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锡伦： 田野调查不能胡编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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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esefolklore.com 民俗考察 2006年11月11日
车锡伦： 田野调查不能胡编乱造
最近读到虞永良先生的〈河阳宝卷调查报告〉（载《民俗曲艺》，台北，110期，1997，页67--87。以下简称“报告”）和〈历史文化的瑰宝——河阳宝卷〉（载《中韩文化研究》，第三辑，南京大学中韩文化研究中心主办，韩国大丘市：中文出版社，2000•12，页252-254。以下简称“瑰宝”），与本报告（按，指笔者的《江苏张家港港口镇的“做会讲经”（调查报告）》）调查的对象相同。虞文提供了该地宝卷传播的一些情况，但也有不少错误，尤其是胡编乱造了某些事实，为免误导读者，贻误后人，现择其要者说明如下。
㈠ 所谓“河阳宝卷”、“经卷”和“押座文”：
六十年代，原苏州市常熟县北部部分地区地区和长江中新涌出的沙洲，成立了沙州县；八十年代经国务院批准改为张家港市（县级市）。今张家港市西南部和常熟市北部及临近的江阴市部分乡镇地区，旧时地方文献中称这一地区为“河阳”，因为该地区有一座海拔不高但很有名的小山头，即凤凰山，古代亦称河阳山。虞文所谓“河阳宝卷”就是流传于上述地区的宝卷，但在民间口头传承资料和地方历史文献中均无“河阳宝卷”之说。
“报告”说该地区的宝卷称做“经卷”而不称“宝卷”，但题目既以“河阳宝卷”名，在“目前河阳宝卷的存本概述”一节中，又列出许多以“宝卷”名的卷本，如《莲船宝卷》《神童宝卷》，这就使读者迷惑不解了。实际上在上述地区的“做会讲经”是吴方言区做会宣卷的一个分支，属于苏州宣卷卷。但它同邻近的江阴、隔江的靖江地区一样，称做“讲经”，一般不称“宣卷”。笔者在这一地区调查时曾问过一位妇女（佛教信徒），为什么称“讲经”？她回答：“就是讲经说法。”该地区讲经先生使用（传抄）的宝卷文本，同苏州地区宣卷先生用的宝卷手抄文本一样，其封面题签卷名多为《××卷》，改编俗文学故事的宝卷则多袭用原名，如《碧玉簪》《洛阳桥》，但在卷首的“开卷偈”中则概以“××宝卷初展开”始，说明该地亦以“宝卷”为通称。
在“瑰宝”文后附载的一组“河阳宝卷”中的《妙英宝卷》，前面一段唱词标题为“押座文”，此属杜撰。这类篇幅短小的唱词，在吴方言区宣卷中习称“小卷”“偈子”，现留存大量宣卷人手抄本。这些手抄本一般称“佛曲”“佛偈”等。它们是在做会宣卷（讲经）正式开始前或中间休息时宣卷先生做“饶头”唱；和佛的人也唱。笔者在张家港对岸靖江农村调查做会讲经时，有一天晚上，和佛的妇女休息（该地讲经夜间一般前半夜唱“凡卷”——俗文学故事卷，由男性和佛；后半夜做各种仪式，由女性和佛），她们很兴奋，一直唱各种“偈子”，忘记睡觉休息。
专门在宝卷开卷前唱的偈子习称“叫头”，有固定的格式。如：
（诵）香烟缭绕，上彻穹苍；
结成华盖，庄严法界。
（唱）香烟缭绕起祥云，上彻穹苍透天门；
结成华盖腾云去，庄严法界在佛门。
笔者曾过目一本题为《总偈》（庚寅年抄本）的佛偈集，集中把这类叫头称做“起卷用偈子”，收此类偈子三十多个。笔者在张家港和江浙各地调查宣卷（讲经），幷阅读过数百种宣卷人的手抄本宝卷，从未听到或看到使用“押座文”的名称。在历史上有关宝卷的文献中，至今也未见到过有“押座文”的说法。虞文编造“河阳宝卷”中有“押座文”，意在表示“河阳宝卷是敦煌变文的发展”，是“敦煌变文的嫡系子孙”（见“瑰宝”文）。但这样惊人的妄为，有识者也不难识破。
㈡ “河阳宝卷”的来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虞在“瑰宝”文中，为了夸饰“河阳宝卷”的久远，说：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河阳山地区，永庆寺的僧人带来了西方的佛经，为了把高深的佛学原理，向广大民众传播，于是他们利用了本土民众喜欢的山歌形式进行唱导，来宣传佛理。但此种形式，劳动民众还是很难接受，于是僧人们又把经文通俗化，进行俗讲，正如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变文，又唱又讲。大约到了宋代，这种俗讲更加通俗化，融进了佛陀的本生故事，吸收了本土的民间故事进行佛化，演释佛经的教义，出现更为生动、有一个个故事情节的讲唱文学底本，即河阳宝卷。
五十年代，河阳山永庆寺的藏经楼与文昌阁藏有各个时代的宝卷上万册，后遭严重破坏，部分流落民间的讲经先生手中，据老年人讲，这些卷本是历代僧人收藏于寺中的，成为寺中一宝。
在“报告”中也说：“保存经卷本（按，指宝卷）主要有河阳山永庆寺文昌阁与经楼。50年代成千上万册藏书先后被毁，部分流向民间。”
按照上述说法，东汉末年，凤凰山永庆寺的和尚带来佛经，用当地的“山歌”“唱导”，后来把经文通俗化“俗讲”，宋代把“俗讲”更加通俗化，就是“河阳宝卷”；五十年代，永庆寺中还收藏“历代僧人收藏宝卷上万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说明作者对中国佛教史、佛教的“唱导”“俗讲”以及中国宝卷发展的知识太贫乏。
