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山曼先生：作为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实践者

根据学术取向和学术旨趣，目前的民俗学者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历史上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为研究主题，其资料主要来自历史上的文献记载，这类学者会以泡图书馆坐冷板凳为基本功；一类学者同样以历史上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为研究主题，但其资料除来自历史上的文献记载以来，还格外关注民间的碑刻契约，于是这类学者在泡图书馆坐冷板凳外还要到广阔的田野中去，“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再一类学者是将目光聚焦于当下，虽然他撰写研究成果以及为研究做理论准备时离不开冷板凳和图书馆，他的研究成果本身却更明显地得益于自己的田野作业，也即得益于与活生生的俗民个体的对话及对其日常生活的参与和观察。如果我们的分类大体不错的话，作为一位民俗学者，山曼先生无疑属于后面那一种。

（一）

自1980年代山曼先生开始他的民俗学研究，也就开始了自己的田野作业。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山曼先生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田野乡村中度过。他的足迹几乎踏遍整个山东地区，他曾“到过黄河下游干流两岸所有的县（区、市 ），徒步走过上万里的路，采访过的人在数千之多”。为此，有时他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路途常常以烧饼夹牛肉为午餐，边吃边走。他几乎是不知疲倦地在广阔的田野间搜求着第一手的民俗资料。
山曼先生对于田野作业倾注如此多的精力和热情，不是来源于他作为一个散文家的浪漫，而是来源于他作为一名民俗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地位、现状的独特把握及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山曼先生认为，对民俗资料的利用乃是认识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历史的第三条途径。“了解中国的历史，最初人们只发现了一条途径，就是依靠古人留下的文字资料，通常称之为文献；进入现代，有了第二条途径，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取先人留下的各种遗存物，靠着对这些遗存物的科学辨认，人们好像能够直接走进祖先的生活场景，这便有了考古的资料。有些从事考古专业的人，认为事情发展到这里也就算得尽善尽美……其实还有第三条途径，这就是千百年来人类用语言的、行为的、器物的方式，代代相传的诸多民俗事象。用民俗事象为历史研究的资料，虽不如文献与考古资料那样的‘定格’而便于把握，但是它的有生命的真实又非‘定格’的资料所能替代。缺了这一方面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有了文献与考古资料，鸟儿难以飞得高远，车子也不会走顺利。相反，若是大家都能把文献的、考古的、民俗的资料全面掌握、对照研究，一定会有一种新的局面被开辟出来。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学界对于这第三条途径至今还缺少广泛而深刻的认识。”[1]在山曼先生看来，“稳定的传承，既为研究古代物质文化提供了无数活的证据，又为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展示了一个宽大无比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实记录这些民俗资料，形成丰富的资料库，细致地加以探讨，实在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工作。”[2]而要想忠实记录这些民俗资料，走进田野，走向民众，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嘴巴、心灵去看去听去问去感受，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不仅如此，山曼先生还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他深深地看到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发于成长于农业社会的民俗文化将面临着灭顶之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文化的角度看，就是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小农意识，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了全面的、彻底的冲击。但是在人们欣喜得到了一个新天地的同时，民俗学家们却看到，借助那个发展缓慢的小农经济的环境较完整地保存了上百年、上千年的一系列民俗事象，却在十几年中被冲得七零八落，而且用不了几年，这些对中国人有着深远影响的民俗事象就会有可能从生活中消失。到那时，许多本来根须明显的文化现象，都会变得像浮云一样难以捉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者们的工作，在当前显得特别重要，也特别紧迫。”而这里所说的“民俗学者们的工作”，就是要对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的信仰观念、工艺技术、生活方式、民俗实物等，尽可能留下全面详实的纪录和整理，“从而为未来的研究者和鉴赏者，留下一个比较可靠的坐标”。[3]
正是对民俗学学科地位和现状的认知，以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使得田野作业这一方法还没有被众多民俗学者普遍关注、采用之时便成为山曼先生的一种非常自觉的选择，也使他尽管年过花甲，尽管自备经费亦难以停下跋涉山水间的脚步 。“只要走得动，继续走四方。”这是山曼先生的一句承诺，我们看到他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践履着这句诺言。

