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涛

村 史 : 追 溯 与 建 构

     ──崮子村民俗调查与研究之一

一、缘起

崮子村是山东省费县城北乡的一个普通村庄，截止到1998年底，全村共有人口868人，260户。全村总面积2090亩，其中农田面积占1090亩。崮子村在费县城北6.5公里处，从县城往西北绕过一座不高的山峰即可到达。崮子村村民的住房全部建在海拔140米至170米北高南低的山坡上，农田则分布在村庄四周的平原地带。据说最初村民的住房是建在村南的河边，被村民们称之为“张湾”的地方，后来由于河水的侵扰，住房逐渐往山坡上转移，最后形成了现在这种居住在山坡上、农作在平原的村落整体布局。
费县属于沂蒙山区，过去以老区和贫困区而闻名。选择费县作为我的调查基地，首先是因为我出生在费县，我的父母在费县从事中学教学工作20多年，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而且我的中、小学学习也都是在费县完成的，因此，选择费县作为调查基地，在人际关系方面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崮子村进入我的调查视野则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三个条件：村庄的规模和传统产业结构，村庄的经济发展状况，村庄的家族状况。
崮子村的规模在北方地区属于中等偏下的村庄，其不足900口的人数，200多户的住户，有利于在调查时做比较全面的了解。调查时如果需要，甚至可以对全村每一户人家都进行统计，这是选择大村庄调查所难以做到的。崮子村历来以农业为主，近几年才有部分农户在上级的要求下开始种烟和养蚕（这部分农户只占全村农户总数的20%左右）。崮子村历史上只办过一件属于工业的事情──由部分村民承包开办过一个窑厂，矗立在村子东南角麦田里的数十米高的大烟囱，就是这个窑厂留下的唯一成果，窑厂因经营不善，仅承包了两年就宣告了破产。因此，农业是崮子村传统的也是现在的最主要的产业，这为我们调查中国传统乡村民俗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村庄的经济发展状况成为我选择村庄的理由，这主要是基于近二十年来山东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广大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使如比较落后的沂蒙山区，在民众的生活、生产方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我这次调查的重点是想对中国传统乡村民俗进行了解，尤其是希望对农耕方面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崮子村的发展水平在费县属于中等偏下的地位，农业收入是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村庄的面貌近年来虽然发生了变化，村民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明显改观，但历史留下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我们从村民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依旧可以看出沂蒙山区人民淳朴的乡情及其时代变化的特征。
至于考虑家族的因素，则是因为家族问题是深入了解中国农村的最好的切入点。崮子村人口虽然不多，但家族特点十分突出，既有在全村中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家族，也有一些人数虽然不多、但家族特色显著的小家族。过去我们进行家族调查时比较注意单姓村，对于占中国农村村庄构成较大比例的杂姓村注意不够，崮子村属于中国北方比较典型的杂姓村，这种状况为我们进行村落家族习俗的调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对崮子村进行的民俗调查，是我和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松冈正子教授联合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自1999年元旦至今我已经三次来到崮子村，对崮子村的民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当春节期间我和松冈正子教授一起在崮子村开始我们的调查时，首先困扰我的是原来根本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村庄的确切起源时间及其发展脉络。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贯穿了我这三次调查的始终。

二、文献中的村落历史

在开始对崮子村进行调查之前，我先翻阅了手头现有的资料：《费县志》、《费县旧志资料汇编》和《费县地名志》。
《费县志》第450页中提到崮子村的是一个十分久远的商代文化遗址：

崮子商代遗址
位于城北乡崮子后，南北长60米，东西宽40米，文化层厚4米余，历年出土文物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500余件，多为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文化遗物。1981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商代遗址我今年元旦以后去村里时，专门到村子北面去看过，当时有一块石碑，在丛生的杂草之中歪着躺放在那儿，石碑的内容是费县人民政府命名崮子商代遗址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我和松冈教授春节去村里时，石碑已经树了起来，而且还新添了一个用水泥垒成的底座。
在《费县地名志》131页上，对崮子是这样记载的：
   
