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同时代的人们，无论政治家、学问家还是普通人，洪堡身上更少民族主义的情调，而更多天下一家的理想。他经常说：各个民族生来平等，应该不带偏见地看待所有的文化和语言；再原始的生民，再野蛮的部族，其语言也跟现代文明语言一样值得看重。可就是这样一位歌德式的世界公民，却再三申论：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和推理论说的工具，有些语言不如另一些语言，孤立、黏着型的语言不及屈折型的语言。他还表白道，语言的优缺点跟文明程度、智力高下没有关系（因此，汉语不及欧语，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分轩轾）。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
洪堡与汉语
姚小平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2月07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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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洪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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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洪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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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龙血树（亚历山大·洪堡手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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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堡家族庄园 |
一、洪堡兄弟
说起洪堡，大家一定会问：你要讲哪个洪堡？因为有两个洪堡，是胞兄弟。哥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国内语言学界通译“洪堡特”）是政治家、外交家兼语言学家，弟弟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是自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
既然是亲兄弟，两人自有共通之点。孩提时代，他们就学于同一位家庭教师。青年时期，有一阵子他们一同生活在耶拿，共享两位大朋友的情谊，一位是席勒（1759—1805），另一位是歌德（1749—1832）。后世传记家形容四人的关系，歌德、席勒有如太阳和月亮，洪堡兄弟则像两颗小星星，终日围绕日月转行。洪堡兄弟出身贵族，家境优裕，母亲辞世后，两人分享了大宗的家产。
但兄弟俩毕竟是不同的个人，禀性、气质、趣尚都有别。哥哥自幼爱读古典作品，见希腊语、拉丁文不发憷；弟弟则爱往野外，喜欢捉昆虫、捡石头。母亲临终分配遗产，使威廉继承庄园地产，这座庄园今天还矗立在柏林近郊，作为洪堡家族的博物馆定期对游客开放；亚历山大则分得九万塔勒（旧时德国的一种银币），约值现在人民币一百万！这笔钱他全部投进了自己的科学考察，尤其是南美、古巴、墨西哥之旅。怎样分割家产，母亲当然有所考虑。哥哥善理财，否则家族庄园就不保，今天我们也就没有遗居可瞻了；弟弟好花费，当然是有很正当的理由，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洪堡基金会了。今人以他的姓氏命名基金会，不是因为他留下了钱，而恰恰是因为他及时花掉了钱。这一点至少能提醒我们，钱这个东西，要花了才值钱，不花是一钱不值的。
最后，哥哥早早就成了婚，养有一大家子；弟弟却从未娶妻，一世独身。哥哥最终成为大语言学家，弟弟最终成为著名自然科学家，两人对学术道路的这种不同选择，与婚姻有没有关系呢？我说不好，但我感觉有一些联系。一个语言学家，会很想有自己的孩子，那样他就能有机会观察幼儿怎样学说话，并且陶醉于教孩子学习一门新语言。对于自然科学家——我不是说今天的科学家，而是说洪堡时代的科学家——生养孩子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特别是，如果你想往返美洲一趟，那时候需要好几年，能不能平安归来是毫无把握的事情，所以出发之前必须交代后事，立妥遗嘱。
二、翻译和研究
在此，我的关注点在威廉·洪堡身上。我开始认识洪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用了五年时间通读他的大部分作品，包括书信，涉及历史、文化、伦理、哲学、文学、语言等各类话题；然后又花五年，把他的名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译成中文。这本书被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推许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普通语言学的巨著”，两个世纪以来对语言学、人类学的发展影响绝大。也许各位会嫌这个书名拗口，那么就简简单单地叫它《论语言》（On Language），这是1988年剑桥出版社推出的英译本的名字。中译本的第一版发表于1997年，后来再版时，收入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我还记得，90年代末有一次参加歌德学院的聚会，把中译本送了一册给一位德国教授。他翻了几页，仔细看过版权页，语气带着疑问：“商务印书馆？为什么是商务印书馆？”看来他不知道，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的出版机构里是最早的一家，而且正是以出版译著闻名的。另外，我想他的怀疑也跟这样一点有关：洪堡是很难读的，更不用说翻译了。关于译事之难，洪堡本人就说过：“一切翻译都只不过是想要解开一道无解的题目。”