（二）

1985年5月，《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在江苏南通召开了一次题为“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的座谈会，首先在学科内使用“田野作业”一词，并相应地开设了“田野作业”的栏目，明确地把“田野作业升华为研究方法来讨论。”[4]自彼迄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田野作业作为民俗学的重要方法不断被学者们倡导。尽管也有学者出于发展民俗学而提出“告别田野” 的策略[5]，但并没让人告别田野，反而令田野作业更加深入人心。田野作业不仅仅被视为资料获取的途径，同时也被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它不仅与学者认识当下有关，而且有助于学者在田野中培养移情的能力去更好地理解过去。随着田野作业方法在民俗学界的广泛使用，大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以到实地调查地点观风问俗为特点，强调对于当地风俗忠实而全面的记录和整理，我愿意称其为采风式田野作业。另一种则以参与观察为主要特点，强调研究者在其研究据点有较长期的居留，能够“以某种形式的参与角色完全介入到自然的、每天进行的研究过程中”，与研究者一同生活一同经历，在经验观察中获取研究所需，并且强调“在语境化进行诠释”。[6]这两种方法旨趣颇为不同，前者往往包罗万象，以描述地方性民俗为要务，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丰富性；后者往往集中于某一部分，以解释事实探求学理为标的，着意于世界规律性的探寻。就民俗学研究而言，虽然以探寻世界的规律性为重要任务，但第一种也并非无足轻重，所谓长短肥瘦各有态，二者各有特点，且具有互相补益的作用。
从田野作业实践和学术成果来看，山曼先生的田野作业更多地在于展示世界丰富性的一面。从一度对各省民俗志撰写具有示范意义迄今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山东民俗》、《山东省志·民俗志》，到《山东民间童谣》、《中国民间童谣》（包括《摇篮曲》、《童话诗》、《田野谣》、《乡土风》、《生活歌》五册）、《百岁童谣》（包括《外婆桥》、《花巴掌》、《小巴狗》、《正月正》、《大槐树》五册）、《精彩童谣》、《山东民间玩具》、《山东剪纸民俗》，再到《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流动的传统》、《山东黄河民俗》、《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民俗》、《山东海洋民俗》等[7]，一方世界是如何之丰富，我们确实可以凭借山曼先生一本本呕心沥血的个人专著及与人合著的作品中来领会。然而，山曼先生在田野作业方面留给我们的遗产远远不止此，他对民俗学田野作业伦理的操守、田野作业中迅速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能力和方法、田野调查技术的艺术性运用、田野调查中对民俗实物收集的重视、对调查资料的研究整理、对个体定点调查联合作业的倡导力推等，都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当我们研究任何人类行为时，伦理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民俗学者同样有自己的学术伦理。尤其在当代田野作业中，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调查研究的那些个体和人群，是将其视为同样的知识主体从而尊重他们、与之进行平等的对话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改变他们的困境，还是完全将其客体化，并视其为“遗留物”的载体落后文化的代表，带着歧视的态度获取自己所需的研究资料之后便溜之大吉，这是每个研究者、调查者都应该深入思考并做出选择的问题。而在民俗学界，强调主体间性，强调遵循平等对话、知情同意和避免伤害的伦理准则，不过是近几年才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山曼先生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田野调查中的伦理问题，却在行动上自觉地践行着理应被遵循但在不少学者那里并没有很好地遵循的伦理准则。山曼先生采访时总是说明自己的来历和目的，自然地把采访对象放到平等的位置，把他们当作亲人、朋友，以兄弟姐妹相称，平等地交流。采访完还会给他们写信，寄照片，并尽量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尤值一提的是，山曼先生所到之处，常常播撒下民俗学调查研究的种子。他常常鼓励采访对象进一步调查了解所在地的民俗文化，并从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报告的写作等方面给予具体指导帮助，引导他们进入民俗学领域，从而将采访对象转变为自己的同道。其中的佼佼者如枣庄的田川江、鄄城的周广良、东明的李树艺等人。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山曼先生也曾受过拒绝，但他并不强人所难，在他看来，别人是否接受你的调查采访是别人的自由。
无论是采风式田野作业还是参与观察式田野作业，如何能够让被研究者（异己的他者）对于自己关心的问题敞开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言不假，是每个进入田野中的学者都必须解决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下去。相比于可以有较长时间进行运作的参与观察式田野作业者来说，它为采风式田野作业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令人佩服的是，山曼先生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他所需要的资料，而这得益于他迅速与调查对象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能力，也得益于他对调查技术进行艺术性运用的高超能力。
