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曼老师对我的影响
[ 山曼（1935-2007）：本名单丕艮，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民俗学家，散文家。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烟台师范学院教授、《烟台师范学院学报》主编、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著有《山东民俗》、《流逝的传统》、《驿路万里——钟敬文》、《中国民俗通志·生产民俗卷》、《山东剪纸民俗》、《山东民间玩具》、《山东黄河民俗》、《山东根据地民俗》、《山东民间童谣》、《山曼散文选》、《中国民俗起源传说辞典》等，主编“齐鲁民俗丛书”、“百岁童谣”等。]
山曼老师过世一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不时地闪现在我的面前，与山曼老师相交二十多年来的一幕幕情景也时常浮现在脑海里。
那是2003年的深秋季节，山曼老师因为拍摄系列民俗片《齐鲁民俗》的事被请来济南，我逮住机会请他为我的研究生做了一个讲座，让我的学生、他的徒孙们领略一下他的风采。从济南回去以后，他就病倒了，先是在春节前腿部因疮不能愈合而住院（根源还在他的糖尿病），出院后因腿部肌肉萎缩又为了行走而坚强地活动。
2004年秋天，单老师给了大家一个惊喜，他出现在于聊城大学召开的山东省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而且他和大家一起去乡下考察葫芦，去郎庄看面塑，他很兴奋，大家也很高兴。多年来，他偏居烟台，虽然他不说，但大家能够感觉到他的寂寞。每次他到济南，每次有机会和民俗学界的朋友相聚，他就兴奋，他就高兴，他有讲不完的故事，他有一个又一个的写作计划。
此后两年多，他辗转于烟台－济南、医院－家庭之间。我也因家庭的缘故，奔波在济南和北京之间，错过了一次次去烟台看望他的机会。在多次的电话交谈中，他谈的还是他所挚爱的民俗，还是他尚未完成的著述，他为学生们的进步而高兴，为外孙女表现出的对民间文化的热爱而内心狂喜。谈起外孙女，他有一种后继有人的兴奋，甚至说到要把他的那些宝贝书交付给外孙女。去烟台看过单老师的朋友回来，总是有些伤感，也总是有些欣慰——因为单老师情绪很好，他的精神头让见到他的人佩服。
和单老师相交已经二十多年了，他几乎伴随着我从事民俗学以来的整个岁月。
1984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参加筹建山大社会学系，本来喜欢戏曲的我从此走上了民俗学的道路。从那时起，首先是由于李万鹏老师的缘故，山曼这个名字便时常出现在耳边。
单老师与李老师都是黄县人（今龙口市），而且是从小的同学，大学又都是在山大上的，万鹏老师学的是中文系，单老师学的是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本应1959年毕业，其间他因病休学一年），他分配到青岛教大学，没多久，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他要求调回老家黄县，先任教于中学，后曾出任黄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黄县一呆就是二十年，直到把两位老人养老送终之后，八十年代中期才离开黄县。他曾在《民俗研究》的一篇短文中，讲他的笔名山曼的来历，文中谈到他对母亲的感激。山曼是他的笔名，他的本名叫单丕艮（有人戏称他为“单[dan]不良”），“山”是他母亲的姓，“曼”则来自胶东地区对女孩的称呼“嫚儿”。单老师在家中是独子，他的母亲曾被算命先生断定为命中无子。母亲在生了四个女孩之后，又生了他，为了好养活他，母亲为此煞费苦心，从小就把他当作女孩子看待，穿花衣，叫小嫚，连嫂子们都称呼他为“小姑子”，他十多岁时曾为此反抗母亲，在母亲哀求的目光中，终于理解了母亲的一片苦心。成年后，单老师对父母的孝顺，在黄县被称作“第二十五孝”。
离开黄县后，他先是在烟台《胶东文学》编辑部，从事他热爱的文学工作，不料没几年，文学也染上了铜臭气，文学刊物也要向市场靠拢，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做不来这些，是不屑去做”。于是，他又调入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走上了教授民间文学、民俗学和写作、现代文学的讲台。在烟师，单老师过得也不是很愉快。他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单老师是山大历史系毕业的，在烟师他却是在中文系任教，这可能引起过某些人的议论，对此，单老师这样对他们说：“不错，我是学历史的，现在可以做中文系的教授，这就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不行，咱们换换，你们也试一试。”他虽是笑谈，但还是掩饰不住些许的落寞。在中文系教了几年书后，他又调到烟师学报担任主编。那几年，他的学报经常是一期中有半数以上的文章被转载，这与他严格把关、力主多用校外作者的稿件大有关系，但也因此得罪了校内的一些领导和教师。最后，他在烟师学报因不到年龄而以调研员身份离职，过了两年，大概是换了领导，重新发现了他的价值，又给已经离职的他评了教授。
