离，更是贵族制、中正制和役法弊端的遗存和发展，它导致了基层的财政、司法和税收乃至军事，均操纵于胥吏之手，胥吏、豪民和生员沆瀣一气、把持基层和地方，遂酿成国家权力无法深入其中，而所谓“理政”，至此则步履艰难；同时，由于官僚队伍中埋藏着一支庞大的非正式的行政大军，国家便不得不听任“火耗”、“陋规”和“浮征”的存在，财政和税收的统一再也无法实现，于是“理财”亦从此变为了空谈。
何况，率先进入近世的中国，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之固有矛盾，竟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于是，除用于促进农业革命之外，中国更将铁的大量生产以及冶铁技术，用于铸铁钱及以“浸铜法”铸铜钱，货币的大量增加，固然促进了中国的“商业革命”（明代即有“十大商邦”之兴起与壮大），但也正是因此，与其后英国将焦炭冶铁技术投入制造机器，并以此推动制造业和军事工业发展不同，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尽管极大地推动了其“农业革命”特别是“商业革命”，但却没有发生出“工业革命”，而这也使得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使得商业资本支配国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与障碍（宫崎市定、陶希圣）。进而言之，造成这一瓶颈之根源，更在中国没有以成功发行国家主权货币，从而完成金融革命，并得以籍此闯过生产、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这道矛盾难关。而国家货币不能发行，金融革命无法完成，根源又在政治上的官吏二分体制，王安石即痛感基层全为胥吏、豪民所把持，国家金融力量无法深入农村，到明隆庆元年（1567）之后，国家干脆通过进口美洲白银来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即从而将货币问题之解决，委之于海外和国内豪商。于是，中国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便不可避免，胥吏、豪商、外国资本支配中国的命运亦就不可避免了。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政治史的第四期，揭开了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新时代，揭开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入手，通过深入群众、组织群众的制度创新，重建了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联的、牢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并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1948年12月31日 ，成功地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国家主权货币“人民币”。此后30年，新中国方才以此现代政治、经济和财政制度创新为强大动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举完成了工业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生产能力，驱动了世界贸易和商业革命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又用30年时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十分形象的；而今天的我们，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在这条继往开来的道路上，我们深知：遭遇各种艰难险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地接受一切科学的批评意见，接受世界上一切友好人士的善良建议，但是，对于那些“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以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作答：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曾经用“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而笔者学识浅陋，至今还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如我者，同样是60多年前，一位伟大的中国人，在黄土高坡的低矮窑洞里所说的话，却如悠远的雷声，时刻警醒着我们，告诉我们何谓佛陀、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支配历史的“大事因缘”：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的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一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4]
外国人一向有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至亲好友的惯例，如此，我则愿诚挚地将自己幼稚的工作，奉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人民，特别是：奉献给激发我写下本书第一行文字的山西那遍地英雄的山河，奉献给在这块土地上默默牺牲和奉献着的父老亲人。因为――正是那些在历史的纵深处和现实的实践中奋力工作的人，使得我幼稚的写作成为了一个声音。
2010年7月10日 暴雨后，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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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2] 毛泽东：《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3] 宫崎市定：《宋代的煤与铁》，见《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2页。
[4] 毛泽东：《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2页。
2010-07-26 16:24:10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曾经用“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而笔者学识浅陋，至今还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
看来韩是去听了何炳棣的演讲滴
> 删除 2010-07-26 16:26:37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这本书看来销量不俗，这么快就出增订版了
> 删除 2010-07-26 17:19:55 曲梵 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曾经用“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而笔者学识浅陋，至今还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
看来韩是去听了何炳棣的演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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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去听了
> 删除 2010-07-26 17:20:32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
> 删除 2010-07-26 17:30:23 尼采的手机 (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 NND，我才刚买了第一版，他就出修订版了，能换吗？
> 删除 2010-07-26 20:38:14 青蟾 囧，朋友推荐过还没当回事儿，难道需要收一本？
> 删除 2010-07-26 21:51:53 曲梵 韩老师觉得第一版有些内容并未充分展开，而且存在个别纰漏，因此为读者着想，才迅速推出增订本。此次增订本篇幅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且选用了纯质纸印刷，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比如第一章论述山西的历史地位就增加如下注释：
关于山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论述精到者如宫崎市定如下洞见：中国铁工业在唐末发生了可以称为燃料革命的事件，即煤炭使用的普遍化，并把煤炭用于炼铁。高热的发生及其操作的成功，使宋代文化发达起来，使远东在世界上占了优越地位。于是既有煤又有铁的山西省，它的冶炼事业就和世界史发生了联系。――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朝代所以能够以并州（晋阳）为根据地而崛起，我想就是因为背后有炼铁业。并州以北，云州大同附近也产铁和煤。占领这个地方的辽国以及继辽而起的蒙古之向西发展，受蒙古逼迫的突厥族之向西迁徙，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说明东方铁制武器的优越地位。见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1－212页。
