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札记·
走 进 “ 龙 牌 会 ”
1998年2月26日至3月2日，我随同中国民俗学会与河北省民俗学会联合组织的考察团，来到河北省赵县范庄镇范庄村，参加一年一度的民间传统庙会──龙牌会。这种联合考察活动，中国民俗学会已经组织了四次，前几次我都因故未能参加，今年在河北省文联刘其印先生的力邀下终于成行。这次考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实在不小。现将考察中的一些随想记录下来,聊备参用。
1、历史悠久的赵县
河北虽然与山东比邻，但我对河北却是知之甚少。在历史上，燕赵和齐鲁都是豪杰辈出的地方，《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除了山东的，就是河北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两地民众在性格上有近似之处。
来考察之前，我对赵县的情况知之甚少，到了以后才晓得赵县大大有名。驰名中外的赵州桥就座落在赵县境内 河之上，赵州桥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学过的中国古代科技奇迹，是闻名世界的石拱桥。赵州桥，又称“安济桥”，当地人称作“大石桥”，它是由隋代著名工匠李春设计制造的。既有大石桥之称，当然还应该有小石桥。小石桥是位于赵州城西冶河之上的永通桥，建于隋末越王皇泰初年（公元618年），晚建于赵州桥19年。赵县不仅有大、小石桥，县城中心的托勒密经塔也和赵州桥一样，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塔也建于隋代。赵县城内还有一座占地300余亩的寺庙──柏林寺，相传柏林寺建于隋唐时期，至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一棵唐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宗教团体募资重新修建了柏林寺。如今，寺庙里香火很旺，寺庙的主持法师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河北省禅学研究会也设在该寺。另外，赵县还是著名的河北雪花梨的产地。
赵县不仅有国宝级的古迹，而且民间文化的蕴藏也极为丰富。1991年，民俗学家刘其印先生在赵县范庄发现了以祭龙为主要内容的龙牌会。此后，刘先生连续八年到范庄调查龙牌会，并且在所撰写的文章中指出：龙牌会的价值“并不亚于举世闻名的‘天下第一桥’安济桥和柏林寺”Œ。正是由于刘其印等先生的大力挖掘和积极的宣传，龙牌会这一民间文化活动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2、范庄、龙牌与龙牌会
2月26日中午11点半，我们一行十余人乘座火车到达石家庄火车站，范庄龙牌会派出专车接站（后来我才了解到，在龙牌会上服务的大小数十部车辆，都是村民无偿提供的）。从石家庄坐汽车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赵县范庄。范庄是范庄镇的所在地，是一个大村,全村现有900多户，5000多口人。据了解，赵县的经济在河北省属于中下游，范庄是赵县比较好的村庄。范庄除农业外，村民的收入主要依靠雪花梨，村里配合梨的销售建有包装厂，季节性的生产装梨用的纸盒。村里虽然也还有其他工业，但都形不成规模。范庄村内纵横有几条大道，坑洼不平，我们来之前下过一场小雨，路上至今还有泥泞。这里的民居很有特色，院落的大门一般都开在东南角上，门很大，足可以开进一辆汽车去。民居的房顶全是平顶的，后山墙没有窗户，据说过去这一带土匪比较多，没有后窗户是为了防止土匪侵袭。
范庄的雪花梨果然名不虚传，吃午饭前，每张饭桌上都摆着雪花梨。我平时很少吃水果，但此时也抵挡不住诱惑，抱起一个大梨吃了个痛快。据说，吃雪花梨要皮和瓤一起吃，否则会闹肚子，因为皮和瓤分别属于凉性和热性，只有合起来吃才会和谐平衡。吃过简单的午饭，我们20余人（包括河北省的学者）被分别安排到三家村民自己办的旅店中。由于范庄是雪花梨的主要产地，每年都有客商来贩梨，村里的几家旅店主要是为接待这些梨商而准备的。
刚刚安顿好，我们就急不可耐的到供奉龙牌的会头贾瑞锁（当地人都叫他“贾臭小”）的家中。范庄的龙牌不供奉在庙里，全年供奉在会头家中。全村共有19户会头，每户供奉一年，周期性轮换。贾家是一个大门开在西南角的四合院，贾家的大门上挑着两面已经被风吹日晒得很旧的红色布旗，其中一面上写着“赵县唐家寨郭门田氏为病还愿，病身痊愈，奉旗两面”的字样，说明这是求龙牌爷保佑、病好后还愿的旗子。贾家院内共有五间堂屋，分成东西两部分，东边两间西边三间，龙牌就供奉在西堂屋进门的正中央。