    崮子大队
    辖两个自然村，909人，1163亩地。属山区，农业大队。
    崮子
    位于城北东南6.5公里，是崮子大队驻地，708人，903亩耕地。
    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因该村位于万松山（亦称崮山）前，故得名崮子。
    孟家山头
位于城北东南6.6公里，属崮子大队，201人，260亩耕地。建于清代咸丰年间，因位于神山北侧，故以姓氏取名孟家山头。

《费县地名志》的资料显然太陈旧了（资料截止时间为1982年），因为其中提到的隶属于崮子村的孟家山头村（崮子村的村民习惯上称之为“山头”），早在1984年就从崮子村分离出去，如今是单独的行政村。不过，《费县地名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崮子村建村于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至1619年），村名得自于地理位置（位于万松山即崮山之前）。
这里提到的万松山（即崮山）在当地非常有名，崮子村的人也以万松山上曾经建过皇帝的行宫而津津乐道。修建在万松山上的行宫是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时驻跸的，清代光绪年间修的《费县志》（见《费县旧志资料汇编》）中收有一幅线描的万松山图（县志上又称行宫图，并特别注明：“在县治东北万松山上，谨依南巡盛典恭绘”），上面所绘行宫为东西相连的两个套院，都是三进的建筑，东院有大宫门、二宫门、前殿、寝殿、望河亭等建筑，西院有军机房、宫门、值事房、前殿、两个寝殿、花亭等，东院外还有值事房。当时在山岭之上修造这样一片宫殿式建筑，规模也是颇为壮观的。光绪年间的《费县志》卷首“巡幸”中记录了康熙、乾隆南巡路过费县的情况，并收录有乾隆在费县驻跸时所写的诗。乾隆南巡曾六次驻跸费县，其中三次在万松山停驻，并留有写万松山行宫的诗句。
如今，万松山上已经见不到一棵松树了，乾隆帝的行宫也早已经片瓦不存，只是在村子方位的称呼中还依稀可见行宫的影子（如宫门内外等），当年行宫的青砖、条石也都被村民们用作自己房屋的墙基或修路时铺在路上成了铺路石。但是，皇帝在此建行宫的影响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村民的记忆里，还流传在人们的口头中。
与人们津津乐道的清代皇帝建行宫相比，当我向村民问起地名志中所说崮子建村于明代万历年间一事，他们的反应多是茫然的，而专业人员的回答也令我愕然。当我向县史志办和地名办的同志询问崮子建村于万历年间的依据时，得到的回答是含糊的，他们也拿不出确切的依据来。为此，我还曾专门向乡里的领导和村里的老人询问，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越是如此，越增加了我对搞清村庄起源时间来历的兴趣。不过，再对村庄起源问题做正面探讨似乎难以有什么结果，于是，我便先放下这个问题，而从村庄里的家族调查起步，试图寻找出破解村庄起源历史的路径。