> 删除 2010-07-27 07:41:1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绝对要收一本，必须的！支持韩老师！
> 删除 2010-07-27 09:08:35 老子徒弟 多出这样的破烂东西，如同当初化肥民脂民膏的红宝书，我们收破烂的有业务了，可以每天赚几元钱！
> 删除 2010-07-27 19:34:33 老子徒弟 汪晖等左倾文痞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伴随的是毛左极权思想价值观回潮、封建“专制”主义回归、特权腐败在中国的泛滥！汪晖、孔庆东、韩毓海等左倾文化流氓的所谓思想和理论，是为专制政治流氓服务的，是斯大林主义加纳粹主义加现代秦始皇主义在中国混合疯狂生长的温床，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危害性超过贪官污吏和黑社会的毒害！所以，反击汪晖等无耻左倾流氓，是每个有良心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中华民族崛起进步的必然需要！
> 删除 2010-07-27 23:48:38 蒹葭 (未妨惆悵是清狂) 很少看見這麼噁心的自序,而且還用如此虛偽的自我感動加以包裝。這樣的人也提陳寅恪先生,實在恥辱。
> 删除 2010-07-28 00:01:25 木易 2010-07-27 19:34:33 老子徒弟 汪晖等左倾文痞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伴随的是毛左极权思想价值观回潮、封建“专制”主义回归、特权腐败在中国的泛滥！汪晖、孔庆东、韩毓海等左倾文化流氓的所谓思想和理论，是为专制政治流氓服务的，是斯大林主义加纳粹主义加现代秦始皇主义在中国混合疯狂生长的温床，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危害性超过贪官污吏和黑社会的毒害！所以，反击汪晖等无耻左倾流氓，是每个有良心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中华民族崛起进步的必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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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见反击，只看见谩骂~~~
> 删除 2010-07-28 00:02:11 木易 有本事就把书中所写一一驳倒~~
> 删除 2010-07-28 23:24:40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韩毓海：从中国与东亚历史中建构世界时间:2010-06-17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韩毓海 被查看:83次
中国人被称为历史的民族。但是，在1837年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却认为：世界史尽管开始于东方，但东方人却对历史没有“自觉”。因此他说：亚洲和东方的历史只有放在西方的精神－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解释、说明和评价。
迄今为止的世界史大都是在西方精神－意识形态──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被叙述的。而中国和亚洲可以被“恩准”进入这种世界史叙述中，起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漫长的中国古代、中古和近世必须仅仅被叙述为“死去的文明”，因而只有在博物馆里陈列、供人鉴赏的意义和价值（毋庸讳言，这就是所谓汉学的一般态度）。其次，自19世纪后期以来开始的漫长的中国革命，也必须被视为历史的变态和变异，即仅仅被视为东方无组织性的表征、亚洲无政府主义动乱的延续。于是，在当今世界主流媒体所把持的历史叙述中，中国的历史竟然只是从上世纪的80年代才真正开始：而所谓“拨乱反正”、“走向世界”、“人的觉醒”、“大国的崛起”等等叙述，──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以全盘隔断历史为前提和代价的。
今天我们的确需要正视鲁迅曾经的质疑：“中国人丧失了自信力了吗？”鲁迅这里所谓的“自信力”，其实就是指对于自己历史的自觉，也就是指连贯地叙述自己的历史的能力，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如何重新叙述被隔断的历史，如何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革命近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叙述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一步──则是如何从亚洲和中国出发，形成一个中国和亚洲视野里的世界史。
在中国史学界回避这一问题的时候，邻国东瀛的滨下武志教授的一系列著作却在竭力建立这样一种中国和亚洲视野的世界史。滨下教授开创性地、绵密而深刻地叙述了自16世纪以来漫长的500年间，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以其挥汗如雨的劳动、不畏惊涛骇浪的远航，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持续和平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富裕的经济、发达的金融体系之持续奋斗。其对上述千百万人持续之奋斗的动人描述，特别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暴力扩展的方式，创造经济繁荣的朝贡贸易体制的再阐释，使得他的研究可开辟了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
滨下先生的师长，日本东洋史学的前辈，已故宫崎市定教授曾有过著名论断：东洋在公元10世纪左右就进入了近世，比西洋要早3个世纪左右，而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中国的冶铁业具有世界史的意义，早在唐代，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就联合开辟了从中国经南洋、西洋到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这一贸易线路，在中国唐代学者贾耽和阿巴斯王朝学者的著作中，都有细致的描述，也正是通过这条通道，中国的铁和煤冶炼的技术传到了欧洲，元代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就是铁和铁制品。正像那些在学术和思想上开天辟地的人物一样，宫崎往往将他伟大的智慧转化为深刻、幽默的叙述──例如他这样说：飞机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在空中停下来，而航海得以扩展的前提就是船可以停下来，使得船能够停下来的就是锚，但如果没有冶炼巨型铁锚的技术，不必说发现新大陆，就是远航也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西洋最大的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新世界，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新世界发现了银，西洋最大的幸运，乃是因为在这些之前，有一个把银作为交换手段的先进经济体已经存在于那里了，这个先进的经济体，就是东洋。
这种日本东洋史学的亚洲意识，也体现在滨下教授新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之中：“从欧洲的角度被称为伟大航海的时代，如果从其他贸易圈来看，可以将欧洲人到达亚洲，视为利用了亚洲的贸易者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所开辟的伟大航线”。但是，当哥伦布、达伽马这些海盗分子在世界史上浪得虚名的同时，如贾耽这样的学者，以及无数冲破惊涛骇浪远航世界的普通亚洲水手却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中消失了。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核心是以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和金融的积累，拒绝以战争掠夺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德里达曾经说，历史学家从事的，乃是召唤幽灵的工作，而滨下教授的工作正是把历史的幽灵重新召唤出来。
关于白银在16世纪以降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最为通俗的解释，大概要归功于以安德列·贡德·弗兰克教授的《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等著作，亦代表着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叙述的史学创造），其中，弗兰克教授的研究最鲜明地涉及白银问题，即16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如何借助美洲白银而驱动一个世界经济──但是，只有对照弗兰克这种粗线条的研究，我们才能发现滨下教授的著作，特别是这本新作《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内容的深刻、丰富性。这种深刻、丰富性起码表现为四点：
