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独家评论:20世纪最后的学术精神湮灭
2009-07-11 16:00:20 来源: 网易
宋石男:四川大学学者,网易特约评论员。
提要:大师于风烛残年的矗立,虽不能挽救学术界侏儒林立的恶现状,但起码可以给人一点慰藉与希望。如今大师已逝,学棍、学阀、学混的嘴脸将越发清晰、主流,官僚精神彻底取代大学精神,独立自由的学术终被以吏为师的传统所亵渎。而这,才是大师逝去让我们最伤痛之处。
作者:宋石男
季羡林于今晨(7月11日)逝世,20世纪的学术余音从此不再绕梁。以私人眼光看,他的学问与人品都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如今斯人已逝,那个时代最后的精气神也随之消散。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一贫穷家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文系,1935年赴德留学,次年修习梵文,从此踏上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之路。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东归,次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教授、系主任。建国后继续任教于北大,同时在多种部门、协会、机构中兼职。
他一生的学问兴趣颇广,其自述曰:“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懂12门以上的语言,其中吐火罗文据说今世已不足30人掌握。在精通语言的广度及深度上,整个20世纪,只有其师陈寅恪差堪比拟。
根据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和令恪的研究,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有如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其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学者,并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3)吐火罗语研究。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诡论;(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如《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论文,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1996年发表《糖史》;(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如以10年心力译出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7)比较文学研究;(8)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种、800余册;(9)保存、整理祖国古代典籍。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总编纂(关于《传世藏书》,业界颇多争议,季羡林也因此遭受质疑);(10)散文创作。
据此,说季羡林是一代通儒,并不过分。通儒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在学科专业越来越细分乃至学术原子化的今日,再出现季羡林这样横跨如此多的领域的通儒,几乎已不可能。如果说钱锺书的逝去让带有大众性质的通儒成为天鹅绝唱,那么季羡林的逝去则让带有小众性质的通儒“广陵散从此绝矣”。而通儒的消亡,可能使学术视界日趋狭窄,进而导致学术萎缩、画地为牢。
学术上,作为通儒的季羡林终身保有20世纪上半世纪的精气神,人品上亦然。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中,他保持沉默;在随后对其师陈寅恪的批判中,他仍三缄其口。多年后他追忆往事,写道:“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此种风骨,为20世纪上半世纪所特有,更不易的是,季羡林没有让它为20世纪下半世纪掠夺。
现在看来,在21世纪,属于20世纪的季羡林的晚年,也许并不幸福,不论是与其子女的纠葛,还是骄纵校方人员的侵扰。令他同样不悦的,或许还有被当作国学图腾来膜拜。在季羡林的晚年,确然已成为一个国学图腾,能读懂他专业著作的人没有几个,津津乐道于他的语言能力及博学的人却摩肩接踵。某种意义上,他和晚年的巴金颇为相似,只是一个是国学图腾,另一个是文学图腾。
与很多老糊涂不一样,季羡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被绑架成国学图腾的境况,并以温和的方式表达抗议。在晚年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明确拒绝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正因为这份清醒,季羡林也未陷入“多寿则辱”的尴尬。
今日的人们,大多不懂学术也对之无兴趣,但至少保持了对学术的憧憬或尊重,虽然此种憧憬或尊重多数来自幻觉,毕竟也是一种进步。季羡林晚年得到的憧憬或尊重,或会令另一些大师的仰慕者心酸。陈寅恪1969年在痛苦中死于广州,“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陈垣1971年6月饮恨以殁,死前一直处于软禁状态,尽管毛泽东曾公开赞誉他读书多,是国宝;吴宓1978年1月病逝于陕西老家,寂寞孤清,无人问津;顾颉刚1980年12月病逝,而他的学问,在大陆,还要等其逝后多年才有人研究……相较而言,季羡林的晚年待遇,远比这几位同为大师甚至更加重量级的学者而高。这是一种奇怪的讥刺,当我们拥有最有分量的大师时,却将之弃若鄙履;当我们不再拥有最重量级大师时,才对硕果仅存的学者不由分说地顶礼膜拜。
与季羡林同日病逝的,还有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任继愈。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属于20世纪的最后的学术精神湮灭。季羡林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在那个“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年代,他也许不是最璀璨的明星,但在21世纪,却是逝去年代的学术精神的最后孤证。任继愈则属于20世纪下半世纪,在那群戴着意识形态镣铐跳舞的学者中间,他的平衡感拿捏得最到位,也是最接近大师的人之一。
他们的逝世,不但意味着属于20世纪的最后的大师离去,同时也让我们身处的这个学术萎缩的时代更加干枯冷寂。大师于风烛残年的矗立,虽不能挽救学术界侏儒林立的恶现状,但起码可以给人一点慰藉与希望。如今大师已逝,学棍、学阀、学混的嘴脸将越发清晰、主流,官僚精神彻底取代大学精神,独立自由的学术终被以吏为师的传统所亵渎。而这,才是大师逝去让我们最伤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