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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及其揭示的明代宫廷节日生活[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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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及其揭示的明代宫廷节日生活[1](上)

  摘要:《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是一个明代太监对宫廷岁时生活的系统记述,具有自己的书写特色和较高的史料价值。它揭示了明代宫廷岁时生活的如下特征:(1)和宫廷以外的人一样,皇帝及其嫔妃、宫人也有其节日体系和节日生活,宫人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来过节,节日生活充满了世俗色彩;(2)宫内人的岁时节日生活带有明显的北京地方性特征;(3)宫内人的岁时节日生活带有鲜明的宫廷色彩。
  关键词:《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 记述特征 明代宫廷 节日生活
  北京作为中国疆域内一个有着三千余年建城史、800余年建都史的重要“地方”,有着十分丰富的岁时节日民俗,历史上对它的系统记载也较为多出,除了明人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等专门书籍之外,元代熊梦祥的《析津志》,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刘侗、于奕正、周损的《帝京景物略》,刘若愚的《酌中志》,清代孙春泽的《春明梦余录》等著述中均有相关内容。其中《酌中志》因将笔触放在明代宫廷之中而颇具特殊性。
  明代宫廷是特殊的空间,在这里生活的是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家属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大量宦官宫女。据史料记载,明代后期的宦官宫女约有十万人之多。[2]高高的宫墙在很大程度上隔开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宫廷是个难以靠近的神秘所在,宫廷内人们的生活也很少为外人知悉。皇帝和宫人们过不过节?按照礼制的规定,一些节日里,明代皇帝以及王公大臣们会举行大规模的典礼活动,若严格按礼制从事,每年皇帝都要参加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夏至方丘祭皇地祇、四孟、季冬享太庙,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等活动。那么除了参与这些典礼之外,皇帝在节日里还会做些什么?宫内其他人的节日生活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由于受作者社会身份、写作动机尤其是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文献都语焉不详,但《酌中志》的作者刘若愚是一个太监,在宫廷生活长达二十余年,是宫廷岁时节日生活的亲历者,他在《酌中志》中用一卷的篇幅对明宫廷内的岁时节日生活做了系统记述。本文旨在对《酌中志》中的岁时民俗记述进行研究,并进而揭示明代宫廷岁时节日生活的基本状况。
  一、《酌中志》的作者与版本源流
  《酌中志》,刘若愚(1584-?)著。刘若愚,原名刘时泰,南直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其始祖刘大海曾在元至正年间参加缪大亨起义,后被朱元璋收编,以军功任延庆左卫正千户。大海子观随,在成祖靖难时阵亡,升指挥佥事之职,世代传袭。传至第八世,即刘若愚的父亲刘应祺。刘应琪官至辽阳协镇副总兵。刘若愚“十余岁便随先将军宦辽阳,寓三年”, [3]16岁时,他因感异梦而自施宫刑,从此“废儒业,读医书,习养生家言”。[4]万历二十九年(1601),刘若愚被选入宫,隶属司礼太监陈矩名下,归掌家太监常云管教。刘若愚爱学习,肯用功,迅速成长为一个熟悉礼制、长于书法的宦官。天启初年,宦官魏忠贤擅权专政,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任司礼监秉笔,因刘若愚擅长书法且博学多才,派其在内直房经管文书。据《明史》记载:“永贞粗通文墨,以若愚识典故,毎事多谘访之,颇预闻其密谋。”[5]天启七年(1627),魏忠贤阉党事败,若愚被纠弹,谪充孝陵净军。崇祯元年(1628),被逮入狱,处斩监候。身陷囹圄的刘若愚自感冤屈,遂发愤著书,“以柙楞代砚,以血泪和墨”,[6]力陈事情原委以自明,并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宫中数十年的所见所闻,撰成《酌中志》一书。