第一，弗兰克没有叙述白银作为货币和资本在亚洲和中国被确立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他没有揭示出白银与铜钱、钞票、布帛、黄金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正如滨下指出的，从而这就必然忽视了16世纪中期以来，美洲白银之所以能够进入亚洲的真实历史条件和真正的历史基础。滨下论述道：银首先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用作货币的，它只是在唐代中期，才作为海外贸易的结算手段被用于中国，而银在中国被赋予交换媒介的意义，最初是在五代混乱的局面中形成的。根据宫崎市定的研究：五代时期的各个国家，为了在互相间的贸易中尽可能把铜钱保存在自己手里，防止铜钱流失到其他国家，所以才将银作为国家间的贸易凭证而加以采用。宋代的货币制度是铜钱与钞兼使，但是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国家税收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贸易，故而银在民间的采用开始普及起来，因此，王夫之在《宋论》中，才激烈批评宋代发行交子的做法乃是违背民意，而他这里所谓的民意，就是指白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国内商品交换的工具，相对于钞和铜钱而言，银已经成为稀缺资源。而元代在中统时代曾经以银为本位，发行过“中统交钞”，明代更曾严令民间不得用银，以此支持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而只是在宝钞发行失败之后，才不得不承认“银钱兼使”的既成事实。实际上，整个明代也没有正式废止宝钞。漫长的历史充分说明：银在中国的采用，完全是民间市场交换自下而上的结果，是海外贸易促进国内贸易的结果，并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毋宁是国家意志失败，或者说国家向商业、贸易和民间妥协的结果。而这里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明代以降的中国以“天下”自居，因此它始终要照顾和平衡中央与边缘、中国与更广大的亚洲区域之间的利益，而不可能完全从中央、从中国一个国家的利益考虑问题。这就是滨下教授指出的：白银一开始就是区域性的，是区域贸易空间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政制度和行政空间的产物。
其次，正是因此，白银作为区域间贸易的媒介，与国家意志的体现（钞法）、民间贸易的主要媒介（铜钱）之间，就构成了互动的流通关系，或者说构成了滨下教授所谓的流通层次（circulation tier）。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来， 不是弗兰克所简单理解的“白银”，而是白银－钞法－铜钱的“关系体系”，方才构成了中国货币体系运动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正是这种互动的“货币关系体系”，方才反过来为白银流通制造了条件，而众所周知，弗兰克等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是美洲－欧洲－亚洲之间的白银流通，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制造了条件。
第三，滨下教授指出：16世纪中期美洲白银大规模的进入亚洲贸易体系，除了由于白银是欧洲进口亚洲商品的通货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因为：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存在金银比价的巨大差额，白银卷入亚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欧洲以银换取亚洲的金，因此，16世纪中期之后形成的世纪货币体系，就更加不是单纯的白银资本体系，而是铜－银－金关系体系，16世纪中期以降的利润和资本积累，不仅来自白银驱动的贸易活动，而且来自铜－银－金这一“关系体系”的运动，或者说兑换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原本不是商品生产中心的新加坡和香港，却因为从历史上就处于多重货币汇兑的中介点，反而会成为繁荣的资本中心。
第四，因此，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以来白银的稀缺性（从而导致白银长期扮演了世界货币的角色），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和亚洲经济吸收白银的强大能力，而且更是因为：这种稀缺性只有放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才能看出，换句话说：白银的地位，只有从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货币汇兑关系中才能得到更深入的说明。而同样的，当1872年之后，由于欧洲各国开始采用金本位制，从而导致了黄金稀缺，结果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造成了白银价格的迅速下降，这种白银价格的下降，一方面造成白银圈内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但同时，却更有利于西方对于中国的资本投资和对中国政府的借款的扩大发展。而这仿佛是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出口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外国在华投资的不断膨胀。而这一切都是人民币的弱势使然，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不断以生产和贸易的方式向世界让利的“朝贡贸易”方式的延续。
总之，不是白银驱动了世界，因为真实的历史要比这一简单化的断语远为复杂：自唐代后期以降，是白银在铜－钞－银的关系运动中如何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主导货币；而自16世纪以降，则是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白银如何成为世界货币；而1872年开始的欧洲金本位制度，则可以看作这一关系体系内部的反转。实际上，正如滨下教授所指出的，16~19世纪，白银地位的确立，只有在铜－银－金的关系运动中才能看出，正如美元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只有在与其他货币的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表现一样，如果当今的世界经济是由美元单一货币驱动的话，那么，所谓的世界经济反而就不存在了。
滨下教授已经移讲习于中山大学，他将其写作为“孙逸仙大学”，因为“中山”是孙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时用的名字，也许在一个胸怀中国式“天下”志愿的学者看来，孙先生竟然改了一个日本名字，这本身就如同近代中国的命运一般，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吧。但是如果把视野展开到中国近代史，我们不得不有一系列疑问，而这些疑问都与孙中山先生为了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而发动的中国革命有关。
如果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不过就是亚洲区域贸易和金融体系扩大的结果，即使是欧洲的进入也不过是借助了、发展了既有的亚洲区域体系，19世纪以来欧洲的金融扩张和金融霸权，也不过是既有的铜－银－金关系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是否就不存在了呢？1500年以来，在欧洲形成并确立起来的战争国债体系──那个曾经为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斥的帝国主义金融制度，难道也是世界金融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吗？而在滨下的体系中，仿佛没有民族国家，战争、暴力的地位，而Charles Tilly却指出：强制与资本，民族国家、战争恰恰是自19世纪至今世界史的主题，战争国债制度乃是西洋现代金融体制的基本动力。但是，无论天下秩序和朝贡贸易体系多么和平而文明，这一秩序却极大地弱化了中国的国家能力，弱化了中国以国家的方式支配经济、贸易和金融的能力，文明最终弱化了中国的武力，使得她在1895年连日本的军事打击也不能回应。文明一定能战胜野蛮吗？和平一定能对抗武力吗？1840年以来惨痛的中国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难以忘怀的答案。漫长的20世纪可谓是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持续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货币的成功发行，人民币的发行（1948年12月30日），就是中国革命的成果，人民币的主权地位，是中国革命和奋斗的最伟大成就。而对这一问题，我们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滨下武志曾在前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中说：“中国在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金属的同时，其供给却需要依靠外国，这还暴露出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清朝财政，却以白银为主进行征税和财政经营的内在根本矛盾”，我以为这其实是揭示了孙中山先生“货币革命”思想的核心，即废除白银流通而实行国家主权货币，这一思想，最初在1935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法案得以通过。但是中国财政在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情况下，采用白银为财政基础，是否其陷入现代被动的一个原因？进一步说，使得一个伟大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是在于被动地顺应世界潮流呢，还是要逆流而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切，我们并未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看到答案，也许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滨下武志先生的研究范围，但却是中国人叙述自己的历史时必须要面对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 删除 2010-08-15 21:19:23 logostop 有本事就把书中所写一一驳倒~~
