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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书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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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书所累

  去年春天,用了一周的时间,整理留在济南房子里的藏书,该送的送,该卖的卖,最后还是有40箱子书运回北京。拉回来后,在客厅里一放又是大半年。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读高中时开始买书,如今也有30多年的购书历史,粗粗算来已有15000余册藏书。当年结婚成家时,身无长物,属于自己的财产只有两架子书。在济南工作时,住房狭小,年复一年逐渐把书塞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实在摆不开的,只好打包贮存,束之高阁。06年搬家曾经借机整理过一次,把大部分书运到了北京新家。如今,北京家里的书房虽然宽敞,但书架上也已经是满满当当、没有了空地。
  这几天节前偷闲,花了三天的时间将书开箱上架,弄得疲惫至极。整理停当,坐在书桌前环顾四壁,书架上的书臃肿了不少:原来单层摆放的现在都已经变成双层,今后找起书来又得费一番周折。
  前几天和巴莫等师友小酌,席间曾经谈起师大几位老先生藏书的下落。许钰先生和张紫晨先生的藏书,在他们过世后,都被师大当时的民间文化研究所收购,成为所里图书室专业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王德宽先生精心打理下,我等这些在师大读过书的后学,做论文时都曾经受惠于两位老先生的藏书。钟老去世后,钟老的藏书被多次议论过,据说,师大和中山大学等都曾经有意收购,但不知何故,都没有了下文。大家谈起这些来,对于自己藏书的未来归属,难免生出一些伤感。如巴金、钟老那样的大人物,身后的图书都会流落街头,我等这些小人物的藏书又会有什么好结局呢?!巴莫已经想好,将来把书捐给家乡凉山,或者捐给某个民族高校,尽其所用。魁立老师为了安置自己的藏书,在北京郊区租了一栋住宅,七八个房间需要每月七八百大洋的租金。
  我的书将来怎么办呢?书越多越发愁,如今已经到了不敢买书的地步。女儿尚好,确实喜欢书,家里装修时,给她特意配套买了两个书架,但很快就放满了书,今年在她的要求下又加了一个书架。不过,我的书多为专业书籍,指望女儿能够喜欢,指望她将来珍惜这些书,那恐怕是要求太高了。
  每一个学者的藏书都是他个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以窥见学者学术传承的一个方面。去年在德国古城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时,看到歌德的藏书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令人好生羡慕。前两年多次去温州,在温州市图书馆,设有温州籍学者的图书特藏室,专门收藏温州籍著名学者的图书,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思来想去,像我们这些人,还是多读书少买书为好。过去要想多读书少买书,只能依靠图书馆,如今,网络给读书人提供了方便。写到这里,倒是羡慕起我的学生们了。过去在济南的时候,学校图书馆所藏民俗学的书籍十分有限,我的藏书就是学生们的专业图书馆(这也是我们这些小学科的学者不得不自己购置图书、装备自己藏书的一个原因)。如今,他们这一代人开始习惯于网络阅读,需要读书时首先会想到去网上找。现今网上什么书都有,今天刚刚出版的新书,几天后PDF的网络版就会出现,出版社已经是防不胜防、无可奈何了。最初是畅销书被盗版,如今学术书也在所难免。广西师大2008年出版巴莫翻译的《荷马诸问题》,属于十分专业的书,书出不足两月,网上就有PDF版流行。出版社无奈,巴莫也无奈,最后干脆自己把网络PDF版弄到学会的网站上,让学生们下载。说起来,版权确实是个问题,但对于囊中羞涩的学生们来说,还是乐享其成的。
  我的学生这一代读书人,今后大概就不会再为书所累了,蜗居之中也不必为安置图书所发愁,几百个G的移动硬盘就解决了读书的问题,真是方便极了。不过,手捧心爱之书、墨香扑鼻、清风翻书的景致或许再也不会有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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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迪移居济南,城南英雄山的旧书摊点还是值得一去的地方。我在那里淘过一些旧书,这次都带到了北京。比如冯天瑜的著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8万字),就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前几天刚看过电影《孔子》,再翻看冯天瑜这部著作,觉得很好玩。另有一本倪秋平著的《京剧胡琴研究》,梅兰芳题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出版,也是十分珍贵。
至于我送出去或者卖掉的书(这次送掉近千册书,包括一些能够凑齐的杂志),那就随它们去了。如果真有价值能够进入旧书市场,也算是它们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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