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实践国际研讨会暨暑校专题讲座之三：
日本民俗研究中的“乡村”与“都市”
时间：2017年7月20日下午
地点：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图书馆三楼报告厅
主讲人：日本神户女子大学川森博司教授
主持点评人：迪姆·罗仪德教授
记录：李广
供图：马千里
快速的现代化给日本的乡村与城市之间造成了很多冲突。日本的民俗研究者聚焦乡村社会，深刻研究了乡村的生活与人居环境。此讲座共分为五部分，主要聚焦于日本民俗学研究中所呈现的“乡村”与“都市”。
第一部分主要讲述“20世纪初乡村日本人的口述传统”。在这一部分，川森博司教授既呈现了《源氏物语》中曾经对乡村现实生活视而不见的现象，又介绍了柳田国男否认乡村生活具有浪漫特征的观点：“我希望这些传说能够震撼城市人。”之后，他又引述了几则传说来概述这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二部分叙述了对“农民文学”的评价。其中讲到了谚语的作用——谚语是一种知识的传播和农民所享有的语言艺术。在这一部分的内容中，川森博司教授同样引用了柳田国男对农民谚语的评价：这些谚语是在日常生活中由普通人使用，而不只限于有知识的人。其后，他又讲述了“鸟儿悲伤地唱歌”的故事，继而谈到由于对专业作者能力的过度信任，日本失去了梦想的权利，抛弃了熟悉的幻影。
第三部分讲述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感觉转换”。在其著作《明治和大正时期的生命阶段》的第一章里，柳田国男就人们“兴奋”的态度，对比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他认为在乡土村落中，村民们感到兴奋的时间非常短，往往只有短短的几天；相反的是，“现代人总是处于某种程度的兴奋状态”。对比之下，川森博司教授认为本土思想趋于更加开放和自由，并不导致所谓的民族主义。
第四部分讲述的是“过渡时期的认识及都市民俗的发现”问题。川森博司教授首先引述了柳田国男的观点：“我处于一个从适度距离看待城市与乡村之间矛盾的位置，因为我虽然长久地在城市中生活，却从未能够完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川森博司教授还引用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民族学处于一种悲哀而荒唐且近乎悲惨的境地，在那个非常时刻，当他开始整理其‘车间’，去锻造适当的工具，开始准备完成其制定任务时，其研究材料却无望而迅速地销声匿迹了。”另外，在这一部分他也提到了一些学者为了分析“城市居民心理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从城市节庆、恐怖故事、江户时代的散文、日记、电影和通俗小说中搜寻了不少资料。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讲述了“乡村文化对都市居民的意义”。这一部分呈现出了大众对乡村社区的两种互为矛盾的态度：其一是对乡村生活宁静、祥和与幸福的赞慕；其二是对艰苦、贫困与荒凉的乡村生活及其环境的担忧。这种矛盾的存在引发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探索，例如通过某些途径使劳动成为乐趣的艺术，从而稳定日常生活，使之成为提高消费者生活水平，连接大自然祝福与人类幸福的方法等。
在讲座的结尾环节，川森博司阐述了日本目前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现状。一方面，民众需要扎根于某个地方，从而稳定日常生活；然而另一方面，民众又无法扎根于日本民俗家一直予以热切研究的乡村社区，所以他们不得不以新的方式扎根于城市环境之中。
川森博司教授
演讲结束后会议进入讨论环节。与会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产生于城市社会的“新民俗”以及处于城市边缘的“郊区”民俗现象。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敖其教授提出了所谓“新民俗”的问题。她提到在乡村民俗向城市民俗转变的背景下，由于受城市化的影响，城市社会中出现了“新民俗”这一新现象，并提出设问，即“这种所谓的新民俗，是否也需要引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中国的‘双十一’购物节，它只是一种社会现象抑或也可以拿来做民俗研究？”对此，敖其教授认为这只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而不属于新的民俗，“双十一”购物节并非民俗节日。
迪姆·罗仪德教授发言
美国民俗学会执行理事长迪姆·罗仪德（Timothy Lloyd）教授提出了城市郊区的民俗问题。在他个人的研究中，罗仪德教授在美国观察到了这一新的“民俗”现象。对此，呼伦贝尔学院的常海教授以呼伦贝尔几个部落的情况为例，指出这些部落成员就是生活在这些城市郊区的“中间地带”。他们在城市郊区已经生活了20年左右。从民俗的角度来看，新媒体的介入对文化的冲击力度非常大。这些居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一边烤肉、吃肉，一边听故事，但如今这种现象基本上不存在了。这就是地域变迁给生活习俗带来的影响。
在中央民族大学苏日娜教授看来，中国的大多数民俗学者主要关注的是特点较为鲜明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呈现出民族性和地区性的特点。这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其它民俗学家的研究方向则倾向于家乡民俗学，即对自己的家乡进行民俗调查和研究。但现在这一研究的范围正在扩大，并衍生出了一些分支学科，如生态民俗学和女性民俗学。民俗活动的变化导致了民俗研究相应的变化。
中国民俗学会学员玉兰做现场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