这本书就不值得评论！我不屑！
给我们老韩家丢人！
> 删除 2010-08-16 13:49:57 夏允執 (读书听曲) 这本书可以出N版
> 删除 2010-08-16 16:36:23 不动如山 (甲斐之虎) 《五百年来谁著史》中直接引用“京都学派”的目的在于急切说明中国不仅历史上做过老大，而且未来同样可以做老大（只要有自己的货币、钢铁、枪炮），所以对“东亚”“亚洲”这些包袱重重的概念想怎么放就怎么放了。
“一个伟大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是是要逆流而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也一样问题多多，“逆什么流而上？”什么养的“主动权”？哪样的“自己”？
现在的韩毓海，再也不是那个嘘叹“人心似水、民动如烟”的淳朴山东汉子了！
> 删除 2010-08-17 09:50:5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010-08-16 16:36:23 刘小磊的宝贝 (宝贝现形记) 《五百年来谁著史》中直接引用“京都学派”的目的在于急切说明中国不仅历史上做过老大，而且未来同样可以做老大（只要有自己的货币、钢铁、枪炮），所以对“东亚”“亚洲”这些包袱重重的概念想怎么放就怎么放了。
“一个伟大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是是要逆流而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也一样问题多多，“逆什么流而上？”什么养的“主动权”？哪样的“自己”？
现在的韩毓海，再也不是那个嘘叹“人心似水、民动如烟”的淳朴山东汉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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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变化依然故我——雅各布。
变化的都是语言，只要心不变就行。。。
> 删除 2010-08-18 08:17:4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没错，“刘”君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呵呵。
但区区一个“京都学派”，如此点缀，似有小题大做之嫌；若论日本军国主义喉舌的历史投射，比之“东京文献学派”，京都恐怕要俯首称臣。若将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国家论”比作小泉，京都充其量只是村山富市，再者说，顾颉刚等人的学养，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于白鸟库吉与和田清。。。
期待社会科学研究与政治动如参商，本就不现实，时局的反馈提供研究的样本，这是人文学科的应有之义，俺是相信那句话——“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国家教导我们，分析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说什么，更要看他做什么。想当初陈绍禹马列的论调是何其纯正，那中山大学许多冤魂何处说理呢？出版界的潜规则，韩毓海亦不能免俗。
PS：个人观点，不妥之处，见谅！
> 删除 2010-08-18 09:02:56 Thomas (风云入世多 日月掷人急) 典型的右翼知识分子。
> 删除 2010-08-18 12:00:3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overcast彤云
同为门外汉，请教二字万不敢当，真是折杀在下！
诚如彤云君所言，韩老师书中如能在引用注释中深入诠释京都学派的渊源，似更能使读者清晰；但“京都学派”却非只言片语的介绍即可使阅者了然于胸，按国内学界的共识，“京都学派”仅狭义指向“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而非其本意上包含京都学派，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京都支那学派，新京都学派等几种不同意义上指代范围的大概念；若仅局限于东洋史学这一派，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内藤湖南三大基石学术上的同与异仍需连篇累牍，区区注解喧宾夺主于主题，个人认为，是作者一大忌；只要观点可服务于全书，依然是一个学术借鉴，政治背景或可忽略。
再者，韩老师以杂文文风串联历史叙述，难免“汪洋恣肆”一些，从读者角度看或有文章与论据“硬接”之嫌，我想，千人千面，史学界如果一片“乾嘉”之风，也不是什么好事。至于“京都学派”的介绍，彤云君如有兴趣，可参阅这本书：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52397/。我在此班门弄斧，已然贻笑方家。
而“东京文献学派”始创于白鸟库吉，滥觞于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其史料批判考辨，比较语言学分析，东北亚民族研究等都值得国内史学同仁学习，礼失而求诸野，无论东京还是京都，只要其观点方法有助于我国史学整体进步，有助于学者推陈出新，“拿来主义”就不应是禁区。个人观点，粗鄙不堪，见笑了。
PS：个人感情上讲，完全支持鲁迅先生对白鸟库吉江上波夫甚至是顾颉刚的立场。
其实我也部分同意“刘”君的看法，很怀念写《天下·江山走笔》时的韩毓海，磊落英气又略显青涩，落笔无悔却义薄云天。。。
> 删除 2010-08-18 12:03:54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天下·江山走笔》
这个好像也要出修订版
> 删除 2010-08-18 12:13:13 青蟾 嗯，书后预告了即出的两本书，《龙兴》和《天下》修订本
> 删除 2010-08-18 12:22:3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overcast彤云
如果从政治上细抠，自《天皇教育敕令》肇始，经过美浓部达吉事件，东京京都二派已然纯粹庙堂殖民地，学术独立仅仅一厢情愿而已。但回过头来，现代民族国家有脱离政治（或资本）羊水的纯学术吗？至少在下粗鄙，无缘得见，这恐怕和非盈利组织面临的困境相似。
即使强大如乔姆斯基，舆论界对其一边大批资本主义，一边“欣然与资本合作”嗤之以鼻，而其头上的光环，也仅是西方宣传其民主包容性的赋格而已，这同样是政治，难道我们也要将其拒之门外？
学术思想交流是必须的，现在的混乱是缘于学界否定政治妄图纯洁学术而带来的身不由己的陷入另外一种政治，个人管见，直面政治才能真正搞学术，这就需要一个明确的政治立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删除 2010-08-18 12:46:17 [已注销] 2010-08-18 12:38:24 overcast 彤云 ((Only Connect))
但是国家直接参与控制和生产，或者直接服务于国家（或资本）的“学术”，与本源并非如此的学术应当还是有差别的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顶！
个人的价值判断是无法完全抽离于学术的，但这和赤裸裸地服务于价值判断，服务于政治的学术还是有所不同的吧。
真正的学术还是会力求中立，乃至敢于直面事实，并基于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价值立场（事实和价值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对事实的看法是会影响价值判断的）。这也算是学术诚实的一个方面吧。
> 删除 2010-08-18 12:50:3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彤云君，您太客气了！
现在不仅是史学式微，整体学界也裹足不前，学术“快餐化”，学术“狗仔队化”大行其道，但偏偏国人打肿脸充胖子，“沉淀成本”愈发沉重，想掉头恐怕已经晚了。以西泠印社为例，当初吴昌硕，沙孟海坐镇时，威慑东洋，待到启功，日薄西山，对比日本与我们对待启功先生的评价，可见一斑。
正视不足才能进步，现在“大师”满天飞，借用郭德纲的话——名片管理制度不严。。。
对于历史我确实是门外汉，当今“水发”的大师们的作品是在读不得，只好回溯先人。
PS：对于启功先生我并无半点菲薄之意，言语中若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朋友见谅！
> 删除 2010-08-18 13:01:2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彤云君
我的发言被审查了，真是无可奈何。
握手！很高兴和您交流！