堂屋里供奉的金色龙牌雕制得非常精致，整个龙牌分为牌位和底座两部分，底座高近90厘米，宽220厘米，牌位高近170厘米，宽210厘米，整个龙牌高达260厘米，看上去非常壮观。牌位前面有一个长半米左右的透明玻璃盒，里面放着约有十几只白蛾。据当地百姓讲，龙牌是纪念勾龙的，白蛾则是勾龙的化身。龙牌中间刻有“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12个大字，牌位上方雕刻着一只龙头，字的左右两边雕有两条龙的形象。现在这个龙牌是1996年才换的。近几年，随着龙牌会的规模越办越大，会头们觉得原来的龙牌不够气派，花了将近两万元，重新请县里的工匠雕刻了现在这个龙牌。后来在龙牌会的库房里，我们看到了已经不用的三个旧龙牌。三个龙牌自左至右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左边最小的一个龙牌，牌位和底座合起来高度只有70厘米，中间的一个高度约有90厘米，右边最大的一个高度约有120厘米。最小的龙牌只是彩绘，另外两个牌位上都贴有金粉。与现在供奉的龙牌相比，这三个龙牌都不如现在的气派。这三个替换下来的龙牌，如今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库房里，完好如初。据陪我们到库房的会头刘瑞科（今年50岁）回忆，他对于最小的龙牌已经没有任何印象，这个龙牌可能是解放前供奉的；中间的龙牌在他的印象中，他七、八岁大炼钢铁的时候，曾经在他家中供过；右边最大的龙牌是邓小平上台以后、刚恢复的时候换的，时间应该是在七十年代末。替换龙牌时要举行仪式，为牌位开光，如果不举行仪式，牌位就没有神气。
龙牌平时供奉在会头家，会头负责每天上香上供，每逢初一、十五本村或者外村的人就有来向龙牌烧香许愿的。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都要举行龙牌会，搭专门的龙棚（又称“醮棚”。过去的龙牌会有道士参加，举行“打醮”仪式。最后一次有道士参加的龙牌会是在1995年），请出龙牌供人们祭拜。
在贾瑞锁家西屋的外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今年龙牌会的程序，内容如下：
范庄龙牌会礼仪程序
腊月十六上午九点开龙牌会预备会；
正月初六上午九点邀茶；
正月初七上午九点庙会条理、布骤、定向会；
正月二十六上午九点庙会具体按排落实会；
二月初一早五点至初四下午三点戒五荤；
二月初一早五点龙棚挂神；
二月初一早九点请龙牌进龙棚，十一点升起龙旗；
二月初二下午两点响棚；
二月初二、初三晚八点三十分放烟火；
二月初四下午一点舍饭；
二月初四下午两点往回请龙牌；
二月初六午前九点迎送龙牌；
二月初六午前十二点各摊帐目向会计报清；
二月初六晚十点向龙牌老人家报帐。
戊寅年二月二修订
龙牌会的历史当地人多语焉不详，有的学者去查找地方文献也没有寻找到有关龙牌会的任何记载，关于龙牌会历史悠久的说法，只是人们依据龙牌会的现状所得出的推断。尽管如此,仅就龙牌会以龙作为祭祀主题而言,它的价值就不容忽视。华夏子孙作为龙的传人，在其信仰体系和祭祀礼仪中，龙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龙牌会的组织形式和日常供奉方式，以及他在当地民间文化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都使人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予以深入的探讨。
3、会头与当家的
龙牌会是没有庙的庙会，龙牌平时就供奉在会头家中。龙牌会的会头制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庙会组织形式。在范庄共有19位会头，19位会头来自村中不同的家族，会头在各自的家族内实行世袭传承制。陶立 教授记录的1996年龙牌会会头的名单是 Ž：
刘增献 武华科 王二旦 李争气 王保虎 武珠海 贾臭小
刘庆献 邢法周 王文全 刘瑞科 刘荣祥 罗老亮 谷贵祥
石振珠 武老忍 高三孩 罗振英 邢同斌
在今年公布的龙牌会组织机构名单中（龙棚东侧专门有一块长约2.5米、宽约1.5米的木板，上面写着这些名单），当家人和会头名单如下：
当家人 李正气
会 头 贾瑞锁（正会） 武珠海 王保虎 王二旦 武华科
刘增现 刘吉英 邢法周 王文全 刘瑞科 刘荣祥
谷贵祥 石振珠 武老忍 高三孩 邢同斌 罗小锁
罗振英（帮会） 贾志广（帮会 大寺庄）
以上两份名单中，有几处明显的不同：（1）今年的当家人和会头加在一起达到了20人，其中有两位是帮会的，帮会之一罗振英在1996年的名单中是正式会头，另一位帮会的贾志广来自外村（大寺庄），外村人前来帮会而且列入会头之中，按照龙牌会会头各家轮流供奉龙牌的惯例，将来龙牌是否也要到大寺庄的贾家去供奉一年呢？（2）除个别人的名字音同字不同，如李正（争）气、刘增现（献），另有三位名字完全不同，这三位是：贾臭小--贾瑞锁，罗老亮--罗小锁，刘庆献--刘吉英，其中，贾臭小就是贾瑞锁，臭小系其小名，另两个会头的不同，我认为可能是家族内部传承的结果。