二十多年了，第一次和单老师见面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在1985年，或者是1986年，大概是在李万鹏老师的家中。那时候，他的秃顶还没有后来这么厉害，但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自从1987年和他一起开始酝酿《山东民俗》的写作、同年冬天成立山东省民俗学会以后，就有了数不清的见面次数。
1988年端午节，我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刘瑞琳一起与单老师去长岛采风。为了让我们这一对第一次去海岛的青年人能够品尝到真正的海味（我想，他也是为了让我在刘瑞琳面前多挣些面子），他动用了过去从不动用的政界人士——长岛县委的领导，使我们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单老师在黄县二十多年，最后做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在县城里，这绝对是高干了），他负责县里的新闻工作，黄县自六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所有重要的新闻报道，几乎都留下了单老师的笔迹。他有一批过去从政时的朋友，后来也有不少人做到相当的高位，但他几乎很少和他们联系。他骨子里有着深深的知识分子的清高，或者说，他曾经看惯了官场的是是非非，因此更加珍惜知识分子的操守。
二十多年来，和单老师一起去过很多地方、一起做过很多事情。
曾记得，那是1999年，他经过一番办手续的磨难（当时烟师的有些领导，不理解山曼凭什么会受到国外的邀请，为什么没有外国人邀请他们），我们终于一起去到韩国的济州岛，出席了国际民俗学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可能是他唯一的一次出国。济州岛的风景很美，会议也开的很成功，但韩国给他留下的印象或许不太好，因为韩国的美食让他总是吃不饱。
曾记得，1994年，我爱人当时所在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名人照相薄”丛书，这实际上就是一套文化名人画传。当筹划第一批传主时，钟老便名列其中，但由谁来给钟老执笔却犯了难。钟老是学者，同时他还是散文家，谁的文笔能入他的眼呢？最后，我们想到了山曼。果然，钟老对山曼也非常满意。于是，由60岁的老汉写作（当时山曼虚岁60）、30岁的妇人编辑（我爱人当时虚岁30）的90岁的老人的画传，在短短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就面世了。这是钟老的第一本传记。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1991年的春天，我与单老师在黄河入海口的那次调查。单老师对黄河情有独钟，他一直有个宏愿，就是要把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跑一遍。我1991年那次陪他去垦利县黄河入海口的调查，就是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那次，我们俩住在孤东（垦利县的地名）2元钱一夜的路边小店中，冒着一望无际的盐碱滩上春天凌冽的寒风，去寻找黄河入海口最后的一个村庄，去追寻跑趟户春来秋去劳碌的足迹。疲惫了，学着毛驴的样子在滩地上打一个滚儿；饥饿了，找一个小店要碗热水就着自带的干粮充饥。那次调查，我从单老师的言谈话语中和他的一举一动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第一次领略到做田野的乐趣。单老师对黄河的考察持续了十多年，他后来自己一个人又把黄河中游走了一遍。对于黄河上游，他说过多少次，也计划过多少次，但一直没能成行，这只能成为他永远的遗憾了。
单老师作为民俗学家，他对民俗学田野作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以他为主要写作者于1988年出版的《山东民俗》，书中浓浓的胶东味就与单老师、李万鹏老师的生活实践密不可分。他的黄河民俗考察、运河民俗考察、泰山考察、海洋民俗考察等，都在他的著述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要求青年人一定要重视田野作业，一定要有扎实的田野作业的功夫。