  根据《明史》的记载,《酌中志》的撰成彻底改变了刘若愚的命运:“若愚既长系,因作《酌中志》四卷以自饰,久之,竟得释,时以为失刑云。”[7]不过据史玄《旧京遗事》记载,刘若愚只是因此免除了绞刑。若愚“在狱中著书,乘间投上”,崇祯皇帝阅读后“戚然改容,有悯若愚之色矣……上法网高张,若愚免绞”。[8]李清(1602-1683)在《三垣笔记》中记载刘若愚最后“毙于狱”中。[9]对于刘若愚的遭遇,李清曾经深表痛惜:“内臣刘若愚先为霍给谏维华、杨侍御维垣所纠,拟绞系狱。予于朝审时犹及见之狱中所著《酌中志略》,叙次大内规制井井,而所纪客氏、魏忠贤骄横状,亦淋漓尽致,其为史家必采无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于太监李永贞唤召,又知永贞必败而不能见机托病以去,致自罹网罗,可叹也。”[10]考虑到李清曾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至十五年(1642年)担任刑科给事中之职,并说“予于朝审时犹及见之”,可知李清曾亲自参与过刘若愚的朝审,对刘若愚后来的境况应该很清楚。他作《三垣笔记》又秉持着十分认真的态度,“举予所闻见,以笔之书,非予所闻见,不录也”,并“先举予所灼见以笔之书,其因闻而记者,犹云附述”,[11]《三垣笔记》中有关刘若愚的记述在“崇祯补遗”部分,为李清所“灼见”者,不应有假。如此,李清所谓“后竟毙于狱”的说法当更为可信。只是卒年未详。
  《酌中志》著于狱中,起草于崇祯二年(1629),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之后多有增补删改,大约至崇祯十四年(1641)最后完成。史玄曾记此书“有两本,今文古文,随门户为升降”,崇祯帝所读为今文本。[12]刘若愚应是写作了两份稿本,时人称“今文”与“古文”。这两种稿本之一名《酌中志略》,曾为清人全祖望收藏。据全祖望介绍:“予家旧藏《酌中志略》原稿,为刘若愚手写本,其中涂窜颇多,与近本间有不同。”[13]另一稿本或名《远志之苗》,清人汪琬曾从朋友那里借到阅读,并进行了抄录。汪琬有《远志之苗序》,对此所云较详:“若愚自辩颇力,在狱中纂此书,所述妖书及客、魏始末最悉。卷首曰‘寺人小草’,又曰‘远志之苗’,与《酌中志略》大同小异,此盖其稿本也。予借诸文氏,笔画讹谬,且杂以行草,遂别加缮录而序之。”[14]由于《酌中志》保存了大量明代后期宫廷生活的材料以及阉党擅权的政治内幕,很快便受到朝野人士的重视。“当时谈明代宫禁掌故者,颇重其书,故传抄本极多。至展转传抄,或割裂而为,或又更改为他名者,往往而有。”[15]目前各地图书馆还藏有多种明清抄本,卷数多有不同,文字亦有出入,书名也不尽相同。如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抄本为《酌中志略》,8卷,附志余1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康熙内府抄本《酌中志略》,22卷;上海图书馆藏清戴光曾抄本《酌中志略》,23卷;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酌中志略》,4卷,志余不分卷;山东图书馆藏清初抄本《酌中志略》,24卷;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酌中志》,4卷;国家图书馆藏清初抄本《酌中志》,6卷;等等。又有刻本,如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海山仙馆丛书本《酌中志》24卷。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以海山仙馆丛书本为底本,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康熙内府抄本进行校对,出版了冯宝琳点校本。这也是本文研究所依据的版本。2001年,该书与《长安客话》合刊重印。