在19位会头中，有一位被称作是“当家的”，就是龙牌会的总负责人。过去的当家的叫刘兰臣（村里人又称他“刘疯子”），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据村里人介绍，文革以后龙牌会的恢复，刘兰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刘兰臣的特殊身分（当地人称他为“老革命”），当时由他出面操持恢复龙牌会，别人不好阻止。现在龙牌会的当家人是李正气。说起李正气，今年还有一段故事。刚到村里，我就听说，陶立璠教授发表的文章中，把当家人搞错了，陶文中说龙牌会的当家人叫刘同和（经查，此人不存在，可能是调查中记音有误）。这种错误在部分会头中引起了不满。今年龙牌会期间，二月初二（2月28日）下午专门安排了照像仪式，由外地来宾与会头们合影。在照像之前，特意安排当家的李正气致词。而此时，作为我们调查活动的“头儿”的刘铁梁先生（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竟然还不知道李正气的身份，这使在场的会头们感到非常遗憾。刘老师已经连续四年来范庄调查，连他都不注意当家的这一角色，可见当家的并不是龙牌会上的显赫人物。为了解除误会，增进了解，联络感情，初三（2月1日）的下午，刘老师和我到设在醮棚东南角的“当家室”中专门拜会了李正气，从而使我们对当家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下面关于当家人的情况，就是李正气和在场的几个会中人讲述的。
当家的并不一定是会头，老当家的刘兰臣就不是。现任当家的李正气是19位会头之一。当家的并不是民主选出来的，据李正气自己介绍：他年青时并不热心龙牌会的事情，他家里会上的事都是由他娘出面。有一年，他第一次去参加龙牌会的预备会，刚进门，老当家的就对在座的会头们说，今年的会听正气的了，说完，老当家的就走了。他追到老当家的家中，再三推辞，可老当家的说，当家的就是为大家服务。他推辞不掉，会头们又对他说，只要他说今年的龙牌会还办，别的事不用他管了。就这样，他成了当家的。作为当家的，许多事情都要操心，许多事情都要由他拿主意，所以，秉公办事、任劳任怨是当家的最基本的条件。李正气今年48岁（当地人都以虚岁计算年龄），做当家的已经十几年了。他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但人很聪明，认字作文主要是文革中看报纸学习的结果。
除了当家的和会头之外，龙牌会上还有许多帮会的人员，今年还有两个帮会的甚至被列入会头之中（罗振英、贾志广）。帮会是龙牌会的优良传统，数万人（甚至达到十余万人）的场面，七、八千人吃饭，如果只依靠会头们，那是远远不够的。帮会的人员数倍于会头，他们分工明确，各尽职守，工作起来有条不紊。在具体分工上，会头和帮会的没有区别。今年龙牌会的分工情况除前面列出的当家人和会头外，还设立了顾问（刘其印）、筹备会（由3人组成）、理事会（由9人组成），另外还有一些属于事务性分工，包括外事（负责对外接待）、文宣、群艺、广播、伙房、龙棚、戏班、库房、烧水、帐房、烟花、科技等。
4、二月初一的早晨
二月初一(2月27日)是龙牌会的第一天。大概是早晨3、4点钟，村里的广播喇叭便响开了。临来前，听来过龙牌会的朋友讲，这里的条件比较差，住的房间很冷，连洗刷的水都没有。不过，我们这次住的姓赵的乡亲家，条件还是不错的，房间里装有土暖气，房东专门烧热水供我们洗刷、饮用。五点多钟起床后，屋外依旧是夜色浓重。稍事洗刷后，我便独自来到村里的街上。
虽然还不到6点，村支部大院的门口，已经停了不少大卡车，聚集了不少人，大约不下一百人吧。这些人和这些车都是到其他村庄去接“玩艺”的。所谓“玩艺”，当地又称“花会”，就是在龙牌会上表演的各种民间文艺活动，如秧歌、大鼓、高跷等。龙牌会前十几天，其他村的花会就派人来村里联系，然后由龙牌会给各档“玩艺”下帖子，定好他们是否来。凡确定来的，初一早晨就要派车去接。去接的人带着几包烟，还有一面黄色三角形小旗。烟自然是让表演玩艺的人抽，至于黄色小旗，据一位去接的人讲，这是一面奖旗，表明是龙牌会邀请的，他们来表演时还要把这面旗再带来。我问他们，把人家接来以后是不是还要给报酬，他们对我的问题很不以为然，回答说：没有什么报酬，只是在大伙房里管一顿饭。今天共派出26辆车去各村接玩艺，据说，过去最多的时候曾达到30多辆车。一辆车接一档，这就是说，今年共有26档花会来龙牌会上表演，规模确实不小。6点20分左右，接玩艺的车全都出发了。
离开村支部大院，我就打听着朝龙棚方向走去。按照龙牌会程序的规定，初一早五点在龙棚里挂神。龙棚搭在村西南角的一个广场上，广场周围是许多商店、饭店。龙棚里灯火通明，人们正忙着往墙上挂神像。龙棚占地约有200平方米，东西两侧是两层墙，棚后面有三进。龙棚大门正上方挂有绘着九条龙的黄色大横幅，九龙两侧写着：龙威惊天地，圣灵震乾坤。下面还有一红底黄字的横幅，上面写着：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横幅上面插有七面龙旗。龙棚内有很大的空地，龙牌将被供奉在龙棚的正中。龙牌后面的墙上挂着五幅宽约两米、高约三米的神像，正中是佛祖，左边是圣人（孔子）和西方老祖，右边是老君和弥勒佛。龙棚里供奉的神灵共有130多位，外加绘有十殿阎罗和地狱景象的画像，挂出的画轴总共约有150多幅。龙棚内有一幅对联，比较形象地反映了龙牌会供奉神灵的情形：九州神灵度众生，三界佛祖聚广殿。在龙棚左边靠近大门处，设有“当家室”，是当家人办公的地方。当家室门口，专门为毛主席设了一个神位。在龙棚的左前方，还有两个小的神棚，供有财神、路神、火神、鬼王。在每个神轴前面，都有香座和油碗，根据神地位的高低，香座的大小也有所不同。虽然才早晨6点多钟，龙牌也还没有迎请过来，但龙棚内神像前已经有人烧香磕头了。（龙棚示意图）
