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南

论主流神话与神话史的要素（二）田老师
论主流神话与神话史的要素（二）田兆元

三、 神 话 史 冲 突 的 内 涵

冲突是神话史的基本要素。神话世界充满着丰富的矛盾与斗争。卡西尔（Ernst Cassirer）指出：“神话发展的各个阶段不是简单的相承，而是经常处于相互间鲜明的对立。神话的进步不仅仅意味着较早阶段某些基本特征、某些精神确定性的发展和完成，而且也是它们的否定和全部祛除。”⑤在极其复杂的神话对立世界里，哪些是矛盾斗争的主导面呢？
神话是共同体集体精神的结晶，它代表着一个群体的情感意愿。当不同的群体因不同的利益与不同的文化信仰接触，于是便发生尖锐的冲突。随着氏族组织的不断分化联合，社会组织不断扩大，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与共同心理结构的民族群体。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场冲突和融合的历史，民族内部整合后又面临着与异族的冲突，因而冲突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主题。
民族的形成的标志之一在于它的神话走向成熟。谢林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只有当它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为民族，才成其为民族。民族神话产生的时期，当然不可能是在民族已经出现之后，也不可能是在民族尚未形成，还在人类大集体之中不为人所知的成分的时候；民族神话的产生必须是在民族形成之前的过渡阶段，也就是快要独立和形成之际。”⑥民族神话的诞生几乎是与民族形成同步的，民族在冲突中走向融合，神话也是在强烈的冲突中走向一体化而为大众所认同。秦、汉时期，汉民族才形成一个统一的群体，古神话完成了它的第一个里程。神话冲突集中反映了民族冲突的概貌。因而，民族文化的冲突是神话冲突的重要内容。
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与融合与国家力量有关。当国家形成后，民族间的冲突往往带有阶级压迫意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对民众实行强制管理。国家机器“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符合的公共权力”，于是，国家同民众形成对立。统治者为防止民众的反抗，除了依靠权力机构进行压制外，还要从精神上征服大众，于是垄断了神话的制造权。在国家的神话里，犯上作乱者都遭到严厉制裁，如共工辈的下场很惨。统治者制造国王至高无上的神话，使之凛然不可侵犯。国王是真龙天子，是天上的太阳，民众则说：“时日曷丧，予及女皆亡！”希望这个太阳快点死掉，民众于国王的冲突展开。统治者的神话是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话，这是因为他们攫取了民族神话的核心内容，将统治者的意志渗透其中，将民族的神话转化为统治者的神话。民族的神话不因统治者的垮台而灭亡，它的生命力比统治者更强。龙与凤被国王专有，但王朝灭亡了，龙凤依然存在，因为龙凤作为一种吉祥的象征已渗透到民众的心灵深处，统治者不过厚颜无耻地袭取它们而已。
民族的神话与国家的神话交织着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往往王朝的替代与民族的兴废相伴随。如商灭夏，周灭商，这是一种王权的更替，更是一种民族的征服。它们的冲突既是民族冲突，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冲突，是革命。毛泽东曾经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可谓论断精辟。
周灭商是周民族对商民族的征服，也是一场社会变革。封建制要取代奴隶制，是社会的重大转折。此时的神话既表现了民族的征服，也体现了王朝的更替。周人抓住上天这一法宝制造神话，宣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⑦当年保佑殷王朝的先公先王的在天之灵，现在都要听老天的号令，殷朝的统治已经被上天结束掉了，还活着的殷王与殷民要服从这一决定，做周的臣民。武装的征服仅是表面现象，神话的改变才意味着殷民的真正绝望，他们是一群失去了神佑的孤儿，倘不归入新的神范，他们就将被这个世界所放逐，神话真正体现了这种征服的完成。这种民族与国家相统一形成的势力的消长，是神话史冲突的中心内容。
由于流传文献大多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愿，故保存至今的神话主要记述着集团间的冲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冲突是十分尖锐的，但由于文化被统治者垄断，被统治者的呼声再高，也是很难完整地反映到文献记载中去的，他们的神话在民间自生自灭，我们难以窥见全貌，这是一大缺憾，神话史研究要深入挖掘那失落的冲击力。
民族间的冲突，统治集团间的冲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是神话冲突的根本内容，它决定着神话的发展方向。

