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中国民俗学的代际划分
好好学习了下该贴和东瀛论剑一贴。
对中国民俗学的三代划分,趁热打铁提出一点感想,求教于施爱东帖主:
学术代际的划分以年龄或自然年代为标尺似乎有些欠妥,对学术理论的创新或迈越,学术范式的转移,学科的定义与范畴以及学者自身的定位综合加以考量,恐怕才能形成适当的标准。
第一代的顾老与钟老,与第二代的刘乌陶老等,以及第三代他们的学生等的划分,并没有完全依照施兄所言的自然时代划分或三十年一代的划分。
目前在中国民俗学所谓的第三代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仍然从事以民间文学研究为主的自我定义为“民间文艺学”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等与钟老并无太大区别,甚至与顾老也区别不大,顾老的典范性论著仍然是这个方向的坐标式成就。其之后学在中国国情允许的情况下,不但承继了这一种研究兴趣进而发展与完善,在此基础上,钟甚至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期望。因此在2000年之前的中国民俗学界的主流研究可能都基于共同的对民俗和民俗学的认知。这些人在学术研究上属于一代。
在所谓的第三代学者寻求话语权的过程中,有一些学者展开了理论范式的讨论,并通过实际的研究和学术论著来推动民俗学学科的变化,尤其是在非遗运动之中,对民俗学学科的衰落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极高关注度之间的失衡状态的认识,可能是民俗学界(中国及外国)现在普遍的共识。中国民俗学界真正的第二代可能才刚刚在路上。
如果没有对前一代的反思甚至“背叛”、变革甚至超越,恐怕无法形成真正的学术新一代。菅丰与王京帖所显示出的对学术的公共性与实践性的关注与探寻也许是福田所称为的2.5代的基础,显示出学术取向的差异。我不了解日本民俗学界对此不能妄言。只是与此对照,基于现有的学术论著,中国民俗学界不一定能够真正划分出新一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