在龙棚门口东西两侧，是龙牌会的办事机构。门西侧放着一张桌子，是收捐款的地方。捐款桌后面竖着两块牌子，一块上写着“为二月二庙会无私献菜户”，另一块上写着“二月二龙牌会妇女进献九龙门幕名单款数”。在龙棚东侧也竖着几块牌子，一块上写着龙牌会的由来，一块上是龙牌会献款献车的名单，还有一块写着龙牌会的组织机构。为龙牌会献款献车的，既有个人，也有单位。在龙棚左侧棚布上还贴着这样一张告示：“商城诊所曹庆忠送电影两场，初一初二两个晚上各送电影一场。”
看过龙棚，我又到供奉龙牌的会头贾瑞锁家。在去的路上，我看到路边的墙上贴了很多五颜六色的标语。龙牌会的标语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陶立 教授在介绍龙牌会的文章中，还专门把当年（1996）龙牌会的标语予以辑录，附在文后。龙牌会的文宣组，任务之一就是书写标语。标语的内容十分丰富，陶立 先生曾把龙牌会的标语分为六类：人伦类、修身类、祈福类、农耕类、庙会类、景色类。我看到的标语以前三类居多，例如：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自私自利人人憎，大公无私人人敬。性勤能补拙，简俭可成廉。振奋龙德精神。恶人得祸谓之殃，行善得福谓之赏。年逢大有，日过小康。十恶淫为首。水有源，树有根，不孝爹娘为 。人勤春早，肥足粮丰。善恶随人做，祸福自己招。省能医贫，读书医蠢。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思有益，一忍为高。心正不怕邪，路正不怕鬼。细水长流无穷远，大吃大喝不专长。春和景丽，物阜人康。走走走，走亲走亲不走不亲。修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人要实心，火要空心。财源茂盛，生意兴隆。龙的传人，继承龙的精神。三年不吸烟，粮食存冒尖。等等。这些标语，集中地反映了龙牌会的组织者起会的目的，强调了龙牌会伦理道德的作用和行为规范的意义。
来到贾瑞锁家还不到七点。门口放着今天早晨刚扎好的轿，轿是上午抬龙牌用的，有人正在往轿上扎纸花。轿的旁边有两面大鼓，街上路边靠墙放着许多花花绿绿的旗、幡。院子里人们进进出出的忙碌着，正为上午的请龙牌做准备。
5、请龙牌与供龙牌
二月初一上午刚过八点，我们所有参加考察的人员都来到贾瑞锁家。今天，贾家是全村人瞩目的地方。我们来时，院内院外已经挤满了人，锣鼓声震耳欲聋。供奉龙牌的堂屋内，有一些老太太、大嫂们正在高声吟唱着经文。前来参加龙牌会的花会，被有组织地安排到院落里的空地上进行表演，表演时面向龙牌，这种表演带有娱神的性质。表演的民间文艺形式主要有秧歌、旱船、跑驴、高跷、打落子（类似于山东的花棍舞）等。表演结束，都要到龙牌前跪拜。
大约九点左右，请龙牌仪式正式开始，这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院子里所有的人一起向龙牌跪拜三次，并在一位老太太的带领下，齐声高喊：“南无──”（老太太领）“──阿弥陀佛”（众人应）。龙牌被十几位青壮年男子抬出院子，放在轿子里。整个队伍开始启动。
走在请龙牌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个放筒炮的，一声声炮响，为整个队伍壮声威。然后是持令旗的人，他手持令旗，指挥队伍的前进与停止。紧随其后的是花会队伍。每个花会前面，都有一个横幅，走在第一个的上面写的是“赵县范庄贤门楼一村”，第二个是“赵县贤门楼三村鼓会”，第三个是“赵县常信营前街鼓会”，后面是“范庄镇孝友村西南会鼓乐队”、“孝友村东风同乐鼓会”（主要由中学生组成）、“梅花镇战鼓狮子秧歌队” ……26档子花会依次排列开来。每支队伍前面也有一面令旗，早晨去接花会时带的锦旗，这时也由专人拿着走在每个队伍的前面，锦旗上写着“艺苑群芳，友谊传情”，落款是：“范庄龙牌会赠，1998年2月。”花会之后是由中老年妇女组成的旗、幡和供品队伍。最后是由青壮年男子组成的抬龙牌的大轿。在大轿前面还由专人捧着装有白蛾的玻璃匣子。由于各路花会在行进中都要表演，所以队伍走得非常缓慢，大约一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半小时。在龙牌队伍行进过程中，范庄村有的老年妇女就在道路两边向龙牌跪拜，表现出十分虔诚的神态。
上午十一点，龙牌被安放在龙棚的正中位置。此时，龙棚所在的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在“南无阿弥陀佛”的吟诵声中，一齐向龙牌跪拜。拜毕，请龙牌仪式结束，龙牌会进入正常参拜阶段。