三、硬谱与软谱

         ──从家族史谈起

崮子村现有姓氏17个，它们是：刘、曹、郭、贾、李、魏、曲、匡、陈、支、王、姚、孙、朱、张、侯、潘。据今年83岁的李士玺回忆，在60年前村里就有的姓氏是：刘、曹、郭、贾、李 魏、曲、陈、支、王、朱、侯共12姓。姚、孙、张姓是解放以后从外面迁过来的。姓郭的在村里现在只有一户。在这些姓中，人口最多的是曲姓和魏姓，两姓合起来占了全村人口的一半，其中曲姓人口约225人，魏姓人口约210人。
大姓中，凡姓魏的都是一家人，现在同时在世的魏氏族人有五代（从17世到21世）。关于曲姓，村里流传着“曲张不分”的说法，现在的曲姓实际姓张，是张姓随母改嫁到曲家后改姓了曲，并延续了曲家的香火。正因为如此，当我问到村里的领导曲家有没有族谱时，他的回答中含有蔑视的意味：由于曲张不分，血统不正，所以他们不会有族谱。过去村子里贾家和曹家都出过地主，按村里人的说法：贾家家业长久，曹家只是当辈子富。据说，在村子里居住时间最长的姓是贾姓和郭姓，但两姓人口现在居住在村里的都比较少，各有30人左右。贾家历史上出过举人，在外面做过官，在县城里办过学堂，教过书，解放后子弟大多都出去工作，所以现在留在村里的人很少。
为了了解崮子村家族的情况，我们有意识的到几个不同姓氏的家庭中进行座谈。我们分别了解了魏氏、曲氏、侯氏和刘氏、李氏等村里比较大的家族。
族谱是了解家族历史最好的资料。所以，一到村里我就打听族谱的情况，得到的信息是只有魏氏有族谱。开始调查家族时，我们首先就选了魏姓作为调查的对象。
魏氏家族
正月初二（2月17日）这天我们来到了收藏魏氏族谱的魏如仓家中。魏如仓今年53岁，过去曾在村里担任过村干部（支部副书记、民兵连长），现在在县城里承揽建筑工程，他本人会干建筑方面的技术活。魏如仓家在村南，紧靠着村子通往县城的道路，魏家门口的一盘石碾是我们进村时首先感受到沂蒙山区特色的一个标志。
一进魏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悬挂在堂屋正中后窗位置的魏氏族谱。魏氏族谱是谱表的形式，抄写在一幅长1.5米、宽1米左右的红布上。族谱下面有点燃着香的香炉，香炉旁还供有毛主席的泥塑像。族谱是用毛笔抄写的。据魏如仓介绍，这个谱是他和村支书魏学平1987年从平邑县抄来的。平邑县县城东关六街集中居住着姓魏的，崮子村的魏姓就是从平邑六街迁居而来。魏氏宗谱上一共记载了二十代魏氏族人，其中各代的排辈顺序如下：第一代至第四代为单名，第五代继，第六代单名“龙”、“虎”，第七代帮，第八代单名，第九代世，第十代单名，第十一代天，第十二代单名，第十三代起，第十四代永，第十五代长，第十六代化，第十七代如，第十八宝，第十九代学，第二十代绵。谱上还记有二十世以下新起行辈三十六世：远功勤业庆明。立志从百善，怀德事呈祥。隆盛基恒旺，声名传万方。育秀恪懋进，守义乃建康。
在魏氏宗谱上还抄有一段文字，是“魏氏宗谱序”。据魏如仓讲，这段文字是从崮子村过去的谱碑上抄下来的，这块记载着魏氏家族历史的谱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他们把记载着家族历史的石碑称为“硬谱”，把记录在纸、布、绢上的谱称为“软谱”。这段过去刻在谱碑上的文字非常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魏氏家族的来源以及推测魏氏迁来崮子村的时间依据，现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尝闻根深之木叶必茂，源远之水流自长。余窃以为物理知是，人事亦然，观诸魏氏可见焉。魏之先祖居费西平邑，其世系俱有谱牒可可（此处谱上即如此，疑多抄一字──笔者注）考。自龙、虎二公始卜居  于（原谱如此）崮前庄，迄今又历十数传矣。迩来家道益隆，户口愈盛，即其子孙蕃衍可知其祖宗培植者深也，根深源远之说不益信乎？有永发公者，以族象日繁，恐紊宗祧，欲立石以示后世。其载在平邑旧谱者兹不复叙，爰自龙、虎二公迄今十三世祥列左，庶支分派别，后之人不知昧所统承云尔。是为序。
                                                      邑庠生吉臣潘树人选并书

