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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按语：我提倡这个贴已有多日，但因千万次庆典等等因素，至今无老师支持，刚才看到施老师的这篇文章，尽管与田野无关，但与我倡导的旨趣是一致的，更为主要的是：“我想，我在民俗学界所充当的角色，也许就是一条可恶的鲶鱼吧，虽然不可爱，但也许还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之“鲶鱼”精神，是做任何学问都难能可贵的。从中可以体味到施老师突破学术成见、成规以至藩篱的个中苦衷，更能学习到如何有所创新、突破的批判精神。也未征求施老师的意见，就移接到这里，作为本话题的开篇，唐突之处恳请谅解，更希望施老师能为此话题专写一篇文章，好让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后记
施爱东
本书的主体是我2002年－200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期间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部分章节则是出站后在与业内同行的学术论战中陆续完成的。
经过历次论战，我被民俗学界同人扣上了“科学主义”的帽子。其实只要读者愿意耐心读一读本书的绪论就能看出，虽然我的语言比较冷硬，但我的心是热的。一个热心肠的职业民俗学者，即使不够“人文主义”，至少还应算做“人文”学者吧。
本书的选题，一是基于我的博士论文《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创立与学术转型》的延续，二是因为钟敬文先生的嘱托。书可能显得单薄了些，但前后总共经历了7年时间的撰写、补充和修改，其中的甘苦与坚持，也是如鱼饮水。
2001年，按民间的算法，钟先生已经100岁了，7月起就一直住在北京友谊医院。我于8月来到北京，住在医院边上的一家小旅店，朝五晚九陪着先生，侍奉起居，聆听教诲。
那时钟先生看书已经很费力了，尽管我把博士论文初稿用了四号字打印出来，他还是得习惯性地就着放大镜看。我不敢让老人家多看书，就一字一句地读给他听，有疑问的地方就停下来，听先生解答。钟先生的精神状况很好，我们一直对他能够重返课堂充满信心，他自己似乎也很乐观。当然，他的乐观也许是做给我们看的，他不想让我们失望。
一些小事，现在回想起来，仍让我眼里噙满泪水。为了能让我顺利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继续学术史的研究，钟先生反复地将自己的意见告诉前来看望他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领导和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同事；后来，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带着中大校友去看望他，他又把这个意思告诉李延保，请他支持我到北京来工作。虽然我最后调离中山大学并没有惊动到校党委书记，但钟先生细心的关怀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在先生8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能有幸侍学的时间是多么的短暂，正因其少，对我来说，尤显珍贵，我把与先生在一起的半个月时间，像倒录像一样翻来覆去不知放过多少遍。我不怕别人说我与先生扯上关系是为了要替自己脸上贴金，我敬爱钟先生，我一定要说出来，这样我自己心里舒服。”
托先生鸿福，我2002年顺利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并且意外幸运地分到一套校内的博士后公寓，大家都说是钟先生显灵了。虽然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我愿意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还在微笑着看着我们，关照着我们。
钟先生离开后，我是在刘魁立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完成了3年的博士后合作研究。刘先生是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留苏博士，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上世纪末接替钟先生担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刘先生很喜欢坐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刘魁立办公室，和学生们一边煮着咖啡，一边古今中外地闲聊。这种非正式的口传心授可以将许多的意会知识，以及一些学术策略传授给学生。比如他最得意的论文写作的“三个筋斗”法，以及对各种学术概念的精确理解和运用，还有他对于科学以及哲学的孜孜不倦的追求，都让我受益匪浅。我们常常三两个人泡一天咖啡，吃两包饼干，然后到兰蕙餐厅点几碟小菜，小酌几瓶啤酒。那个时候，天底下似乎就剩了“学术”二字，我们对其他事物的兴趣全都抛到爪哇国去了。
刘先生的学术专长主要在故事学。受刘先生影响，我很快就迷上了故事研究。可是，我曾经对钟先生作过承诺，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主要是承担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的合作研究。这样，我就只好在学术史和故事学两个领域同时拉开战线。故事学，是因为兴趣；学术史，是因为承诺。
我不知道读者们见到的这份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研究答卷，钟先生是否满意，但我真的尽了自己的努力：努力搜集资料，更努力地思考问题。
这里我还得再交待一下我和叶春生先生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我本来是名理科生，1985年考入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1987年开始选修叶先生的全校公选课《民间文学概论》，从此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毕业4年后，我又回到中山大学，跟从叶先生攻读文艺学专业的硕士学位，之后是留校任教，然后再随着叶先生攻读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我是叶门大弟子，又曾写过《点评金庸》《金庸江湖手册》这样的小册子，所以师弟师妹们常常拿《笑傲江湖》中的“大师兄”来取笑我。在我这一届之后，叶先生还招了20多个博士30多个硕士。虽然叶先生平时不苟言笑，有时还挺让人琢磨不透，可师母张老师却爽朗可亲。先生与弟子们亲如一家，常常啸聚于广州的某个酒家，谈学论世，其乐融融。