从二月初一到初四，龙棚里按时有唱经、祭祀活动，范庄村的村民都要到龙棚里上香祭拜。以范庄为中心，方圆近百里的人们大都来龙牌会上烧香许愿或还愿祭拜。仅二月初二正会这一天，到会上来的人不下十万，四天会期，到会上的人次保守的估计在四、五十万人。进香者既有个人，更有以村庄为单位组成的进香团。进香者以中老年妇女为主，男子较少。凡是团队进香都是敲锣打鼓而来。龙棚门口的捐款桌前总是有人在捐钱，捐款人、钱数都写在一个本子上，一般捐的都是油钱，还有的是还愿的钱，捐款数少者5元，多者几十元、上百元。除了在捐款桌前捐款外，更多的人直接到供奉龙牌的香案前，将钱递给在龙牌前侍奉的中老年妇女，她们接过钱以后，都要把钱对着龙牌晃一晃，然后再放进功德箱内。在香案前捐款的数目一般一、二元，多者十元。据说，过去的几年中，1996年的香火钱收了六、七万，是比较多的一年，一般年景，香火钱在三、四万元。龙棚内香案前有专门的老太太负责看香，所谓看香，就是根据香燃烧的情况，预测上香者的吉凶祸福。据了解，龙牌会的捐款，除了用来支付龙牌会期间的各项开支以外，有余款便捐给村里的学校，用于办学。
在龙棚门口东西门柱两旁，各放着一个水缸，缸里有水，还放着一根木棍，带着孩子的人门总是让孩子拿起木棍在水缸里搅几下，这是龙牌会上的一个习俗，还有一个顺口溜专门解释这个习俗：“搅搅缸，不生疮；搅搅瓮，不生病。”人们边搅边念这个顺口溜。
龙牌会上的花会表演，集中在初一、初二两天。二月初二是龙牌会的正会，据了解，这一天共有31档子花会来会上表演。各档花会来到广场以后，先到龙棚内向龙牌祭拜一番，然后在广场指定的位置进行表演。会场上的花会表演以秧歌和鼓为主，还有部分武术表演。初一、初二晚上广场上放电影，电影使用的是16寸放映机的小银幕。初二和初三的晚上有两场焰火，所放的礼花、鞭炮也是由附近的烟花厂免费提供的。
二月初四下午一点，在龙棚前有“舍饭”仪式。由于我们吃午饭晚了点，等我们赶到龙棚时，舍饭已经结束，只见到一个中年男子用方便袋盛着一点饭（好象是小米粥）往家走。龙牌会所保存的舍饭仪式，是过去道教“醮会”的遗存。
初四下午两点，往回请龙牌。往回请龙牌也有花会参加，也要念诵经文，但不如初一请龙牌时规模大。龙牌还是被请回贾瑞锁家，二月初六上午九点，还有一个迎送龙牌的仪式，将龙牌从贾瑞锁家移到下一个会头家中。我由于急着赶回济南，初四下午看完从龙棚往回请龙牌的仪式，我就和刘铁梁等人离开了范庄，初六迎送龙牌的仪式便没有看到。
6、范庄的广播
来到范庄，有一个现象引起我的兴趣。这就是村里的广播播送的节目，除了播送有关龙牌会的通知、临时召集人员之外，主要播送的就是京剧唱段，而且这些唱段全部是花脸剧目（演唱者是名净尚长荣），有《盗御马》、《黑旋风李逵》、《渭水河》等，铜锤花脸浑厚的唱段、架子花脸豪迈的声腔回荡在整个村庄的上空，使人们感到一股阳刚之气充盈其间，这大概也反映出当地人的一种性格。
广播中播出的通知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二月初一早晨七点播送的一个通知是这样的：“范庄的父老乡亲们，今年二月二庙会即将到来，我们每个村民要发扬老一辈风俗传统，从二月初一早晨5点到二月初四下午4点半一律戒五荤，凡饭店、摊点、门市、村民一律遵守。范庄龙牌会。”龙牌会期间戒五荤，这种习俗是如何形成的我没有去调查，但习俗一旦形成，就应该成为当地民众自觉遵守的一种惯制。现在用广播通知的形式再特别加以强调，这是否意味着习俗已经受到威胁，或者遭到了破坏，必须用一种半强制性的手段予以维护。另外，关于戒五荤，村里还流传有因为不遵守这种习俗而遭到惩罚的传说。另有一个号召村民放风筝的通知：“范庄村民，二月二庙会期间，凡有放风筝的爱好者，会期间带着风筝都到龙棚广场放你的风筝去，从初一到初四，希望同志们踊跃参加。范庄龙牌会。”
广播作为一种象征，是权力的标志。我们在范庄的五天里，村里的广播完全为龙牌会所使用，村行政退居幕后，我们所感到的只是龙牌会在指挥着一切，龙牌会在发号施令。龙牌会与村行政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他们是如何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存的？二者之间是抵触还是和谐？这有待做深入的探讨。
7、大伙房与祭灶仪式
从二月初一中午开始，龙牌会的大伙房就正式开伙了。大伙房设在村子一个工厂的院子里，院子大门口有一幅对联：“无酒无肉粉条菜吃饱，有情有意白开水喝足。”院子里临时搭起了一溜6个锅灶，大约有二、三十人在灶上忙活。大伙房管饭的范围主要是外村花会表演人员和外村向龙牌捐款进香的人员。凡是为龙牌会服务的本村人员都不吃会上的饭，无偿服务，这是龙牌会的规矩。龙牌会期间因为有“戒五荤”的习惯，所以，大伙房的伙食是素餐，菜是粉条烩菜，饭是馒头，管吃管够。