读此序我们可以得知，魏氏是在第六代龙、虎二公时从平邑迁来。据魏如仓讲，平邑六街的魏氏是明初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的。在山东的许多地区，民间都流传着关于明初从山西洪洞移民而来的传说，史书上也有相关记载，对此我曾经写过文章予以考证（《移民·山东人·山东民俗》，载《东岳论丛》1997年第6期）。依谱上所记载的时间来推算，从明初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年间魏氏从山西迁居平邑，然后历经六代，再有一支迁居费县。以每隔20年为一代计算，魏氏在平邑居住约120年后迁居费县崮子村，其时应在明代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这个时间要早于记载中的崮子建村年代──明代万历年间。另，我们从魏氏迁来崮子后的世代延承推算，自第六代迁来崮子，至今已传到第二十一世，历经十五代，约300年，从现在前推300年，时间恰在明代万历年间。遗憾的是谱上的序没有给我们提供作序的时间，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比较准确的时间记载。
曲氏家族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初到村里时，得到的信息是曲氏没有族谱。可是当我们到村民曲纪生家访问时，意外得知本村的曲家也有家谱。因此，当曲廷法老人把他保存的《曲氏宗谱》摆到我们面前时，我们确实是喜出望外。
《曲氏宗谱》保存者曲廷法今年已经70岁，身体很健朗。他小时候读过书，曾当过20多年的村会计，是崮子村同年龄中不多的识字者之一。《曲氏宗谱》过去由他父亲收存，后来留给了他。文革中为了使族谱能够保存下来，他把族谱藏在自己家的院墙里面，虽然是用塑料布把谱包了起来，但谱书仍然受到潮气的侵蚀，所幸只是书的四边遭到侵蚀，谱中的文字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曲氏宗谱》是谱书的形式，修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全部用毛笔小楷手写而成。据曲廷法回忆，这个谱是由本村教书先生侯荣兰（后来迁居本乡东洲疃村）写的，当时他正跟着侯荣兰读书，他清楚地记得侯荣兰给学生上完课后，就在自己的房内誊抄这部谱书的情景。
    《曲氏宗谱》前有侯荣兰撰写的序言：

古者锡胙以命氏，因国以赐姓，后世因之，繁衍既广，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为模范焉。况木本水源，糜人不思。孝经六章,百行有本，念亲劬劳之恩，追而上之乃祖乃父，以至于始祖，于是宗谱之系出焉。曲氏发源沂郡之桥坊，迁吾费迨二百余年矣，支派既广，概无谱系可传，同姓相逢，不辩伯叔，良由祖宗未早为此大计，俾后世子孙无续述之效焉。岁甲申商于族众，欲立宗以清源流，俾族众明皙少长之叙，以杜将来冠履倒置之虞。询谋既同，举族莫不勇跃乐成此善举。兹编修之缮本期日告竣，谨志其始末，俾后世之子孙守此而传之千百世后，岂不伟哉。
                                                眷再晚侯荣兰沐手敬撰
                                                民国三十三年岁在甲申三月念二日

