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期刊编辑的视角看“评价工具”
作者：□杜淑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6-25
学术期刊作为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学术成果的传播载体，客观上具有评价和引导作用，无论对匡正学术风气，还是对提升研究水准，其作用都不可或缺。一些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突破狭隘的文献传播功能定位的局限，引领某一或某些学科领域学术发展的方向，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学术判断力、学术凝聚力与学术影响力，但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办刊人自身的学术素养和刊物所依托的相关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就运用文献计量学三个经典理论中的两种，即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的文献分散定律、美国文献计量学家加菲尔德的引文集中定律进行学术评价，但一般均不提普赖斯的文献老化指数和引文峰值理论，也不将其作为核心期刊评价的理论基础。
以核心期刊为“评价工具”的弊病
我们先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评价工具”方面的事实为例，说明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其学术误导作用不可忽视。一些“学术评价” 活动排行建榜，在推动我国学术期刊分级工作开展的同时，对学术泡沫、学术浮躁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某种程度讲，有些学术“评价工具”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颇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势。例如，最早进行“学术评价”实践的CSSCI，虽然只对中国大陆出版的以CN作为编号的连续出版物进行研究，但 CSSCI一再强调“供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社会科学政策的决策参考”。而教育部在其2003年的1号文件中指出，要建立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和评价体系，加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系统的建设，要使CSSCI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
笔者认为，核心期刊研究也罢，学术“评价工具”也好，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特色”，由于历史、社会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复杂性和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政治等原因，期刊等定期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不可避免有“中国特色”。用国内外现有的任何学术“评价工具”去科学且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复杂的精神产品质量，其难度可想而知。
表现在研究问题的方式上有：中国的人文社科类引文索引可能都缘起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该索引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编辑，是继1961年创刊的《科学引文索引》（SCI）后又一大型综合性检索刊物，1973年开始出版纸质媒体，现已固定为一年出版三期。内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学科。该索引的本意是：通过引文索引、来源索引、机构索引和轮排主题索引找到文献及文献出处，在“引文”和“来源文献”之间形成一种链接。随着时间的推移，某论文可能被另外的论文所引用，而成为其他“来源文献”的“引文”，从而完成下一时段的链接。久而久之，通过引用和被引用就构成一个网络。引文索引就是在一定时段，向读者展示这种链接的关系。通过它可以查到某一篇论文或文章是否被引用、被谁引用以及在哪里被引用；学者用它断定自己的文献是否已被别人应用过；它能在信息沟通循环过程中提供反馈，使某个专题或特别问题的研究者了解和鉴别当前的工作，判断某个论文是否被引用、某个主题有无论述过、某个概念和构想是否被采纳、某项理论是否已确立、某种方法有没有改进等。
SSCI没有评价工具之“功能”
依笔者见，美国的SSCI没有中国CSSCI类学术“评价工具”的“功能”，SSCI的目的只是为不同层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上述信息检索服务。
根据笔者对SSCI的理解，通过“计算机”进行了一番“学术论文”式的不完全检索，也在某学术论文网站上有同样的发现，以“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理念提升”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出作者为同一人的论文10余篇，分别刊登于《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特区经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术交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和《商场现代化》。有些论文内容虽不完全相同，但有明显的大块裁剪痕迹。在不同刊物上，有不同的“三取其二”组合或各部分之间的“乾坤大挪移”。但有一个相同点：参考文献都是三个出版于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相关读本。在学术文章不重创新，只重阐释、重题材的今天，为了多发表论文，此类现象又怎么能避免得了呢？
由此看来，像一稿多投一类的所谓“学术不端”行为，重评价、轻创新的“学术评价”方式就应该见怪不怪了。值得注意的是，一稿多投的“目标刊物” 大多是一些“非名牌”高校的学报以及一些“不太知名”的专业刊物。原因是一些所谓“权威刊物”或“核心期刊”文章不好发，投稿半年没回复是家常便饭，加上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实际”问题多，长时间发不出来，文章早已进入 “半衰期”，其意义也已损失大半，有时真是“逼得”作者没办法才一稿多投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自然，一稿多发也有编辑方面的疏忽。有研究者建议修改投稿规则，作者可以一稿多投，根据期刊的“级别”和回复时间，决定在哪儿发表，依此强化报刊等不同媒体的竞争。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学术评价体系都有自己特定的评价定位和功能，都在不断完善过程中。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发生变异，现在国内很多的评职称、学生毕业答辩都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发表论文，看数量而不看质量，看你论文发表的期刊的档次，而不看论文有多少创新价值。只看论文的数量、论文发表的期刊，不在乎论文的本身，使得学术评价变成一个表面化、功利化的东西，使得很多人去追求论文数量，追求发表论文的期刊档次，然后去采取“一些措施”，使得很多论文成为垃圾论文，而一些学术期刊成为垃圾论文的载体。而教育部有关学术评价部门却将某一数据作为其评估、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指标。从上述引文文献可以看出，这显然是主观片面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行为起了错误的导向作用。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指出，未来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将从以论文、奖励数量评价为主，实现向以创新实际贡献、创新发展态势、创新质量水平评价为主的跨越；从比较关注同行评价为根据，实现向更加注重实践和历史检验与评价的转变。虽然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但研究创新与重复研究毕竟有天壤之别。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更不应太急功近利，单纯比发表论文数量。要提倡做真正的大事情，这就更需要时间。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比现实社会往往提前10—20年，因学科而异，要多提倡前瞻性研究、战略研究、应用研究，不应过多提倡诠释（领导讲话）式的研究。