在每天的午饭前，大伙房里都有一个祭灶仪式。在举行祭灶仪式之前，谁也不许动饭菜，即使是灶上的大师傅也不例外。在大伙房的北墙上，挂着灶王像，像下面有香火。祭灶仪式分为三个阶段，先是面对灶王像举行，由一男子吟诵经文，经文唱完后，由一中年妇女上香烧纸；然后再到锅灶前唱经、祭拜，并由女主持到盛菜的锅里拿起勺子搅一搅、舀两下；最后，再到盛馒头的大笸箩前照前样再举行一次。祭灶以后，便可以开饭了。在山东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说，可是龙牌会上的祭灶仪式则由女子主持，主持祭灶的中年妇女今年49岁，据她自己讲，每年的祭灶仪式都由她主持，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而且，龙牌会上的灶王像也是我所见到的最大的灶王像。
大伙房从初一开到初四，每天只是中午开伙。
8、毛主席的挂像
龙牌会供奉毛主席像，我在来之前已经有所闻。今年的主席像挂在龙棚的东南角，当家室的门口。与别的神像不同，毛主席的挂像不是手绘的，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印刷品，像的下面写着“毛泽东同志”5个字。
毛主席的像是从1996年开始出现在龙牌会上的。前两年，都是在龙棚外单独给毛主席设棚，今年才请进龙棚内。为什么在龙牌会上要供毛主席呢？我听到了民间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解释：在龙棚内敬毛主席是有道理的，因为毛主席是大神，毛主席在的时候，诸神退位，所有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如今主席不在了，诸神归位，毛主席也应该有一个位置。在毛主席的挂像下面，有一个功德箱，香座属于中等大小，不如龙棚正中的三座神规格高。在毛主席像前跪拜的人很多，既有老年人、中年人，也有小学生。我问这些小学生跪拜的是谁，他们都能答上来是毛主席。有趣的是，有两拨中年妇女在毛主席像前跪拜上香以后，齐声唱起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当年极为流行的歌曲，在经鼓单调的敲击声伴奏下，听她们演唱这些革命歌曲别有一番情趣。
把毛主席请上神坛，在民间已经不是孤例了。陕北甚至建起了“三老殿”，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请上神殿，供的是民间自己塑的领袖神像。在乡村的农户家中，也有把毛主席的半身塑像供起来的，并时常拿些好吃的供养供养。在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中，有一类神灵就是由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演变而来的，这些神灵无论是在活着的时候，或传说中在凡间生活的时候，他们对人类都做过有益的事情，民众为了纪念他们，就在他们死后奉其为神灵，希望他们继续护佑人类。如今，民间开始把毛主席等领袖人物请上神坛，为我们研究上述这类民间神灵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事例，我们应该对此进行忠实的记录，为后人留下一份可靠的研究资料。
9、龙牌会上的孩子们
龙牌会是范庄的节日，节日里孩子们自然是最高兴的。龙牌会期间，女孩子们画着红红的脸蛋，穿着以红色为主的衣服，头上扎着五彩的绸子，眉宇间点上红痣，男孩子也穿上新衣服。从家长们对孩子的打扮上，也可以看出对龙牌会的重视。不过，更引起我兴趣的还是孩子们和龙牌会这种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关系。
在请龙牌的花会队伍中，有的队伍完全是由小学生组成。其中一个队伍是由跑驴、高跷、秧歌组成，跑驴、秧歌主要是女孩子，高跷主要是男孩子；还有一个队伍主要由男孩子组成，耍的玩艺是“打落子”。在龙棚内，孩子们也和大人一起，显出非常虔诚的样子向龙牌老人家跪拜。对于他们所跪拜的神灵，我问他们是否知道神的名称，大多都摇头称不知。在十殿阎罗的画像前，常常会聚集一些孩子。在一百多幅神像中，只有十殿阎罗的画像有故事情节，类似于连环画。有两个女孩子，一个上初中一年级，一个上小学六年级，她们很虔诚地在每一个神像前都跪拜，我问她们跪拜时想什么，她们回答说：希望全家平安。在我进一步的询问下，他们说还求神保佑考上大学。
龙牌会上的这些孩子们，他们从小就生长在这种氛围之中，从现在起就在龙牌会等民间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一个角色。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他们也很容易成为这种民间文化活动的传承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仅是活动的旁观者，而且还是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自己在活动中就会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就会受到民间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在现在的活动中扮演特殊角色的孩子，比如打旗的、跑驴的等，他们并不是一些群众角色，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许就在他们当中，正孕育着未来的民间文化活动的骨干力量。