《曲氏宗谱》只记录了曲氏十一代子孙，其排辈顺序依次为：第一代尹，第二代宗，第三代尚，第四代思，第五代单名，第六代有、忠，第七代凤、三，第八代进，第九代万、法，第十代生，第十一代崇。在谱的最后一页还用钢笔写了第十一代至第三十代的排辈：崇文传家久，修德继世长。明道开福运，守以兆吉祥。《曲氏宗谱》中非常详细的记录了各代出嗣的情况，并对从崮子村迁居外地的族人也有记录（如第六代中，曲忠厚迁居西南乡南峪村，又迁侯家城村；曲有公迁居城内）。
从谱序和谱中的记载可知，崮子村的曲氏最初是从沂水迁来。谱中，第一代曲清尹下，特别注明：“迁居沂水，及干草峪。”另据村中老人传说，曲家来崮子与沂水的王姓地主有关。王姓地主原来准备迁居崮子，并把祖坟先迁了过来，修盖了家庙，曲家是王姓地主从沂水雇来的，专门为他们家看祖坟和家庙的。后来发生了变故（一说该地主被马子──当地对土匪的称呼──绑票后撕票，从此家道败落），王家没有迁来，曲家却在崮子村落户了。据说，现在村委会所在的地方，过去就是王家的家庙和祖坟所在地，因此，村民都不愿意在那儿盖住宅，最后只好用作村委会办公的地方。
曲氏迁居费县的时间，谱序中提到：“迁吾费迨二百余年矣”。当时作序的时间为1944年，往前推200余年（以250年计），时间应在1700年左右，这个时间大大晚于明代万历。从崮子村在世的曲氏推算，现在曲氏最晚的辈分为第十三代（传字辈），若依此推算，则曲氏居崮子的时间只有260年左右，又晚于谱序所说的时间。总之，曲氏来崮子村定居的时间应该晚于明代万历，极有可能是在清代才迁居到崮子村。
侯氏家族
来到崮子村后，所听到的关于侯氏家族的情况，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
崮子村过去是当地民间信仰活动的一个中心村落，村里建有玉皇庙（村民也称其为“玉皇殿”）和翠涌庵。翠涌庵，或称泰山、三皇姑出家庙，春节调查时，村民们告知此庙的名字为“翠云庵”，当我清明节再次来到村里，在村子东南的一个小石桥上，找到了一块清代重修庙宇的石碑时，才弄清了其庙名实为“翠涌庵”。玉皇庙在村民的心目中是三间很宏伟的大殿，翠涌庵则要小一些，但翠涌庵是三进的院落，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为泰山殿、文昌阁、观音殿。翠涌庵虽称为庵，实际上是由道士来主持的。崮子村四周方圆数十里的乡民每逢会期都要到崮子来赶庙会。除崮子村外，附近的村庄里只有东洲疃村曾建有关帝庙，其余村庄都没有庙宇。在村里，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过去的玉皇庙就建在现在乾隆皇帝行宫遗址处，由于玉皇庙的位置是风水宝地，皇帝的行宫就选在了玉皇庙的位置上，因此，玉皇庙只好往山下做了迁移，迁到了皇帝行宫的午朝门以外。
崮子村的侯氏家族就是专门看管玉皇庙和翠涌庵的道士。侯家虽为道士，但可以娶妻生子，过家庭生活，当地称这种道士为“火居道”。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侯家做道士是子承父业，他们在庙里为当地人做斋事时要念经、奏乐，因此，过去侯家的子弟，每到腊月里就要集中起来学习经文，学习器乐。作为道士，在一些与社会公益有关的活动中，如天旱时筹款求雨、庙宇年久失修募捐修庙等，他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或组织者。
据村民们说，自1946年八路军来了以后，八路指挥着他们就把庙里的神和碑都拉倒了，道士自然也就失了业，成为普通的农民。庙宇最初还被用作村里办公的地方，后来大约五十年代初期，县城里的机关搞建筑，就把崮子村的庙给拆了，房上的小瓦被县城里的人拉去用了，庙里的砖被村民用来盖了房子。今年清明节，我访问了住在村里的最后一位玉皇庙的看庙道士侯振阗，他现在的房子就是当年看庙时住的房子，房子就建在过去玉皇庙的西侧，只是当年的房子是两间，如今的房子接成了三间。我去他家时，已经70多岁的侯振阗正在屋后的地里忙活着，当我与他见面夸他身体健朗时，他还为自己能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显露出沾沾自喜的神态。
