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去师大参加“纪念张紫晨先生80诞辰暨张紫晨民俗学思想座谈会”。座谈会上，张先生同辈学人以及张先生在中国民协和北师大的同事，谈到他的一生每每哽咽。张紫晨先生63岁去世，如今已经故去18个年头，可他对中国民俗学的贡献至今为人所道。
在座谈会上，同辈学人和同事所描述的张先生，是一位勤奋、开朗、认真的东北大汉。我对张紫晨先生的印象，与他们所言略有不同。在我的眼中，张紫晨先生是一位严肃、认真、甚至有些令人生畏的前辈学者，这大概与我和张先生交往的经历有关：他们眼中的张先生是同辈大哥，是联欢晚会上说山东快书的活跃分子，而与张先生交往时，我是一位仰望着他的民俗学晚辈，是地方高校中的一位普通民俗学教师。
我和张先生的交往始于1985年，直到1992年他去世。
1985年的暑假，为了筹办《民俗研究》杂志，我们计划拜访民俗学界前辈，听取他们对办刊的建议，一并约稿。和简涛兄分工，我负责去北京拜访钟老等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几位老教授，他去沈阳拜访乌丙安先生。临行前，李万鹏老师嘱咐我到北京先去师大找张紫晨先生，与他商量拜访老先生们的事情。张先生对我们创办杂志的设想表示赞许，并亲自领着我去拜访钟老和启功先生，钟老答应为杂志题词(后来用作创刊号的扉页)，并将手头的一篇文稿交给杂志发表(《民俗学译文集》序)。启功先生当时身体正不好，但也答应稍后再为杂志题写刊名。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张紫晨先生代表中国民俗学会写的贺信。这是我和张先生的第一次接触，他对后学的热情、认真，当时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参加了中国民俗学会组织的大多数活动，与张先生的交往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1987年春天，中国民俗学会和贵州省文联组织的“首届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有将近一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民俗学者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学术史意义后来才彰显出来，当时就能够想到为学科的发展培养后备力量，为学科积蓄实力，这确实是有战略眼光的。钟老和张紫晨先生都出席了那次会议，会务方面是张先生带着刘铁梁、梁木森等那一批师大的年青老师负责的。会后，与会中青年学者大都去了黔东南的镇远县，考察报京侗寨的三月三。考察中，张先生对一件事情的态度，使我印象深刻。
那时报京的三月三还是可以用“原生态”三字来评说的，其中绝没有掺杂后来表演的成分。我们这些学者虽然是外来者，但却被侗寨中的乡亲当作远道而来的亲戚接待。初三的早上，进寨后，我们先去看侗族姑娘后生的“讨葱蒜”仪式。按照侗族习俗，三月初三的早上，姑娘们精心打扮，银饰满身，身上的绣花衣裙和围腰也都是图案优美、色彩绚丽，她们提着蓝子到菜园里采来葱蒜洗净，拿到桐树脚塘边的堰沟坎上摆好。这时，后生们陆续来到塘边“讨葱蒜”。周围挤满看热闹的人群，姑娘和后生的父母们也夹在其间，看自己未来的女婿及媳妇。按当地习俗，只有“三月三”这天长辈才能来看自己儿女谈情说爱，其余时间都要回避，儿女们在谈情说爱时也是回避自己的父母兄弟。中午时分，后生们开始向姑娘们“讨葱蒜”，讨得葱蒜者，说明姑娘已默许，否则，就不是意中人。讨葱蒜时，周围的人们都发出一阵哄笑，但并无恶意。讨不到葱蒜的后生，也不羞不恼，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就在观看“讨葱蒜”仪式时，发生了一件事。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有一位北京的青年教师，当时正跟着张先生读博士，这位博士也跑到姑娘们前面去讨要葱蒜，这可给那位姑娘出了难题，不给他吧，怕让这位客人丢面子，给吧，那可是要当真的场合。在我印象中，人家姑娘最后还是给了他一棵葱，当然不会去当真了。对于此事，张先生当时就面色难堪，而且立刻严厉批评了那位学生，从学术研究的态度说到影响民族关系，我在一旁听来也着实受到教育。
“讨葱蒜”后，大家都被请去跳芦笙，然后分头被请到家中喝米酒。记得那天张先生又喝多了，是被两位学生架着走出侗寨的。
张先生在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初，先是协助钟老(理事长)和刘魁立先生(学会第一任秘书长)，担任学会副秘书长，1988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学会秘书处工作。在此期间，他对各地民俗学组织的建立和地方高校民俗学学科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