> 删除 2010-08-18 13:40:01 下一个路口 《天下：江山走笔》里面有一篇《重新开眼看日本》，其实对日本经验有比较冷静的认识，也有很多是当做教训的。汪晖最新关于琉球的论述中，详细论述了日本明治时期，从惠灵顿1864年出版的国际法中汲取民族—国家的内核为自己在亚洲的扩张做法理准备。韩毓海的《五百年》借京都学派的酒浇自己的块垒，对打破长久一体的历史学叙事当然是有贡献的，但对前提一定要厘清：现在的中国，到底需要一个怎样未来的中国，是做一个简单的暴富加重武器的大国？是否这种崛起就能掩盖那重重叠叠的内部矛盾？
> 删除 2010-08-18 13:45:41 龙蛇起陆 (直使天惊真快事，不叫人骂昰庸才) 古代中国在49年后便与现在的中国割裂开来，现在大陆所谓的文化制艺大规起源于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韩先生关于宋朝以降国家控制力的观点确实有启发的助益，但大赞今朝的农村控制力总有谄媚之嫌，现今的基层与王荆公所说有二吗！
> 删除 2010-08-18 13:57:18 下一个路口 楼上说“大赞今朝的农村控制力”，其实倒不是赞现在的控制力，而是说有控制力的可能。
> 删除 2010-08-18 14:53:27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2010-08-18 13:40:01 下一个路口 《天下：江山走笔》里面有一篇《重新开眼看日本》，其实对日本经验有比较冷静的认识，也有很多是当做教训的。汪晖最新关于琉球的论述中，详细论述了日本明治时期，从惠灵顿1864年出版的国际法中汲取民族—国家的内核为自己在亚洲的扩张做法理准备。韩毓海的《五百年》借京都学派的酒浇自己的块垒，对打破长久一体的历史学叙事当然是有贡献的，但对前提一定要厘清：现在的中国，到底需要一个怎样未来的中国，是做一个简单的暴富加重武器的大国？是否这种崛起就能掩盖那重重叠叠的内部矛盾？
是做霸道的鹰犬还是王道的干城，也就是张承志在《致日本》里提出的问题
> 删除 2010-08-18 15:19:27 [已注销] 2010-08-18 14:13:51 overcast 彤云 ((Only Connect)) “现在的中国，到底需要一个怎样未来的中国，是做一个简单的暴富加重武器的大国？是否这种崛起就能掩盖那重重叠叠的内部矛盾？”赞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 删除 2010-08-22 04:59:35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率先进入近世的中国，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之固有矛盾，竟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于是，除用于促进农业革命之外，中国更将铁的大量生产以及冶铁技术，用于铸铁钱及以“浸铜法”铸铜钱，货币的大量增加，固然促进了中国的“商业革命”（明代即有“十大商邦”之兴起与壮大），但也正是因此，与其后英国将焦炭冶铁技术投入制造机器，并以此推动制造业和军事工业发展不同，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尽管极大地推动了其“农业革命”特别是“商业革命”，但却没有发生出“工业革命”，而这也使得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使得商业资本支配国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与障碍（宫崎市定、陶希圣）。进而言之，造成这一瓶颈之根源，更在中国没有以成功发行国家主权货币，从而完成金融革命，并得以籍此闯过生产、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这道矛盾难关。而国家货币不能发行，金融革命无法完成，根源又在政治上的官吏二分体制，王安石即痛感基层全为胥吏、豪民所把持，国家金融力量无法深入农村，到明隆庆元年（1567）之后，国家干脆通过进口美洲白银来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即从而将货币问题之解决，委之于海外和国内豪商。于是，中国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便不可避免，胥吏、豪商、外国资本支配中国的命运亦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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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是一个类似于汪先生和井底，急躁得信口开河，遍体硬伤的例子。
由于“率先进入近世的中国”这一个前提不成立，韩毓海后来所说的也就成了没有根据的信口开河。
”近世“”最好的标志应该是有关政治、经济的思想，是否具有“近世”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货币政策、生产总量。单纯的商业金融活动不能产生近代科学、近代工业革命，这需要有世界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作为前提。我们就没有法子将儒家思想和相对论、核发电站凑合在一起。
以中国传统的本土的世界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路向，别说通过商业金融活动率先走进类似于西方的近代科学革命、近代工业革命，就是引进、模仿已经发生了的现存的近代科学革命、近代工业革命，也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当然，这里只是直接说出结论，要做出论证不是一个跟帖所能做到的。
韩毓海、汪先生和井底一样，都是没有根据，又急躁得信口开河，遍体硬伤的人，尽管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
> 删除 2010-08-22 07:00:43 aaa “韩毓海是一个类似于汪先生和井底，急躁得信口开河，遍体硬伤的例子。 ”
拉倒吧，还是先想清楚一平方公里是多少平方米，再说别人“信口开河，遍体硬伤”。
> 删除 2010-08-22 21:18:19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2010-08-22 07:00:43 aaa “韩毓海是一个类似于汪先生和井底，急躁得信口开河，遍体硬伤的例子。 ”
拉倒吧，还是先想清楚一平方公里是多少平方米，再说别人“信口开河，遍体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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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透露：中国大陆耕地面积每年减少43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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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0年08月25日08:57 华声报
华声报讯 北京8月24日消息，近年来中国耕地面积逐年递减，1999年与1996年相比，耕地面积净减1300万亩，平均每年净减433万亩，土地资源形势很不宽松。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今天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时说，耕地资源保护虽然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实现耕地总量平衡的目标任务艰巨。
邹家华说，最新调查表明，1996年，中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59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3%。全国2800多个县(区)中，有666个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1997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57亩，1998年为1.56亩，1999年为1.54亩。根据预测，中国人口即将达到13亿，到2010年，人口将达到14亿。届时，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即使耕地面积保持不减，人均耕地还将减少。
邹家华说，为了控制耕地锐减的势头，新的土地管理法规定了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据统计，1999年，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全年补充耕地与建设占用耕地相抵，增加299.7万亩。同时，全国还有7个省市未能实现占补平衡。
邹家华说，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从1996年到2010年15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要求控制在9661万亩以内。到2010年全国要求通过土地整理、开发复垦等多种方式补充耕地6612万亩。增减相抵，到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将净减少3049万亩，全国耕地面积将降为19.20亿亩。
注意，以上为2000年的资料。
世界人均国土面积为44.5亩，中国人只有12.4亩，少32.1亩;
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中国人只有1.3亩，少3.5亩；
世界人均草地面积为10.4亩，中国人只有5.2亩，少5.2亩；
世界人均林地面积为13.6亩，中国人只有1.6亩，少12亩。
1亩地=666.2/3平方米 1平方公里=1000000平方
不好意思世界排名很难找,我记得地理课本上好象有,找找看.