对于侯氏家族，由于它的特殊性，我本来没有寄希望他们会有家谱。当春节后我们在村里李士玺（今年83岁）老人的家中，组织几位老人座谈时，在座的侯振京对我们说他们侯家也有家谱，而且就在他手中保存着。侯振京是负责看护翠涌庵的侯氏后人，他的哥哥侯振澄是最后一位看护翠涌庵的道士。侯振京保存的侯氏宗谱是一张写在牛皮纸上的谱表，牛皮纸已经破裂，后面又衬了一张纸。这张谱表是侯氏第十一代孙侯荣兰用毛笔手写的（在谱表上的署名为“荣銮”，经了解就是侯荣兰）。谱上共记载了侯氏十二代子孙，其排辈顺序依次为：第一代始祖侯赐公，第二代兴，第三代单名，第四代世，第五代廷，第六代学，第七代美、永，第八代全，第九代清、殿，第十代振，第十一代荣，第十二代宗。谱上还记有十一代以后的排辈：荣宗裕德，光景维新。锡以介福，遵守纶恩。
据侯振京介绍，他们家是在第七代祖时从东洲疃村迁居崮子的，他们侯家的祖坟至今还埋在东洲疃村的西南。除看庙的侯氏族人以外，村里还有另一支侯氏，与看庙的侯氏是近支。至于侯家最初来崮子的时间，谱表上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但从族谱上看，侯氏传至现在已有十三代，即使是从始祖起就在崮子村居住，其时间也不会超过300年。可以肯定的说，侯氏到崮子的时间不会是在明代，只能是清代中期以后，甚至更晚。
刘氏家族
崮子村的刘氏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最近两任的村委会主任全出自刘家，而且这两任主任还是亲兄弟俩。去年，做了十几年村主任的刘文山因身体不好，辞去了村委会的职务，村里决定暂由刘文山的四弟刘文武任代主任。今年4月下旬将举行全村的村民选举，重新产生新的村委会领导机构。现任村委会代主任的刘文武今年只有32岁，刘文武家的辈分在刘氏家族中是最高的，在崮子村作为邻里辈其辈分也是较高的。
刘氏过去就有族谱，是谱书的形式，1996年旧谱丢失。同年，刘文武的大哥刘文玉发起重修族谱，得到了族人的响应。刘文玉今年55岁，原在县机械公司工作，现已退休在家，并承包了村里的土地，他是村里刘氏家族在世的人中辈分最高的人。新修的《刘氏族谱》完全仿旧谱的形式，由刘文武的三哥刘文勇任主要执笔人，刘文勇现为本乡演马庄小学的校长。
《刘氏宗谱》是在已经印好的谱书表格上，用毛笔填写上人名。谱前有序，记载了这次修谱的经过，写序的时间是1999年元旦。据说，当年（1997年）谱修好后的春节，族人曾用食盒抬着谱书和祭品到祖坟上举行过祭祖仪式。
《刘氏宗谱》中没有提到刘氏是从何处迁来，现在的族人也说不清楚。刘氏在崮子村已经传了十四代，其排辈顺序依次为：芳守大天青（智），邦（振）凤兆文学。祥贞富贵忠，华传百世嘉。兴玉成纪金，明志勇广全。按现在的十四代计算，刘氏居住崮子村的时间最多在300年左右，但在刘氏族人中，又有刘氏是崮子村最早的居民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比较普遍。
提到崮子村的家族，不能不说到贾氏。贾氏是崮子村的地主，在费县也是赫赫有名的家族，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上贾家曾出过举人（贾汝咸），贾举人曾经在外面做官，后来回乡后还开办过学堂，用当地人的说法，贾举人家属于开明绅士。另外，现在贾家在外面做官的人依然很多。不过，了解贾氏家族的历史受到了条件的限制，因为贾家现在住在村里的村民只有30人左右，而且这些贾氏村民并非贾举人的嫡系，多为贾姓地主的管家的后人，他们对贾氏的历史已经语焉不详。贾举人的嫡系现在多在外面工作，位于村子东南角的贾家老宅子已经多年没有人住了，长期缺少维修的屋子和院落，正在一天一天地破落下去。触及崮子村的历史，凡有文字之处便可见贾氏的影响，我在村里所见到的4块与玉皇庙和翠涌庵有关的碑，其中有两块碑文就出自贾举人之手。在费县文管所，我还见到一块贾汝咸夫妇合葬碑，这是贾举人的儿子贾尔倬为父母立的，此碑原存崮子村，1997年由村民送到文管所来的。碑文中详细记述了贾举人的生平，其史料价值极为珍贵。
通过对崮子村现有的家族文献的考察，并结合民间口头传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崮子村明代万历年间建村历史的直接证据，但从对魏氏家族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魏氏迁居崮子村的时间在明代万历或万历之前的结论。这已经接近于《费县地名志》中崮子建村时间的记载。