单老师不只是民俗学家，他还是一位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散文家。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前，他是以散文的写作而享誉山东文坛的。有意思的是，自从他开始进入民俗学圈以后，他就从文学圈中淡出了，这还曾成为一些人的议论话题。正因为如此，单老师对文字的要求颇为严格，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这些人的文字工夫之差表示失望，也经常以一些大家的文字工夫如何好来勉励我们。他曾经写过系列散文“冰心在烟台”（后来出了单行本）、“作家的故乡”等。早就有出版社想出版他的散文集，可是只要有任何附加条件（如包销或赞助），他就免谈。去年，明天出版社终于出版了《山曼散文集》，为散文家的山曼画了一个句号。读他的散文，其中有着浓浓的民俗味道，重重的乡土情怀，散文家的山曼和民俗学家的山曼融为了一体。
单老师对我的工作一直十分支持。《民俗研究》杂志1985年开始创办，当时就得到他的积极鼓励，除亲自撰写稿件外，还协助联系作者，开设专栏（“民间剪纸能手”），并经常对杂志编辑方面的问题提出意见。尤其是他对于青年作者的扶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许多在基层从事民俗调查的同志的稿件，都是经过单老师之手修改后才发表在《民俗研究》上的，许多稿件都是作者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我业余服务于山东省民俗学会19年（从1987年学会成立担任副秘书长到2006年辞去秘书长职务），单老师从学会成立之初就对学会工作给予了无私的支持， 2004年以前，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山东省民俗学会每年一次的年会，如果哪一次年会他不参加，大家就会觉得整个会议少了点什么。我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最高兴的是单老师和李万鹏老师，这种高兴他们溢于言表。他们看到民俗学后继有人，看到了学科的蓬勃发展。对于我的学生，他们比我还关心，学生们也愿意和他们交流，有事愿意去找师爷探讨。前些年单老师身体好的时候，他还曾带着我的第一届研究生刁统菊和张勃在胶东考察，和头两届研究生一起去泰山考察王母池庙会。考察中，对学生们言传身教，使他们受益匪浅。我的学生李凡硕士毕业分到烟师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更是经常得到他的直接指教。
曾经有一段时间，单老师对我是不太满意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我感觉到了。他主要嫌我揽的事情太多，业务上一直没有专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他曾经旁敲侧击地讲一些成功的事例，以诱导我和其他一些与我同龄的青年人。实际上，当时的我自己也深深地陷入到困惑迷茫之中。虽然当时已经在高校工作十多年，副教授也当了好几年了，但是整日里冗事缠身：学生要培养，杂志要编辑，学会要活动，可是时间就这么多，那么自己的学术应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最后终于决定暂且抛下这些事情（实际上也没能完全抛下），到北师大跟随钟老去读书。当我走出山大步入钟老门下、当我在泰山民间信仰研究方面小有收获时，虽然单老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但他对我的赞许已经传到我的耳中。对于我的博士论文——《泰山香社研究》，他一直嘱咐我不要急于出手，要好好修改，要做成精品。这就是单老师，一个对后学真正关心的老学人！
单老师走了，他自己也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事情：他为济南出版社主编的“齐鲁民俗丛书”第一辑反映很好，还计划继续出第二辑；他的剪纸能手的栏目还没有编辑成书，还有许多剪纸的资料没有整理；他已经写完了的《中国民俗通志·生产民俗志（北方卷）》，已经在编辑过程中，他还没能等到书的最后出版；他的丰富的民俗收藏品还有待编目，几百个果模还需要拓制、研究……
（该文写成于2007年3月27日—28日凌晨山曼老师去世的当夜，曾以《单老师，一路走好！》为名，发表在《民俗研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