关于中国佛教及其唱导、俗讲的发展，学者多有研究，此不赘述。中国宝卷和宣卷虽然最早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但明代正德以后形成民间教派宝卷一统局面，所以，明代以来各地正统的佛教僧团和佛教寺庙便不以宣卷和宝卷为其宗教活动和经卷。凤凰山永庆寺始建于梁大同二年（536），而非东汉时期。这个寺庙在江南一带尚属较为著名的丛林。现在这一寺庙已经恢复，笔者在该地调查时曾前往参观。历史文献中找不出任何根据能证明永庆寺的和尚们在东汉时期曾用当地“山歌”（东汉时期还没有“山歌”之说，也没有后来吴语山歌的形式）“唱导”，幷在在宋代创造了“河阳宝卷”，此后这个佛教丛林也不可能保存和传播宝卷。从田野调查的情况看，尽管过去张家港地区的讲经先生和信众们依附于各个寺庙、道观结社烧香拜神佛，即使在庙会期间，寺庙中的僧侣和道观中的道士也不会做“做会讲经”。
实际上该地区讲经先生所用的宝卷文本，都是讲经先生师徒传抄的“秘本”。笔者在报告中提及当地仍在演唱的《地狱卷》，系传抄明代还源教的《销释明证地狱宝卷》，说明该地做会讲经历史上曾与明清民间教派的活动有关（笔者在苏州昆山县发现当地宣卷先生也用这一宝卷）。发现于该地区的抄本《小猪卷》（清光绪三十年徐宪章抄本《蝴蝶卷》附载），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说新文（闻）”的形式铺陈“小猪开口劝世人”的轰动效果；笔者另发现该地区民国间的抄本《滑稽小偈》，唱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时事。说明清末民国间该地讲经已向“说新文”等民间演唱文艺学习，吸收它们的演唱技巧和内容。这些情况，同苏州地区乃至江浙地区的民间宣卷的发展是一致的。
㈢ 张家港“做会讲经”与“拜香”：
笔者在报告中已指出“拜香”（又称“报娘恩”）是广泛流行于苏州、无锡地区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在上述宝卷流行地区过去也极为流行。虞文“报告”中“河阳山的香火习俗”及“河阳宝卷的讲唱形式”部分，将“做会讲经”与“拜香会”活动“合二为一”，行文中纠缠不清，读者须注意分辨。该地区的拜香活动尚无专题调查报告，虞文“报告”所引《海虞风俗志》（卷一）关于拜香活动的介绍可供参考。
虞文中还有一些似是而非、胡编乱造的说法，如，“报告”中说，河阳宝卷“抄本中，最早的抄写年代是康熙、乾隆时”的；“瑰宝”文中说“河阳山周围最有名的（宝卷）是三槐堂王氏刻本，一般作模板收藏，起始于明代，中止于五十年代初期”，按此说法，明代以来“三槐堂”王氏（按，“三槐堂”是江南王氏的堂号）300多年间不断在刻印宝卷。可是作者在“报告”文附录的60种宝卷版本及“瑰宝”文附载的一组宝卷中，却没有一种是康熙、乾隆抄本和三槐堂刊本。实际上，“报告”文所附载的宝卷，有些作者也没有亲见，所做的介绍也是望文生义的编造，如《蝴蝶卷》述庄子梦蝶、劈棺的故事，是在戏曲和说唱曲艺中流传很广的俗文学传统故事，作者却说是“蝴蝶拟人化的童话宝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文化复苏。一大批原来在基层和农村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干部和民间文艺爱好者，被吸受到民间文学工作者队伍中来。他们成了全国自上而下搜集、记录、整理、编辑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基本力量。这些民间文学工作者此后曾掀起一阵阵“发现”热：一是“空前”的发现，如八十年代各地发现的许多“第一部”汉民族长篇叙事诗、史诗；二是“活化石”的发现。这类发现各地很多，真真假假，不可一概而论。虞先生后出，也有两项“发现”：一是发现“河阳山歌”中保留了能按数千年前〈弹歌〉歌辞原文歌唱的〈斫竹歌〉，此歌已收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弹歌〉歌词原见于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研究者一般认为它是原始初民的狩猎歌谣。二是发现凤凰山永庆寺的和尚们宋代创造的“河阳宝卷”。对前者，笔者未做田野调查，情况不明；对于后者，恰巧笔者也在同一地区及其周围地区对宣卷（讲经）和宝卷进行广泛地调查，因说明如上。虞文是以「田野调查报告」和资料介绍的形式发表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上的，其间的胡编乱造，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它们都涉及到宝卷历史发展的研究。这给当今和后人研究中国宝卷，乃至敦煌学研究，会带来什么样的混乱和麻烦，是可以预见的事。
按，本文作于2000年，是调查报告《江苏张家港港口镇的“做会讲经”》的附录，收入论文集《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台北学生书局，2002）一书中。近见报导，这个“河阳宝卷”已被定为苏州地区的“非物质遗产”抢救项目，说不定还会“发掘”出宋代和尚们编的“河阳宝卷”文本呢！——建议那些“抢救”委员会的专家先生们，先认真读点书，再去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