四、消逝了的土地庙

          ──解开村史之谜的钥匙

  
在我要对崮子村家族的历史做进一步全面的调查时，一个意外的收获使我对村史的考证有了突破性进展。
分别调查了村里的几个主要家族之后，我便试图寻找哪一个姓氏或哪几个姓氏是崮子村最早的居民。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时，曾做过村支部副书记和民兵连长的魏如仓非常肯定的对我说：村里最早的居民是付、艾、魏、刘、郭、宋、张七家。我问他这种说法的依据时，他告诉我，这七姓写在过去村里土地庙的前门脸上。然后他为我详细描述了老土地庙的形状：
崮子村的老土地庙建在村子的西南边，在附近几个村庄中，这个土地庙是比较大的一个。土地庙的高度约有两米（含庙的底座），四边是用四块1.5米见方的石块扣在一起的，上面用一块屋脊状的石块做顶。庙里供有三尊泥胎神像，中间的一尊是土地神。面南有一个半米见方、上部略圆的庙门，这个庙门可以容得下一个小孩子的身子钻进钻出。庙门的上方写着“水源流长”四个字，门的两边是一副对联。在庙门两旁的石面上，左面刻着上面提到的捐资修庙的七户人家的姓名，右面刻着建庙的时间：明代万历年间（具体到年月日）……
当魏如仓讲到这里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崮子村建村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证据就在这土地庙的门脸上！《费县地名志》的依据应该就是它了。
后来村里又有几个老人的回忆也印证了魏如仓关于土地庙的说法。崮子村的土地庙在文革前的四清时就被掀了，到70年代初村里修水渠、修桥，又把土地庙的石块用在了桥上和水渠上。据魏如仓讲，当年修水渠时，是他领着人把庙门上的石块搬去的，因此，他对庙门上的文字印象非常深，记得比较准确。
庙门上记载的时间是否就是崮子村建村的时间呢？我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崮子村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时间，完全可以被当作建村的时间来使用。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汉族地区有一个村庄就有一个土地庙，土地庙几乎成为一个村庄的象征，立村之初就建土地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崮子村在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七户人家，具备了一个小村庄的规模，这时通过七户人家共同集资修建一个土地庙，使原本以户为主的松散的居住形式转变为一个有了象征物（土地庙）的村庄共同体，因而，修庙之举恰恰具有宣告一个村庄建立的意义。
庙门上记载的七个姓氏（当时刻的是一些人名），除魏、刘、郭三姓现在村里仍有居住的以外，付、艾、宋、张都已先后从崮子村迁出，现在村里的张姓是1949年以后从外村迁来的。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崮子村发展到了40多户，200多人（据83岁的李士玺回忆），300年左右的时间里，全村的户数增加了5倍。从三十年代至今，又过去了60年，如今崮子村的人口已是三十年代的3倍，户数则是三十年代的5倍多。
把这个土地庙称作“老土地庙”，是因为在崮子村还有一个新土地庙，只是这个新土地庙也已经被破坏。在村西老土地庙旧址的西面50米处，1988年村民李志才和另一个伙伴，自己出资修建了一个土地庙。当时李志才他们正出外捉甲鱼，他们看到别的地方（平邑县的村庄）把土地庙又修起来了，便想到了他们村的土地庙，于是两人用一只甲鱼的钱盖了一个土地庙。这个土地庙比原来的小，高不过半米，四边占地约有1.5平方米，土地庙的庙门借用了村东一个墓上的墓门。1997年，上面来了文件，要反对封建迷信，盖的庙必须拆掉。当时的村委会主任刘文山带人来拆庙时，还带了纸、香，他在庙前烧了纸、上过香之后，对土地老爷说：这不是他要拆庙，是上面的指示，请土地老爷谅解。当时，只是把庙顶给掀了。清明节我去看土地庙时，见到庙门前还有烧纸的痕迹，庙门内还有村民二月二给土地老爷送的料豆（黄豆）。当地风俗，二月二是土地老爷的生日，村民一大早在家里炒好了料豆后，要到土地庙来烧香，并给土地老爷送豆子吃。
清明节过后，当我要离开村子时，村支书魏学平告诉我，他们准备把土地庙重新修起来。修庙时不用组织（支部、村委）的名义，准备让村里的热心人出面，各户集资，全村每人出几毛钱就可以把庙建起来了。我期待着下次再到村里时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有庙顶的土地庙。