以什么标准去衡量
近几年，社会科学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不断与自然科学交叉。一些学科通过引进定量分析方法，建立起指标体系与模型，试图使其研究成果更接近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然而，无论人文社会科学怎样模仿自然科学、向自然科学自觉靠拢，由于其自身鲜明的特点以及“中国特色”，都无法成为自然科学形态的科学。按照自然科学领域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就不可避免地损害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重要地位。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缺乏独立的评价体系，在评价的规范性方面遇到了障碍。那么在缺乏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立评价体系的情况下，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呢？于是，有些学术评价机构的行为客观上对一些流行的评价方式和学术不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发文指出，期刊无国家级、地方级的区别，期刊的评比与期刊的学术水平无关，“核心期刊”的认定是民间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部门没有制定衡量学术期刊质量的权威标准。不能认为一些评奖行为是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更不能作为评职称时的依据。而近几年，一些高校、科研机构的评职称、评奖等一系列学术评价活动，大有把复杂的学术活动简单化、公式化并愈演愈烈的倾向。
笔者认为，学术期刊作为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学术成果的传播载体，客观上具有评价和引导作用，无论对匡正学术风气，还是对提升研究水准，其作用都不可或缺。一些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突破狭隘的文献传播功能定位的局限，引领某一或某些学科领域学术发展的方向，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学术判断力、学术凝聚力与学术影响力，但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办刊人自身的学术素养和刊物所依托的相关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
学术期刊承载原创的科学知识，在科学发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发挥其他形态的文明所不可取代的作用，这是由学术期刊的根本特质决定的。学术期刊传播的学术创新、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推动着学术繁荣。学术期刊所蕴涵的学术价值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和旗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之光和科学之光，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一些学术期刊“评价工具”的生产者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期刊评价，是我国期刊评价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其实质不过是为不同层次、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信息服务。事实上，某些人为控制的主观因素会影响文献的分布和核心期刊的产生及发展，如同“马太效应”的影响。科学活动中的“马太效应”是对有声誉的科学家社会心理影响的形象概括和称呼。这种作用表现在文献领域，就是著名科学家、著作家的论著能很快进入交流渠道，并能畅通传递；出版社、编辑部等各种媒体竞相约稿，尽快编辑出版；发行机构积极宣传，打开销路；图书情报、信息管理部门以著者的名望为重收集文献资料，加大复本量，优先加工，迅速投入阅览、外借、宣传、报道等服务项目；他们的论文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重视，研究人员先睹为快，在写作时也竞相引用。
有研究者曾对“被引率”和“转摘率”的来源数据样本覆盖率与可比性作了论述。笔者认为，“学科论文产出率”较高的期刊，并不总是通过专业期刊来体现的，专业期刊作为一些“学科论文产出”的主体，其学术影响力的统计，特别是期刊在学科中的影响力统计，作为学术“评价工具”研究的重点和贯穿始终的主线失之偏颇，以引用指标为主的综合统计方法来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反映在“学术影响力”的被利用和被选择方面，体现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尤其如此。许多有影响且“被引率”和“转摘率”高的论文并不总是发表在专业期刊上，而报纸、网络媒体（不只是说专业报纸、网络）不在学术“评价工具”评价的范围内，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更不用去说那些由于“意识形态”等其他人为原因而不能发表的专业论文。
如果只参加“某学科或某研究领域的论文（作为一个集合）的发表载体，从这些期刊中找出那些最为常用的期刊，进而测定出它们的核心区，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发表在报纸或其他媒体上的重要学术论文不在统计范围，显然不能全面反映某学科或某研究领域成果的情况。所谓“学术评价”有时是“被邀”，有时是“奉命”，有时纯粹就是收费或免费（半免费）的广告，也可能是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其实质要看论文作者、研究机构的地位或财力，甚或“天时地利人和 ”的需要。笔者认为，学术评价的实践活动很复杂，仅凭现有的任何一个评价体系而断定其学术价值，实际上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一名学术编辑所遇
笔者曾作为一个行走于学术边缘的学术报刊编辑，时常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学术调研活动。一位地方社科院的领导跟笔者谈起他们的“学术评价”标准，发表在“中央级”报刊上打多少分、拿多少奖金、算什么成果，几千字的文章打多少分、发多少奖金；发表在“省部级”报刊上打多少分、拿多少奖金，依此类推，呜呼，悲哀！能发表是一个评价标准，发表在什么报刊上又是一个评价标准，于是乎就出现了许多“学术活动家”，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找门路、送礼、混脸熟，联合杂志社、报社、电视台等各种媒体搞活动，为“学术评价”造势成为一种学术时尚，其结果可想而知。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一社会科学权威杂志的主编一同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很多学者对她“趋之若鹜，百般逢迎”。一些“可怜”的学者、硕士、博士们纷纷询问如何才能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我的同行端起架子半开玩笑地说，要“卖票”才能讲出奥妙。笔者从事学术报刊编辑数年，类似的情况经常碰见。本人是一家学术“报纸”编辑，一些学者告诉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经常不被计在学术评价之列，尽管我们是“中央级”报纸，但也经常遭遇冷脸。比如遇到我感兴趣的文章，向作者约稿，一些作者总爱先问我是哪个刊物，一听说是报纸，再问哪家报纸，一听 “出自名门”，虽说不是大名鼎鼎，对我也还算客气，接下来就问“收费吗”，一听不收费还给稿费，结局自然还不算凄惨。如果是“收费”或不给“稿费”，后果会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