回答者： lixuliang101 - 七级 2007-5-26 10:33
> 删除 2010-08-22 21:53:49 aaa "1平方公里=1000000平方"
有进步，鼓励一下。尽管前面引用了一大堆无关数据占用了系统资源，最后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给出了答案。以后希望你不仅会用除法，还能懂得单位划算。
> 删除 2010-08-24 00:44:36 曲梵 《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本）注释辑要
编者按：《五百年来谁著史》出版以来，备受争议，可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但亦有热心读者，或撰文回应，或秉笔纠谬，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作者退而自省，于是有增订本问世。增订本约增加三分之一强篇幅，论述更为翔实精到。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增订本中许多注释，皆为作者半年多来考索求证之成果，辑录如下，庶近乎当代版《日知录》。
与民争利
“与民争利”一说源自董仲舒，武帝时贵族、豪族冶铁铸钱，危及国家铸币和税收，成汉之大害，故武帝以国家错（铸）币之法纠正之，豪族、贵族因之以“与民争利”诽谤武帝。王利器指出：“他（董仲舒）之所谓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本书《禁耕》篇所谓：‘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逐其利。’《复古》篇所谓：‘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正好说明董仲舒扮演的‘为民请命’这出剧是怎么回事了。”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上，中华书局，1992年，第8—9页
山西的世界史地位
关于山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论述精到者如宫崎市定如下洞见：中国铁工业在唐末发生了可以称为燃料革命的事件，即煤炭使用的普遍化，并把煤炭用于炼铁。高热的发生及其操作的成功，使宋代文化发达起来，使远东在世界上占了优越地位。于是既有煤又有铁的山西省，它的冶炼事业就和世界史发生了联系。——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朝代所以能够以并州（晋阳）为根据地而崛起，我想就是因为背后有炼铁业。并州以北，云州大同附近也产铁和煤。占领这个地方的辽国以及继辽而起的蒙古之向西发展，受蒙古逼迫的突厥族之向西迁徙，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说明东方铁制武器的优越地位。见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1—212页。
经济学家浦山
浦山，曾用名浦寿山，1923年11月27日出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浦氏兄妹中产生了浦寿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以及浦安修、浦熙修、浦洁修等杰出人物。浦山1943年赴美留学，1949年以《技术进步与就业》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浦山先生于19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9年回国后，历任周恩来总理英文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奠基人。浦山先生于2003年在北京逝世，关于他的成就，可参见他的好友、诺贝尔奖得主劳伦斯·R.克莱因的《浦山的学术思想》以及他的学生余永定的《怀念敬爱的浦山先生》，两文均收入《浦山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蒙古人造成欧亚一体化
蒙古人造成了欧亚一体化。通过建立由许多驿站构成的通信网络，极大促进了贸易、外交和传教活动的开展。其中著名的包括中国派往西方的使节——拉班扫马，是出生在元大都的景教徒，曾作为波斯伊儿汗国的代表访问了意大利和法兰西。同时帝国还召集大量的能工巧匠为蒙古服务，巴黎的金匠圭劳姆·布彻仅是其中之一，蒙古人管理国家的主要服务者是畏兀儿人，税收的主要管理者是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如阿合马、桑哥。
关于专制主义
最为值得重视的是，韦伯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论断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新儒家和儒家传统维护者，如钱穆认为明代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废相之后，自秦以来皇权与宰相联合治天下的体制从此彻底崩溃，中国遂自明以来进入到皇权“一元论专制”的时代。但是，钱穆对于“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核心，就在于皇权与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之间的权力制衡的看法，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体制基础，其实来源于上古的两个世系：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前一个是贵族承继世系，后一个是向平民开放权力的世系，而且，从中国历史上看，权力向平民开放，并不是单指向士大夫开放，而且包括向士农工商——特别是少数民族开放。李世民这种有少数民族血统者、朱元璋这样的贫苦农民之所以可以当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尧舜的平民世系，在这个意义上，钱穆等中国儒家本位主义者认为：士为四民之首，凡是不重视“士”的时代，就必然是专制的时代，这与韦伯一样，同样是得出了中国文化为“专制主义”的结论。对于认识中国文明而言，这两种意见出发点不同，而结论和实质是相同的。
阳明学与《实践论》
王守仁的思想代表着人类哲学走向现代的革命，这特别表现为将世界由“表象”，理解为自我认识的“对象”，此所谓“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本书第2页）同时，王守仁将人类思想活动划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意志－知识。此所谓“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本书第6页）。根据王守仁，人类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的活动是统一的，此即所谓“知行合一”学说。举凡近代欧洲思想的基石：自我、自由、理性、意志、认识、物质——这些范畴在王守仁那里早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哲学体系，换言之，这个体系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体系诞生得早得多。以宋代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经过孙中山等人阐发，最终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再次达到高峰。对此一中国思想发展脉络，本书第二卷将有更为深入的阐发。
孔学发展的七个阶段
用陶希圣的说法，孔学发展史有七个阶段：由封建贵族的固定身份制度的实践伦理学，一变为自由地主阶级向残余贵族争取统治的民本政治学说与集权国家理论；再变为取得社会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之帝王之学，并带来浓厚的宗教色彩。孔子遂由此成为神化的伟大人格；三变拥抱道教佛教，孔子又变为真人至人及菩萨；四变而道士化；五变而禅学化；六变而孔子之经世济民的探讨失败；七变为欲使孔子“三民主义化”。
韦伯及其贡献