1987年11月底，山东省民俗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张紫晨先生当时是中国民俗学会的副秘书长，应我们的邀请，他专程代表中国民俗学会到济南祝贺，表示支持。成立大会上，张先生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做了题为“开展应用民俗学”的学术报告。会后，我请张先生将他的报告整理成文，交给我们杂志发表。张先生回京后很快就把演讲的定稿寄来，文章发表在1988年第1期《民俗研究》上，后来收入《张紫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论文集》。从这篇文章的约稿到发表，反映出张先生做事的认真态度。
1988年，中国民俗学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议的筹备过程中，酝酿学会理事时，山东的理事候选人是李万鹏老师和我。临到开会前，才发现万鹏老师还不是学会会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央民大召开的，记得当时我已经到中央民大会务组报到准备开会了，张先生找到了我，让我立刻代万鹏老师填表，火线突击入会。为此，我通过电话和万鹏老师核实他的资料，颇费了一番周折。那次大会上，继钟老这一代学者之后，以刘魁立、乌丙安、张紫晨、张振犁为代表的下一代民俗学人开始进入中国民俗学会的领导层，担任学会副理事长。
1989年10月，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在南昌召开，那次会议钟老没有出席，自始至终是张先生在主持会议。会后，代表们还集体去庐山游览。那时的张先生已经60周岁，在我的印象中，那时他的脸上已经显露出疲惫的神色，会议期间和会后游览，经常见到他被学生扶持、簇拥，似乎略显老态。或许，病魔那时就已经开始侵蚀他的肌体，只是历来身体健壮的他没有当回事。
1992年张先生去世时，《民俗研究》曾发文纪念。此后多年，张先生似乎为人所忘。
2000年我去师大做访问学者，在资料室买到《张紫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论文集》，该书为精装本，当时只印了1000册，在市面上似乎没有见到过卖的。论文集的前面，收有许嘉璐先生写的长篇序文《忆紫晨》，读过序文，更加深了我对张先生的了解。许嘉璐先生的序文，深情地回忆了他与张先生交往的历史，给我们描述了一位仗义、侠义、刻苦、勤奋的张紫晨。
学者是要靠他的著作和学术观点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身后虽然寂寞，但终究会被人记住的一位学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三本民俗学著作影响极大，分别是1985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学》(乌丙安著)和《中国民俗与民俗学》(张紫晨著)、1987年出版的《民俗学概论》（陶立璠著），这三本书对于恢复时期民俗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张紫晨先生还撰写过《中国民间小戏》、《中国巫术》、《中国民俗学史》等多部著作，在这几个领域都有开拓之功。
在28日的纪念会上，王德宽老师、陈子艾老师回忆了师大工作期间的张先生，贺嘉、郎樱夫妇回忆了在民研会工作期间张先生对他们的帮助。许多老先生的回忆，都应该作为学术史被记录下来，这些难得的口述史料都是当代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见证。
宋兆麟、段宝林、陶立璠等几位老先生在发言中提到，这次纪念会似乎又让与会者回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的，我也是上个八十年代步入民俗学殿堂的，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而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确实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正是因为有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一代又一代民俗学人的不懈努力，有了前辈学人为我们今天所打下的基础，我们的民俗学才会有今天的良好局面。我们缅怀张紫晨先生，既要不忘老一辈学人在上个世纪为发展民俗学事业所做出的艰辛努力，更要发扬老一代学人勤奋、认真、不屈不挠地执着于学术的精神，为民俗学的发展做出我们这一代学人应有的贡献。
2010年1月31日 于潍坊调研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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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00442 [时间:2010-1-31 1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