山曼先生往往能在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内就消除人们对他的陌生感和戒备心，在彼此之间升腾出一种叫做“情感”的东西，建立起朋友、亲人一般的密切关系，从而使被调查者能够坦诚相待，真实地说出自己知道的一切。之所以能如此，与前面提到的山曼先生对学术伦理原则的自觉践行相关。他从不摆高高在上的姿态，而始终保持着平民作风，他住“一般人想象不出的”简陋客店，坚持认为自己与编笸箩、簸箕的人是“一样”的人，笑将年龄相仿的剪纸老人称作“阶级姊妹”。这种平民作风自然消除了他与调查对象之间的鸿沟。
当然，迅速地建立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研究者能够快速地获得所需要的研究资料，事实上，由于二者亲密关系的建立常常使交谈的内容偏离了研究者的主题。这样，如何在不损害被研究者情感、不影响其情绪的前提下使其沿着自己的思路行进，是需要研究者好好把握的。调查有技术，但只有艺术性地加以运用才能发挥最大的功用。山曼先生在长期的田野作业实践中练就了能够牵引被研究者思路的的本领，有时欲擒故纵，有时将错就错，有时假痴不颠，于“无定法”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重视民俗实物的搜集是山曼先生田野作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民俗实物往往是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的载体，它们既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学者们理解民众生活和民众精神世界的一种凭借。山曼先生深深地知道这一点，比如他说：“民间玩具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它最主要的用处应是在娱乐当中对儿童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这真是一个作用莫大的课题。”并说：“展示山东的民间玩具，会使大家从一个细小的角度看到山东人的别样风情。”[8]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一件寻常器物，有时是民众的废弃物，在先生眼里常常成为颇具民俗价值的宝物，搜集民俗实物也就成为山曼先生田野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二十年间，先生搜集了数百件服饰、绣品，几千件剪纸、玩具，几百个果模，还有许多农具、家具器物、室内装饰、手工艺品等。沿黄河考察时，山曼先生还收集了许多百姓自用的饭碗。他说，民以食为天，从饭碗可以看到一方的水土和风俗，感受到其中蕴藏的人文情怀和文化传统。大量的民俗实物，不仅为山曼先生自己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而且成为世人了解和理解先人与他者生活、文化的重要途径。2007年，山曼先生的部分收藏在北京民俗博物馆展出，吸引了大量的参观者。
从田野中搜集到资料和实物是一回事，如何将这些资料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式编排起来，用以展示乃至解释一方民众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于一些学者而言，田野调查的结束就是学术活动的结束，将调查资料不加整理束之高阁的人并不鲜见。但山曼先生却力求将调查成果都形诸笔端，成为可令众人共享的学术餐饮。为此，他在文案前拼命工作、身在病中仍然笔耕不辍。山曼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著述。这些著述，尤其是后期的作品，由于他对于民俗生活、“现场”、个案以及民俗史的关注，而带有十分鲜明的研究性质，已经在很大程度超越了对民俗事象的一般性描述。
山曼先生不仅自己热衷于田野作业，而且鼓励其他人进行田野作业，并倡导和力推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作业。早在1990年，山曼先生就发表《论民俗采风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作业》一文，认为“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方式，以组织综合采录队与个体定点调查为最常见”，在比较了二者优缺点的基础之上，说明“面对这许多丰富的、亟待抢救的民俗资料”，可以“发明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作业”，来克服当前的不利条件。在这篇文章中，山曼先生不仅具体探讨了联合的可能性、联合作业的组织形式，而且对于联合作业的项目提出了具体设想。这些设想后来在山曼先生的力推下已经得到部分实现，其明证便是济南出版社出版的《齐鲁民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山东剪纸民俗》、《山东民间玩具》、《山东海洋民俗》、《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民俗》、《济南城市民俗》、《山东运河民俗》、《孔孟之乡民俗》、《泰山风俗》、《山东黄河民俗》、《山东居住民俗》等，其中多本都是多个学者联合作业的成果。这套丛书将陆续推出的第二辑、第三辑同样是个体定点调查联合作业的成果。山曼先生曾经指出：“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一旦实现和发展，定会显出许多优点。”一可以训练队伍；二可以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三可以把民俗调查搞得十分详尽，四可以连续持久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9]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联合作业的这四大优点也已经显现出来。