马克斯·韦伯是一个被称为“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家和学者阵营中的一员，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威廉·罗舍尔等。他们的如下贡献被视为开创性的：一，把历史视野引入到经济－社会研究中，力图摆脱抽象的、静态的和模型式的推演。二，把国民经济的研究放置在对国民生活的研究之上，强调把经济活动看作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并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因为以下七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着的整体：语言、艺术、宗教、法律、科学、国家、经济。
气节之可笑
清兵甫至江南，第一个投降的就是东林党要人钱谦益，钱作为复社的领袖，这很能说明东林党人所高标的“气节”之难以测度。而另一方面，陈梧桐认为，对于明朝宦官政治的贬斥，有现代政治影响历史研究的因素在，特别是吴晗的《朱元璋传》和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将国民党之特务政治与明代宦官制度相比附，其对明史研究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见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页。
张居正对道学家的宣战书
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著名的《陈六事疏》，首在“省议论”，可谓对道学家的宣战书，其曰：“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间议论太多，或一事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相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计。”这些话说到了道学政治之核心弊端。见《张居正集》，张舜徽主编，荆楚书社，1987年，第2页。
朱纨死于缉私
《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05404页。另据宫崎市定：因为苏州是绢的主要产地，而不是通商口岸，故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日本人和浙江人在双屿岛私自设立国际贸易市场进行交易，此处便成为倭寇与巨商聚会的重要据点，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进攻海盗据点双屿，并焚毁了走私贸易市场，此举断绝了豪商的财路，故浙江地方豪族遂活动中央政府官员，进行了罢免朱纨的运动，朱纨被罢免下狱后说：“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需人也。”遂服毒自杀，从朱纨所言“吾贫且病”，可见他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其死，是因打击走私贸易而开罪于巨商大户的原因。见《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239页。
抗倭英雄多死于官商勾结
胡宗宪继朱纨之后任浙江巡抚兼总督，他破倭建功，主要是由于得到了严嵩的强力支持，而严嵩垮台之后，胡宗宪也被弹劾下狱，最终饿死狱中，弹劾他的依然是朝中与闽、浙豪商相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万历年间抗倭功成者为戚继光，则主要是为张居正所重用，而张居正死后，戚继光亦被排挤而去。可见，朱纨、胡宗宪、戚继光这些抗倭英雄之所以皆无好下场，皆是因为倭寇问题，实际上就是终明一代官商勾结所致。
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力量
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由于是皇权直接面对基层，必然造成上下脱节，而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明代中期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宗法势力与海外贸易的结合，终酿成海盗、海商势力的庞大，这在明代，主要是浙江、福建两省海盗势力猖獗，而到了清代，更有所谓“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之说。立足中国基层的地缘而形成海洋共同体，由海商、海盗而发展为海外中国人共同体，乃是500年来中国社会体制上下脱节的痼疾，在海洋时代的地缘政治表现，它既构成了瓦解中国制度的力量，同时，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依靠力量，这从康有为等的“庚子勤王”和孙中山革命都依靠东南沿海的海商势力和海外中国人群体，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历代政治之核心
土地税、土地制度问题，是中国历代政治之核心。唐之贞观之治，除了通过府兵、进士二途，将文武晋升之道开放给平民之外，就是均田和减税，即由十一而税的古制，改为四十而税一。而中唐两税法改革之后，均田不能实行，只能听任豪强地主占地，而国家只是向大户课税而已。一条鞭法无非将课税变成征银，而征银的主要对象，又是巨商富民。这表明支配中国财政的主体，已经由大地主，向掌握白银货币的大商人转化。
朋党考
“朋党”一辞指豪强聚众成党，汉时尤指流民与豪族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盐铁论·复古第六》：“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盐铁论校注（定本）》，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78—79页。
韦伯论王安石
韦伯说：“正如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改革企图走向专业化，文献里也有人主张：以现代官僚制里有专业能力的官员，取代传统通才式的官员，因为没有人能无所不通。不过，中国古老的教育理想与此等功能上的要求强烈相反，并且，连带地，也与我们欧洲机械主义态度下对于行政之理性的客观化的诉求，形成强烈的对比。”《韦伯作品集》，第五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万历十五年》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万历十五年》）系黄仁宇先生在1976年夏天用英文完成，原名为《1587，无所作为的一年》，意在强调明代国家“无为”所造成的国家能力持续下降。中文本没有采用作者原意，这是个很大的遗憾。而且此书写就之后，在美国竟为寻找出版方几经周折，延宕多年后，英文本才由耶鲁大学在1979年出版。而中文版也几经审阅，起先由黄苗子转呈中华书局时，交到当时的责任编辑傅璇琮手上，后经沈玉成进行文辞润色，总算起死复生，迟至1982年在中华书局付梓，旋引起巨大轰动。走笔至此，想起此书出版小史，不禁感慨系之！
市场陷阱
中国历史上的两极分化和农民失地，作为市场竞争和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总起来说是可以通过改朝换代和制度的干预得到修正的；而鸦片战争后发生的两极分化和农民失地，则是帝国主义军事和金融掠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动的结果，因此，就并非历史上的“均田”、“均富”所能解决的。
黄仁宇论基层组织能力
黄仁宇在总结经济发达的宋反而不能抵抗经济落后的辽、金、西夏时，即归结为宋代国家没有基层组织能力：“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宋）反不如辽、夏、金，他们以部落的组织供应兵员与马匹，动员更容易。”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426页。
郭沫若评京都史学派
郭沫若说：“日本的西京学派事实上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下茁壮起来的，他们的成就委实是在东京学派的霸徒们之上。这一派的领袖是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他们和王国维有过密切的交游……在中国学问的研究上，日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落后了三百年，但他们在短期间却也把那落后的三百年也补起来了。”见郭沫若：《郭沫若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钱穆不懂康有为