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民间文化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像十殿阎罗会在孩子的心灵中留下怎样的印象，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同当今地摊上摆着的带有恐怖色彩的少儿读物相比，这些画像对孩子的冲击力就逊色多了。
10、书记的策略
我们到范庄的第一顿晚饭，是由范庄村行政领导出面招待的，此后所有接待均由龙牌会会上负责。在那顿晚餐上，范庄镇党委书记宋宁同志到我们桌上敬酒，我借此机会了解到地方党政部门对龙牌会的态度。我问宋书记他是如何看待龙牌会这种活动的，他说：作为党政人员，过去他是不参加这种活动的。不过，现在思想开放了，而且从全国各地又来了许多朋友，应该来看望朋友。我接着他的话说道：对吗，民间的活动就应该由民间来办，假如有什么困难的话再由组织出面。听了我的话，宋书记表示赞许。我揣摩宋书记对龙牌会的态度，就是既不干涉，也不介入，是一个十分关注的“旁观者”。
党政领导对待龙牌会的态度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范庄的龙牌会从性质上讲，属于民间信仰活动，所以，当地的行政领导，尤其是党的领导就不是太多的介入，有一点避嫌的意思。像19位会头中的武华科，前几年他是会中比较积极的一位，今年由于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龙牌会的有关活动他就不露面了，只是在第一天晚上以村里的名义招待我们时见过一面。另外，据刘其印先生说，文化部门现在也没有介入龙牌会的活动。实际上，龙派会中的文艺活动非常丰富，今年仅花会就有30多档子，这种规模在县里也应该属于比较大的文艺活动。现在这些文艺活动完全靠会上的人自己组织，以龙牌会的名义发邀请。文化部门不介入龙牌会，说明他们也有顾虑，还是把龙牌会当作一种封建迷信活动来看待。如果抛开这种顾虑，只把龙牌会作为一个庙会，把它作为文艺活动的场所，那么，文化部门完全可以把龙牌会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之中，把它当作繁荣农村文化生活的一项举措。
在范庄人的观念中，龙牌会是村里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其重视程度已经超过了春节；而且龙牌会的影响范围远及方圆近百里，参加者达几十万人次；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外学者的参与，新闻媒体的介绍也逐年增多，龙牌会的名声越来越大。因此，对于这样一项有影响的活动，如果当地政府不加以充分利用的话，那不能不说是一种失策。
11、学者与龙牌会
龙牌会发展到今天，龙牌会能有现在的影响，学者的介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学者的介入给龙牌会一种认可，使组织者认识到龙牌会的价值，从而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去组织活动，由过去的无意识到现在有意识地保存并传承这种民间信仰仪式。
在关心龙牌会的学者中，河北省文联的刘其印先生是十分突出的一位。刘先生过去曾主编《民间故事选刊》，正是在他主政杂志期间，使这份杂志在民间文学界声誉雀起。刘先生还是河北省民俗学会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至今还担任着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龙牌会是刘先生在乡间调查时发现的，从1991年开始，他连续八年在龙牌会期间到范庄进行调查，并从1995年起，与中国民俗学会联合组成考察团，组织全国的学者来范庄调查，并引起了英国、日本、韩国、瑞士等国外学者的关注，把国际友人也带到了范庄。
在今年龙牌会期间，我曾就学者与龙牌会的关系请教刘其印先生，刘先生却讲了下面这段话：“过去的龙牌会只有一天，二月初二上午接，下午送，后来节期延长至四天，从二月初一开始。对于这种变化，我是今年才知道的。所以他们的活动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另外像龙牌。过去的龙牌比较小，1米多高，宽大半米，是用薄板做的。1996年收了六、七万块钱（香火钱），烧包了，要重新做龙牌，就在赵县找了个老雕刻家，花了多半年的时间，给雕了现在这个龙牌。现在这个龙牌气派了。共花了两万多。龙牌做好了，找我去了，我说你现在找我干什么，我不主张你们花两万多块钱搞这么排场的龙牌。”接下去他又说：“不过，我们也要顺乎民心，老百姓需要干就叫他干去呗。”