五、反思：村落史、家族史与地域文化史的建构

在费县进行调查，我的目的是要通过民俗志的形式，对处于激烈变化时代的乡村民俗进行比较全面的反映。在进行调查期间，总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所进行的调查似乎已经超出了一个民俗学者应该做的事情，我更多地关注起民间历史、乡村经济、社会组织结构等等问题，这些内容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根本就不是民俗学的势力范围。不过，通过这种形式的两次调查，我发现自己对所调查的乡村民俗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种变化正得益于对调查对象的比较全面的了解。
过去我们进行民俗调查，无论是开座谈会的方法，还是直接参与的方法，都存在着见木不见人的毛病。我们只注意到某一地域中的各类民俗事象，并对这些民俗事象进行不厌其烦的详细记录，通常，我们就把这种记录称之为“民俗志”。但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些民俗事象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自然的环境，离开了对以上所说的各种环境、各种因素的了解，必然使我们所记录下来的民俗事象成为无源之水，从而也造成了对于诸多非常有价值的民俗记录无法予以科学利用的大缺憾。
长期以来，我们的民俗志大都存在着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模糊不清的特点。在时间上，我们的记录往往是大时段的，最常用的词语就是“过去”、“民国年间”、“解放前”、“解放后”等，稍微准确一点的也不过是“四、五十年代”、“文革中”等跨度一、二十年的概念。在空间上，我们的民俗志恰恰最违背民俗的特点。我们经常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间甚至有“过条河改乡俗”的说法，这些都强调了民俗的地域性差异。可是，我们的民俗志中所记录的民俗事象，在空间概念上往往是“某某地区”、“某某一带”，这“地区”、“一带”所指的空间常常就包含了十几个甚至数十个县市，空间的不确定性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民俗志就不会有大的发展，进而会影响到民俗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因为这种理论建设恰恰是建立在科学的民俗志的基础之上的。
民俗学所调查和研究的内容都属于民间文化的范畴。民间文化植根于民众生活、民众生产和民众的思想之中。对于民间文化，民众有自己的阐释原则，对于这种阐释原则的了解也是我们民俗学者必须应该做的，而且这种阐释，最能反映出民间文化在民间的实际功用。
民众对民间文化的阐释在时间上具有模糊性的特征，在空间上具有确定性的特征。我在崮子调查清明节习俗时，村民在解释清明为什么插柳和插松枝时，给我讲的是介子推的故事，但在讲到介子推是什么时代的人的时候，有说是“王莽时代”的，也有说不清时代，就用“古代”一词带过去的。在这里，故事所发生的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故事来解释民俗产生的原因。对于崮子村曾建过皇帝行宫一事，几乎每个村民都可以告诉你这个历史事件，但是，到底是康熙的行宫，还是乾隆的行宫，大多数人就说不清楚了。对于村民来说，康熙也罢，乾隆也罢，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曾经有过皇帝把行宫建在他们居住的村庄里，这就足够了。我们在调查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即使是两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当你细细追究时，村民在时间的确定方面也要费一番周折。这种时间上的模糊性，是由于长期的农业文明和周而复始的、迟缓的生活节奏所造成的，我们的村民可能记不住几月几日，但二十四节气他们绝不会搞错，因为二十四节气至今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与时间上的模糊性相反，在空间上，民众往往具有确定性的特征。我们在进行民俗调查时，经常会通过不同区域的民俗比较来引发被调查者的思路。被调查者在讲述某一民俗事象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其他区域的民俗进行比较。而且，这种空间的比较往往是非常准确的，最常用的就是“某某村与我们不同”，确切程度可以到村庄这一较小的区域里。在村庄里进行调查，村民们会准确的告诉你现在的某一处住宅就是过去的庙址，现在的土地庙比过去的西移了50米等等，他们给你所指出的空间的准确性一般不会出现差错。
现在回到本节开始时所说的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上来。这次调查我之所以会有自己不是进行民俗调查的感觉，正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民俗志和民俗调查中存在着上述的问题。因此，当我不自觉地跳出了过去的窠臼，进行本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的调查时，我自己却产生了不适应感。
对于村史的关注，我的目的是要为村庄的发展理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历史脉络，为崮子村的民俗事象提供一个相对准确的时间坐标，即力争给我所描述的民俗事象一个比较准确的时间概念。现在我所做的只是对立村年代的初步考证，今后还需要把将近400年的崮子村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并把相关的历史民俗事象融入其中（如崮子村历史上的民间信仰中心的地位、庙会、侯氏道士家族等）。任何民俗事象都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发生的，村落作为民俗事象的发生地，对于它的历史的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村落民俗发生、发展以及传承、变异的认识。至于村落中家族史的调查与考证，对于我们了解村落中不同家族的民俗、村落的构成以及人口的迁出迁入对民俗的影响等，都会有直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村落史、家族史的调查与考证直接为架构地域文化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使作为地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成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

参考文献：
1、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费县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2、费县县志办公室编：《费县旧志资料汇编》，1993年内部印行。
3、费县地名委员会编：《费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2年11月印刷出版。


（该文发表在马戎等主编：《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