在完成上述译著后，我开始研究洪堡的语言哲学，写了一本题为《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的书。然后回过头来继续翻译，整理出他的13篇语言学论文，集为一册，取名《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目前已列入我自己主编的“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文集》收有两篇专谈汉语的文章：《论汉语的语法结构》、《致阿贝尔·雷慕萨：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此外，在《论语言》等其他著述中，洪堡也经常谈及汉语。
三、为什么洪堡要研究汉语？
洪堡酷爱希腊、拉丁语，后来又对梵语萌生兴趣，这些都属于印欧古典语言。他还分析比较过数十种其他语言。但专门写文探讨一种语言，并且与行家商榷，这在他的研究生涯中不多见。汉语是极突出的一例。为什么汉语会成为他高度重视的研究对象呢？在那时的欧洲，汉语还是一种稀奇、罕遇的语言，不像今天，世界各个角落都有老外能说。也许洪堡一生都没有碰到过中国人，不过他倒是有机会向通晓汉语的欧洲汉学家讨教。前面提到他的一篇文章《致阿贝尔·雷慕萨》，这位雷慕萨（1788—1832）就是当时法国最有名望的汉学教授，他的《汉文启蒙》（1822）是洪堡自学汉语的课本。
然而洪堡是语言学家，不是汉学家。什么是“语言学家”呢？这问题似乎太普通了，不值一答。但我这样问，是因为想到英语说的linguist跟中文说的“语言学家”未必总能对应。我们查英语词典，翻至linguist这一条，会看到有两个解释：通晓多种语言的人；研究语言学的人。而洪堡身为语言学家，把这两条释义都占了。19世纪的语言学家与现代语言学家的区别之一是，今天我们不必亲自去学很多种语言，就能谈论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因为先前的世纪已经为我们积攒起足够的知识和语料，可是在19世纪，人们对世界语言的了解还不够多，语言学家不得不亲自学习大量陌生的语言，亲手集取多种语言的资料。1806年问世的《语言大全》，一时号称世界之最，搜集了500种语言和方言的样品，这个数字还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估计的现存语言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洪堡踏足语言研究的年代，语言学还处于草创阶段。现代语言学史家罗宾斯称赞道，在语言理论问题上，洪堡是“19世纪最深刻、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洪堡深知，这门新学科应当立足于经验材料，考察范围须广及所有已知的语言。他渴望把握每一种语言，哪怕只是从别人那里听到某处有某种新鲜的语言存在，他也会想尽办法觅得材料学一学。他当然清楚，这在任何个人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于是他制定了一项更为现实的研究计划，把目光集中在那些典型的语言上面。什么是典型的语言呢？就是在语法构造上最能代表某种类型的语言。
我们知道，在最早尝试对语言作类型划分的学者当中就有洪堡。他把世界语言分为三种类型：孤立，黏着，屈折。这种三分法从此流行开来，现在仍不无用处。譬如我们常说，汉语属孤立型，日语属黏着型，德语则是屈折型的语言。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是把这种三分法看作一个以语言的结构特征为判别标准的分类模式，并且只是粗略划分、大致可行而已，跟人类语言的历史发展并无牵连。但在洪堡的时代，人们却还用这种三分法来解释语言的演化。好像一把尺子，本来横向摆放，用于分析平面的对象，比较各种语言有无形态变化以及变化的繁复程度，可是洪堡还把它竖了起来，当成一把衡量演变等级的梯子来使用。结果，三个类型就变成了三段阶梯：孤立语因为词形不变，就被视为最低的一层；屈折语词形多变，排在最上层；中间不上不下，隔着词形少变的黏着语。他进而又把汉语、梵语分置于这把梯子的两端，以为二者是各自类型的代表。
所以，在洪堡，了解汉语不但是出于兴趣，而且是一种必须，否则他的类型学体系就不能完整，孤立型语言就缺少一个典型的代表。可不可以用其他孤立语，例如缅甸语，来代替汉语呢？在《论语言》中，洪堡的确讨论过缅甸语。从结构上看，缅甸语或许也堪称典型，但从其他方面看就不如汉语典型了。洪堡反复强调汉语是孤立型的代表，似乎另有一番考虑。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当西洋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开始接触汉语，就纷纷向外界报道这种世界上最大、操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俗话说，“数量伙，胜算多。”（There is safety in numbers.）一种使用者的基数如此之大的语言，代表性就强得多，是不可能被语言学家洪堡放过的。实际上，早在他之前一两百年，欧洲的知识阶层就以在书房里摆放几件中国瓷器为雅好，以谈论汉语汉字为时尚了。在对中国语言文化情有所倾的精英当中，培根（1561—1626）、莱布尼茨（1646—1716）、伏尔泰（1694—1778）是颇有名的三位。但是，到了洪堡的时候，这股热潮已经消退。中国非但不再神秘，而且负面日益突显。这其中的政治因素、文化冲突等等，在这里就略过不表了。