对康有为是“伪儒”的批评和诟病，从戊戌变法时代就开始了，这些批评者包括当时的士大夫保守派，如荣禄等，也包括支持改革的维新派，如孙家鼐、张之洞等。今人对于康有为否定最积极的是钱穆，其最不满处是康有为对于宋明理学的打击，但是，钱穆的道学习气太重，不可能理解康有为把儒学改造为政治哲学和改革意识形态的思想努力和真实用意。
> 删除 2010-08-24 08:17:2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曲梵老师住在承泽园吗？“由曲径过山阿，则梵寺在焉”
> 删除 2010-08-24 10:22:23 曲梵 我无缘住承泽园，谢谢你为我的网名找了一个出处，我收藏了。
> 删除 2010-08-24 11:38:2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依稀记得《北京西郊宅园记》一书中“承泽园”一篇，有皇子允礼序文：“由曲径过山阿,则梵寺在焉。西僧所修梵典，余自幼目涉心通。”
料想曲梵老师网名由此得来，故有此问。
> 删除 2010-08-25 15:32:51 下一个路口 曲梵是胡少老师。
> 删除 2010-08-25 16:24:49 曲梵 2010-08-25 15:32:51 下一个路口 曲梵是胡少老师。
不是的。
> 删除 2010-08-28 23:49:26 袁长庚是秋裤男 (我转运要到2013年，地球都毁灭了) 就是这位韩老师，在北京大学的一个观影活动上公开承认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难以实现自我启蒙，而必须依赖资产阶级的引领，否则必将导致乱局，这一困境至今无法超越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左派，却从内心秉持这样的观点。是所谓一颗老鼠屎。
动辄想写“大历史”，动辄冠之以“龙”、“华夏”、“天下”，仿佛唯恐别人不知祖上有多么显赫，这样的知识价值几何？我倒以为自我膨胀的成分居多
> 删除 2010-10-25 12:14:31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首页 >> 华声评论 >> 华声观点 >> 正文袁纯清向官员荐书也是一种大智慧2010-10-21 10:07:21 华声在线1169名网友正在讨论设为主页字体：【大 中 小】 来自10月19日中国新闻社的报道说，袁纯清跨过黄河从陕西到山西任职省委书记，上任伊始便向山西官员荐书，意在让官员通过读书学习，以达到解放思想、打破官场陋习、重塑政府形象的目的。
众所周知，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肩负着造福一方的重任，一个地方能否科学发展、百姓安康、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主要在于主要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发展理念和决策水平。然而，报道称，当这位官员踏遍整个山西，他总结出“山西面临最紧要的问题是干部队伍对大发展思想准备不足。一些干部不去想大发展，不敢干大发展，不善谋大发展。”于是，他向官员推荐了《五百年来谁著史》和《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
我感到，袁纯清直言不讳指出一些山西官员对大发展的思想认识、重视程度和行动措施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高度和力度，值得所有的干部深思，而他所推荐的两本书，更是值得所有的干部一读。
我认为，一些干部不去想大发展，不敢干大发展，不善谋大发展，其原因就是责任感缺失，其表现也是五花八门，各有不同。如有的干部工作粗枝大叶、得过且过，对工作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有的干部工作被动应付，敷衍塞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干部工作不主动、不细致，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往后退。这样的干部在工作中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抱着完成任务、应付差使的态度，不入脑、不入心、不上手。凡此等等，想不“出事”真的很难。
由此可见，对各级干部来说，责任心、责任意识是第一位的。一个员工不负责任，可能挨批评、受处分，甚至被扫地出门，这只是一个人的损失;而一个干部不负责任，就会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利益遭受损失，甚至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回首看看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那一起不都是与安全职责不落实、防范措施不到位、事故应急预案不完善有关。尽管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应有惩处，但血淋淋的教训我们能忘记吗?
记得作家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诸葛亮任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挥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崇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都是责任使然。如果说，没有一以贯之的强烈责任感，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体现出他们优秀的品质。
正因如此，我认为，省委书记袁纯清向官员荐书，唤醒的是官员的责任意识，彰显的是一种领导智慧、领导才能、领导艺术，让人由生敬意。
新的世纪、新的形势、新的机遇、新的挑战，给我们各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最大的失职。所以，我们要深刻领悟袁纯清书记向官员荐书的“良苦用心”，以责任感做事，常察社情，常虑民忧，常思己责，不遗余力地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而不以责任感做事，无疑等于每做一件事情都是自挖陷井，自套脚索，自毁前程，损人害己。
> 删除 2010-10-25 12:15:14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怪不得神木的书记“被”人大
> 删除 2010-11-08 11:31:04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近日又读了一遍
> 删除 2010-11-09 20:31:30 尼采的手机 (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 读后感：读文史的同学应该学点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
准备把老版的送人，再买本新版的。
> 删除 2010-11-09 21:13:16 梦幻街小子 感觉韩的立场怪怪的。
他在对材料的剪切、选择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这个以论带史的方式，我很不喜欢。
我还是佩服陈平原先生论从史出的功力。
> 删除 2010-11-09 21:33:34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韩的叙述很给力
> 删除 2010-11-09 22:48:25 尼采的手机 (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 看前面跟帖有人提到井底，就是井底望天吧，他的《大国游戏》看了一半，兴趣不大，就送给别人了
> 删除 2010-11-10 09:27:33 苏门答腊 (想你时你在眼前) 井大的视域不错，就是法家的气味太浓了，哈哈
> 删除 2010-11-10 09:44:5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http://bbs.newslist.com.cn/thread-22481-1-1.html
张睿壮老师的视野，国内罕有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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