刘先生的话反映出学者与民众对待民间文化现象的不同态度。作为学者（尤其是民俗学者），希望民间文化保持得越原汁原味越好，希望看到的是纯正的民间文化；而实际状况呢，民间文化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所谓的“纯正的”、一成不变的民间文化是不存在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你就不能要求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民众的生活再保持原来的样子，变是必然的，不变是相对的。刘其印先生所讲的龙牌会的状况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近几年，由于来考察龙牌会的学者逐年增加，刘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每次都安排来调查的学者与龙牌会的组织者进行座谈。我有幸参加了今年的座谈会。与会学者畅所欲言，从各自的学术兴趣点出发大谈龙牌会，我听了确实很受启发。不过，不知道参加座谈的龙牌会的代表们是否听懂了这些专家的高论，而且给他们发言的机会太少，也是美中不足之处。有人告诉我，龙牌会随着学者的介入每年都发生变化，尤其是这次学者的建议，可能在下次的龙牌会上就成为现实。给我说这话的人对此颇不以为然。实际上，对于这种现象应该做具体分析，哪些建议被采纳了，为什么被采纳，哪些建议没有被采纳，为什么不被采纳，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发现学者和民众对待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从中了解民众真实的思想。对于专家的建议，民众自有其去舍的尺度，有些学者的建议也确实值得斟酌。比如有的学者提出龙牌会的程序、仪式应该规范化；还有的学者认为龙牌会供奉的神应该按照其所属系统重新排列，等等。言者虽是好心，但听者务必需要慎重。像龙牌会这种活动，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的传承，至今不衰，其程序、仪式自有其内在规范，虽然这种规范未必像学术规范那样合理（学术规范的合理性也时时会受到冲击），但它长期以来被民众所遵循、所延续，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做的是去发现这种原有的内在的东西，而不是以己度人，试图去改造些什么。对于龙牌会等中国民间仪式，王铭铭教授曾有精辟论述‘。至于神灵的排列，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神灵概念与学术研究中的神灵体系差距极大，初涉民间信仰领域，你会有一种芜杂的感觉，但我们民众可以几千年奉祀如初，这自有其存在的基础。我甚至怀疑，我们习惯上对民间神灵按儒道释等体系所进行的分类，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这种分类在实际信仰中本来就不存在，而我们学者却要把民间信仰活动中原有的神灵排列按照自己的观念再予以改造，这岂不成为笑谈。
从龙牌会归来，第二天就接到范庄打来的电话，问候归途顺利，诚邀明年再去。是的，范庄群众的热情接待令我难忘，龙牌会浓郁的乡土气息使我陶醉，我还会再去范庄，还会再访龙牌会。
1998年3-4月初稿，1998年12月初改定。
注释：
Œ刘其印：《龙崇拜的活化石──范庄二月二“龙牌会”论纲》，《民俗研究》1997年第1期，第87页。
武留栓等：《赵县范庄镇“二月二龙牌会”的由来》，《风俗通》（内部资料）1991年第1期，第36页。
Ž陶立璠：《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仪式考察》，《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第42页。
陶立璠：《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仪式考察》，《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第34至43页。
陶立璠：《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仪式考察》，《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第43页。
‘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读书》1998年第2期，第59至67页。
（本文发表在《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署名“陶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