就洪堡的事例来说，情况更加复杂。18世纪末19世纪初，领先的学科之一生物学开始影响语言学，诱使很多人相信语言像自然物体一样生长和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由简单形式进至复杂形式的演化过程。整个19世纪，似乎离开了“有机体”、“有机的整体”、“有机的生命”之类表达就无法谈论语言的属性。今天我们会觉得这类表达只不过是些譬喻，然而，在洪堡时代的许多语言学家眼里，一种语言就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看起来像有机体。
四、何以洪堡会觉得，有些语言优越于另一些？
洪堡关于汉语结构的多数看法，至今还能站住脚。例如他说：汉语虽然词形不变，因此无所谓形态学，但肯定有自己的句法；汉语语法的运作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虚词，二是词序，此外语境也起相当的作用；汉语的语法很大程度上是隐含的，而非外显的。最后一点让我想起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里打过的一个比方：印欧语言的语法形式像头发，都露在外面，汉语的语法规则却隐匿在头皮底下，一眼瞧不见。这就是为什么汉语语法不容易探究，即使有所发现，研究者也见解各异的一个缘故。语法方面的话题，自有语法学家过问，在此不必展开。我想大家对底下一个问题会更感兴趣。
较之同时代的人们，无论政治家、学问家还是普通人，洪堡身上更少民族主义的情调，而更多天下一家的理想。他经常说：各个民族生来平等，应该不带偏见地看待所有的文化和语言；再原始的生民，再野蛮的部族，其语言也跟现代文明语言一样值得看重。可就是这样一位歌德式的世界公民（Weltbürger，英文译称a citizen of the world），却再三申论：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和推理论说的工具，有些语言不如另一些语言，孤立、黏着型的语言不及屈折型的语言。他还表白道，语言的优缺点跟文明程度、智力高下没有关系（因此，汉语不及欧语，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分轩轾），有些语言如印欧语系只是有幸攀上了人类语言发展的峰巅，而另一些语言却不够幸运，要么止步不前，要么如汉语，走上了歧路，都无法达到最合适、最完美的结构形式，即屈折形变。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为什么屈折型就是最好的，孤立型一定不如它？
我们会觉得，洪堡是印欧语言中心论者。是的，他是有印欧语言中心论之嫌。但反观我们自己，难道就能免受这种西学观念的影响吗？现在我们还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汉语缺乏屈折变化。”汉语的词当然不发生屈折变化。“昨天他去了上海”，动词“去”不须变，而这句话用英语说，就得把动词go变成went。可是，“没有”不等于“缺乏”。鸟儿有翅膀，人没有。人只是没有翅膀，而不能说缺乏翅膀。鸟儿失去了翅膀，才是缺乏。假如人长出翅膀，便属多余，是怪胎。“印欧语言中心论”是一个含糊的标签，贴在洪堡身上未必合适。
我以为，至少有两个原因，制约着洪堡的思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科学，这一点刚才已讲过。19世纪初，生物学的影响太过强烈，波及其他领域，令人难以趋避。科学固然是好东西，可是就像现在人们认识到的，它是一把双刃剑，总体上能裨益生活，一不留神则会戕害人类。当时的生物学理论，尤其是演化论，的确推动了语言思想的发展（抛弃语言神创说，接受自然发生论，就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不过有时却也扰乱了语言学的独立思维。当我们用演化论来解释语言现象时，须格外小心。毕竟，语言不是有机体，而是一种社会存在。此外，因受德意志精神哲学的濡染，洪堡的语言演化观又掺有理念说的成分：似乎所有的语言都理应朝着一个屈折形变的完美模式挺进，非如此不能体现语言作为思维工具的价值。
五、汉语自身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语料本身。洪堡用于分析汉语的材料基本取自《四书》，这意味着，他所考察的对象是古汉语。大家想必了解，古汉语是一种高度简赅的语言。比之现代汉语，它的大多数词是单音节的，句子异常短小，虚词用得不多，词缀尤其少见；加以汉字是一个个分断的字符，加剧了单音节构造的印象，且显不出多少语法关系。这些特征总合起来，就把洪堡引向了一个结论：汉语是一种典型的孤立语。
关于古汉语是否属于孤立型，自洪堡以来学界有过不少讨论。现代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古汉语曾经拥有屈折形式，复音节词很多，后来逐渐演变，才成为孤立语。历史比较语言学能够为这种观点找到一些佐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眼见得汉语从上古期的以单音节词为主，变成近现代的以复音节词居多（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话转写为“jiànshè zhōngguó tèsè de shèhuìzhǔyì”，就不难看出，五个词里有四个是复音节），我想这种转变至少能说明一点：汉语的词汇必须扩充，句子必须拓展，否则真会像洪堡预言的那样，难以顺应时势、适合推阐、满足科学思维的需要了。幸运的是，汉语并未止步于古典状态。通过与周边和远来的语言接触，汉语借取了大量词汇，包括语素、词缀；通过翻译文学、科学作品，汉语吸收了各类外语的表达，甚至某些句式；通过引进拉丁字母，汉语得以拼音化，不但注音更精确、查索更便捷，进入信息时代还多了一种输入的手段。
总之，今天我们所说所写的汉语，已非洪堡当年评析的汉语。时代大变，汉语也随之巨变。洪堡是否想到过，汉语有一天竟会变得如此厉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