（三）

尽管山曼先生对于田野作业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在他眼里，民俗知识所从出的“田野”是无处不在的，而不仅局限于乡村田间；比如他曾对自己一人沿黄河采风的方法进行过反思；[10]也倡导过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作业方法，但我更愿意将山曼先生视为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实践者，而非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家。
在我看来，作为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实践者，山曼先生在田野中收获了丰富的民俗知识，收获了诸多朋友，收获了浓浓的情意，也收获对世界和人生的美好感知。田野作业成就了山曼先生，不仅让他成为令人尊重的民俗学者，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散文事业（他的不少散文都是田野作业中的有感而发）。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也因为其中有了山曼先生高大的身影而散发出别样的光彩。在山东，田野是一块虽苦却充满快乐充满诱惑的天地，吸引着众多民俗学者投入其中。民俗调查成为民俗学活动的特色和专长，一系列市县乡村民俗志不断推出，“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11]都与山曼先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作为有思想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实践者，山曼先生必将以他的田野调查实践及实践中体现的思想继续影响着他身后的人。
“曹公短歌固豪壮，廉颇能饭亦昂扬。莫若夫子观逝水，爱它后浪推前浪。”这是山曼先生在2004年山东省民俗学会换届时辞去学会副会长职务时的即兴赋诗。“爱他后浪推前浪”，反映了山曼先生对于后学的期待，对于民俗学摆脱尴尬地位[12]的期待。后学们正应该努力，不断推前浪，不断在前浪的基础上行进，将民俗学的学问推向深入。而系统总结包括山曼先生在内的诸多学人的田野作业经验，从中抽象出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弥补现代民俗学的不足，便是后学们将学问推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步骤。



[1] 山曼：《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前言”，第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山曼：《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前言”，第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山曼、柳红伟编著：《山东剪纸民俗》“前言”，第5页，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

[4] 见《“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座谈会”纪要》，载《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5期。

[5] 施爱东：《告别田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6] 王建民：《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导读》，载该书“导读”第4、6页，民族出版社，2004。

[7] 其中，《山东民俗》、《山东省志·民俗志》、《山东黄河民俗》、《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民俗》、《山东海洋民俗》、《山东剪纸民俗》、《山东民间玩具》，均是山曼先生与他人合作，除《山东省志·民俗志》外、山曼先生均为第一撰稿人。

[8] 山曼：《山东民间玩具·前言》，载山曼、乔方辉、孙井泉等编著：《山东民间玩具》，济南出版社，“前言”第1、5页。

[9] 山曼：《论民俗采风个体定点调查的联合作业》，《民俗研究》1990年第2期，第19-22页。

[10] 在《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前言”部分，山曼先生说“一个人背了行囊，到一个县（区），翻阅一下地方志中有关的文字，就地求教，作一番思考，选两三个点，坐公共汽车或步行过去，遇到了好的采访对象就多住些时，或者不宜展开采访，赶紧奔赴下一个目标”这样的方法，“不免有许多局限，所得到的材料常常带些偶然性”，但也“自有这种方法的好处。一个人采风，一切都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没有丝毫的牵挂与拖累，遇有疑难，固然有没有商量的缺点，但自己想通就行，用不着协调与统一。由考察到写作，始终由一个人承担，随时积累随时调整，一步一步沿着千里长堤行走时，写作的框架同时在心中形成，甚至某些细节都已然产生。书中的哪一部分材料丰满，哪一部分尚觉欠缺，在以后的考察中，会很自觉地加以注意。……如此这般写出来的作品，是不是应该有个性呢？反正到了现在，我已觉得当初视为不得已的一种个体调查的方法，其实也不失为一种有特色的方法。”《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前言”，第7-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 《弘扬优秀民俗文化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山东省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回顾与展望》（未刊稿），第14页。

[12] 山曼先生曾经在《〈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后记》中提到：“近几年，涉及民俗的书出版了一些，有人甚至在呼喊出现了‘民俗热’。但是，身在其中，我知道这个学科要做的事，实在很多，而实际上却受着冷落。就仿佛一个乡间的孩子进了城市，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谁也不邀他做共同的游戏。”该文收录于《山曼散文》，明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