四、 融 合 之 因 由

融合也是神话史的要素，它说明神话冲突尽管是永恒的，但毕竟是有限度的。由于民族主体的确立，民族神话的主干基本不变；国家制度不变，则所祀神主大体一样。民族冲突造成的震荡，唯丰富了民族神话；统治集团间的冲突，不外是争取神话的垄断权，一般不改变神话的总体结构；民众的神话不能改变统治者的神话，它们分向各自发展，具相对独立性。承袭融合是神话生命力冲突中的较量，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国神话的主流。
对炎帝、黄帝的情感，对龙凤的尊崇，几千年来未曾改变，而昊天上帝，社神稷神也总是占据神坛。这说明，无论社会这样变迁，主流神话总是不会改变的。这种不变体现了神话史的凝固性，而其凝固性的背后是神话史的要素——融合在发生作用。
神话之融合表现为对流行神话的认同。这种认同的发生是神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造成的。王朝灭亡了，神话并未一同殉葬，它以强大的生命力继续存活着。新的王朝不得贸然改变民众的习俗，否则将产生变乱，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有教训的。
中国古代的君王不是没有改变前朝神话与信仰的想法的，他往往都在传统的神灵面前屈服了。
夏王朝崇拜社神，社神是禹的化身。当殷人推翻了夏王朝，便想把夏代的社祀废除，然而没有成功。《史记•殷本纪》：“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汤作《夏社》是“言夏社不可迁之义”。为什么不可迁呢？孔安国解释说是“欲变置社稷，而后世无及句龙者，不可，作《夏社》”，句龙即禹，因没有象禹这样有影响的神灵而不更变社神，这恐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宗教传统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全部改变，政权垮台了，神权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夏代的神话还在流传，夏人会更加怀念他们的祖神社神大禹。面对这一形势，殷商王朝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们的社庙一仍其旧，他们象夏人一样崇拜大禹，果然换来了社会的安定。殷人甚至违心地把自己也说成是禹的后代，禹也是殷人的先祖，这作风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后人春秋时的宋国君民那里，宋人祭祀祖先首先提到的是禹，而不是契或汤。《诗•商颂•长发》是殷遗民的诗，诗里这样写道：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商人颂扬禹治水的伟大功业，故祭祀先祖时首先提到禹，把禹作了保护神。这里的“帝”是禹，则商是禹之子，禹是商人之祖。顾颉刚当年曾以此为证说明禹是殷人之神而夏朝不存在，禹被殷人奉为神是事实，这不等于夏王朝不存在。得出夏王朝不存在的结论是因为对神话史的承袭融合的规律认识不足所致。夏代的主神在商代活下来，并且在周代也甚有影响，周初武王以成功告天地是在殷王的王社里举行的，那里的社主还是禹。社神因其强大的传统惯性被人们所认同。
商人承夏制祀社神，同时祭祀自己的天神——帝喾。《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之次妃。” 殷人实为帝喾之后。殷神话因之充实起来。周胜商后，发生了如同商胜夏后一样的故事，殷人认了夏祖。周人得天下后，宣称自己的祖先也是帝喾，因而祭祀时“禘喾而郊稷”。《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次妃。”周人也无法改变殷人崇拜帝喾的习俗，不得不顺从之。但为了提高自己，颇为滑稽地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元妃之后，而把殷祖契说成是次妃之后，可谓用心良苦。经过商、周两代的信仰，五帝系统中的第二号人物帝喾就这样在中华民族的神话体系中扎下了根。
作为统治阶级的神话，它只能在接受前代神话遗产的基础上才能作些偷梁换柱的工作，无法违背神话自身的发展规律。
民族的神话一旦形成，只要民族不解体，神话也就不会解体。如龙凤，它在形成为汉民族的统一标志前相互间曾发生过尖锐的冲突，而它于汉代稳定下来后，不仅不被外来神话所瓦解，相反，兄弟民族总是认同了它，并融化在它的怀抱里。⑧神话史并不仅仅表现为前后的更替，融合叠加反倒更为突出。神话有整合文化的功能，正是这一功能使神话史融合众流以统一的面目出现，它使一个民族的文化有轨可循。
至于民间的神话，它更是一个自足的天地，外界的政治变迁很难引起民间神话内部结构的改变。
我们在分析神话史之冲突与融合的要素时，发现神话史的运动正是主流神话的运动，于是，我们便确立了研究神话史的基本立足点：把握主流神话，分析神话史的要素，认识其特性，神话史的面貌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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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珂：《中国神话史》“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②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442、4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③拙作《论神话的矛盾法则》，《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④参见米盖尔•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版。
⑤卡西尔：《神话思维》257、2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⑥引自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⑦《尚书•召诰》
⑧拙作：《从龙凤的相斥相容看中国古代民族的冲突融合》，《学术月刊》1993年第4期。

本文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学史论著萃编•神话卷》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