作为大弟子，我是沟通叶先生与师弟师妹们的主要桥梁。我硕士毕业后就留校担任叶先生的助手，十几年间，师弟师妹们有什么不敢面呈叶先生的苦衷或要求，总是通过我来转达，或者从我这里领取锦囊。叶先生对我的出乎常态的信任，常常让我有一种必须“肝脑涂地”以报答的感觉。
之所以要把我对三位恩师的敬爱之情加以反复强调，是因为我想用自己的恩师来做一回“挡箭牌”。
曾经有位知名学者，在读了我的某篇论文之后，给我的直接领导吕微发短信问：我从来没有得罪过爱东，他为什么要写文章攻击我？
我印象中吕微用了几句顺口溜回复对方。原话我记不得了，大意是这样的：爱东的文章并不是要针对谁，如果他对某些学术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的话，那肯定也是对事不对人。
其实，只要读者愿意读一读本书绪论就会发现，即使是对钟先生、刘先生、叶先生，包括对吕微的学术策略和学术观点，我也常常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有些看法可能还比较尖锐。刘魁立先生在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还常常拿我的例子来打趣：“有一次在天津开会，他敢在大会上就那么指着我说：‘我不能同意你这个观点。’我都吓得不敢反驳他呀。”
与老师和同事、同行的这些不同看法是基于我的学术理念而发出的，是不同研究范式或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释读和论辩，完全不能解读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人事关系。高丙中2009年在“叶春生先生民俗研究50年座谈会”上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在学术界，对于老师的人格赞美和学术批评是正常学术秩序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光有赞美没有批评不能进步，光有批评没有赞美无法和谐。
对学术史的钩沉往往要尽可能地挖掘新材料，但是，对学术史的讨论却往往会基于一些共同知识。基于共同知识展开讨论的好处是，大家在理解这些共同知识及其背景资料的前提下，可以更容易地直接进入学理的层面，而无须进一步对各种事件细节或人物来由进行详尽的介绍。因此，本书中的许多章节，都选取了钟先生作为讨论对象。钟先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最重要的奠基人，在民俗学界，钟先生的学术历程、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大多是共同知识，我们无须对钟先生及其思想进行过多的介绍，就可以直接进入讨论。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老拿钟先生做例子，那是因为钟先生够伟大。
中国现代学术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不可否认，也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过去的民俗学学术史多从成绩入手，这一方面，已经有了许多材料翔实的扎实成果。而我选择的讨论方式是：从问题入手。
其实，许多问题的发现和讨论，并不是我的个人创见。有些问题早就暴露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大家都看到了，酒桌上、咖啡厅里也都聊过了，可是，这些问题一旦落到学术史家们的笔下，就全变味了。翻开任何一本学术史论集，大凡讲到学术成就的时候，篇篇粒粒如数家珍；可是，一旦涉及学术弊端，尤其是如果涉及了具体的人和事，大都避重就轻泛泛而谈。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会为了一件学术公案去得罪哪位学术同行。大家都还得晋职、评奖、申报课题，说不定哪天哪份评审材料就落到了哪位同行的手上呢。
我没有什么独到的眼光来发现问题，也没有什么独到的智慧来解决问题，我只是一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无知男孩。我一直试图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学科、学人、学术成果与学术事件，甚至包括我的恩师钟先生、刘先生、叶先生，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以及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
我很感谢中国民俗学界尤其是中国民俗学会的各位同人给予我的友爱和支持，感谢他们对于我的尖锐批评所持的宽容态度。也许是因为我的一以贯之的批评姿态和批评方式已经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也许是因为汇聚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周围的青年学者们互相批评的学术风气已经逐渐弥漫在整个民俗学界，偶尔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要是大家没有听到我的批评的声音，常常会问上一句：“今天你怎么不发言？”——似乎大家已经预设了只要施爱东一发言，准不是什么好话。
“鲶鱼效应”的“新寓言”估计大家都很熟悉。说是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可大量的沙丁鱼闷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运送途中往往窒亡泰半。但有那么一条渔船，船上沙丁鱼的存活率一直居高不下。原来船长在沙丁鱼鱼槽中放入了几条可恶的鲶鱼。这些不安分的鲶鱼四处游动，沙丁鱼们为了避开它们，只好四处游走躲闪。这样一来，水中的空气不再沉闷，沙丁鱼们就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了下来。
我想，我在民俗学界所充当的角色，也许就是一条可恶的鲶鱼吧，虽然不可爱，但也许还有一定的存在价值。
施爱东
2009年9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