  冯氏点校本《酌中志》,共24卷,即“忧危竑义前纪”、“忧危竑议后纪”、“恭纪先帝诞生”、“恭纪今上瑞征”、“三朝典礼之臣纪略”、“大审平反纪略”、“先监遗事纪略”、“两朝椒难纪略”、“正监蒙难纪略”、“逆贤乱政纪略”、“外廷线索纪略”、“各家经管纪略”、“本章经手次第”、“客魏始末纪略”、“逆贤羽翼纪略”、“内府衙门识掌”、“大内规制纪略”、“内板经书纪略”、“内臣佩服纪略”、“饮食好尚纪略”、“辽左弃地”、“见闻琐事杂记”、“累臣自叙略节”、“黑头爰立纪略附”等,其中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以月份为单元、以时序为顺序来记述宫廷中的岁时节日生活,虽无岁时记之名,但符合一般岁时记的写作体例,实质就是一部明代宫廷岁时记。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吕毖曾选录《酌中志》的一部分(第16卷至第20卷),订为金、木、水、火、土5集,更名为《明宫史》,其中火集“饮食好尚”即《酌中志》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16]《明宫史》,《四库全书》收录。据载,该书是乾隆皇帝钦点入选其中的。乾隆皇帝曾在内殿丛编中捡逢是帙,“特命缮录斯编,登诸册府”。不过,乾隆皇帝之所以重视《明宫史》,乃是因为它“著前代乱亡之所自,以昭示无穷……盖时代弥近,资考镜者弥切也”,要人警惕宦祸,而非“徒以雕华浮艶,为藏弃之富也”。事实上,乾隆皇帝及他那些编修《四库全书》的大臣们对于《明宫史》的内容并不看好,认为:“其书叙述当时宫殿楼台、服食宴乐及宫闱诸杂事,大抵冗碎猥鄙,不足据为典要。至于‘内监职掌’条内称‘司礼监掌印秉笔,秩尊视元辅,权重视总宪’云云,尤为悖妄。”[17]但依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说法并不公允。早在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明宫史》时,已在“出版说明”中肯定了它的价值,并从作者的太监身份角度指出:“由于是太监,才有可能长期看到宫廷内幕;由于是太监的著作,才有可能写出和文士们着眼不同的东西;由于著作的目的在替自己喊冤,才有可能自由取材而有异于奉皇帝之命的著作。因此,《酌中志》就自然而然地给后人留下了一般著作中所看不到的一些历史资料。”[18]这段话是就《酌中志》整体而言的,但也适用于“饮食好尚纪略”。
  二、“饮食好尚纪略”的记述特征
  《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对岁时民俗的记述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一,记述较为翔实。刘若愚17岁入宫,43岁出宫,在宫廷内生活多年(中间有几年的时间离开宫廷),对于宫廷内的生活十分熟悉。这为他较为翔实地记述宫廷岁时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刘若愚有较为强烈的翔实记述的自觉意识。一方面,他追求记述的真实性,“谨以见闻最真,庶可传信”[19];另一方面,他又很清楚自己“平日所稔知者”,恰“非四方所能晓”,记述下来可“用识异闻,亦考世间俗之一端”,他甚至希望有人通过阅读他的著述能够对饮食之道有所体悟,所谓“倘披阅之,或亦兴尝禁脔之思”, [20]故有着详细记述的动机。谢国桢认为其所记“皆记有本原,可资考证”,[21]肯定了该书内容的可信性;《四库全书》的编修者们曾经批评这部分内容“冗碎猥鄙,不足据为典要”,正从反面证明了它的翔实性。
  记述之翔实最明显地体现在饮食方面。一方面,刘若愚几乎对所有节日里的饮食都进行了记录;另一方面,他往往不厌其烦地列举节日饮食的名目,有时对饮食的意义、如何食用加以解释,甚至将制作方法也记述下来。试举正月的饮食言之。
  他记录正月初一的饮食有椒柏酒、水点心、百事大吉盒儿、驴头肉诸种;并对后三者进行了解释:水点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 “百事大吉盒儿者,柿饼、荔枝、圆眼、栗子、熟枣共装盛之”;又驴头肉,要用小盒盛起来,“名曰‘嚼鬼’,以俗称驴为鬼也”。立春日的饮食有萝卜、春饼、和菜等。初七人日的饮食有春饼和菜。初九以后吃元宵,他介绍了元宵的做法:“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为果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圆者。”这些记述与其他岁时记相比,已是详细;但与他稍后对“斯时所尚”的记述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他写“斯时所尚”如下:
  斯时所尚珍味,则冬笋、银鱼、鸽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黄鼠,半翅鹖鸡,江南之密罗柑、凤尾橘、漳州橘、橄榄、小金橘、风菱、脆藕,西山之苹果、软子石榴之属,水下活虾之类,不可胜计。本地则烧鹅、鸡、鸭、猪肉、泠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肠、大小套肠、带油腰子、羊双肠、猪膂肉、黄颡管儿、脆团子、烧笋鹅,酉暴醃鹅、鸡鸭、煠鱼、柳蒸煎火赞鱼、煠铁脚雀、卤煮鹌鹑、鸡醢汤、米烂汤、八宝攒汤、羊肉猪肉包、枣泥卷、糊油蒸饼、乳饼、奶皮、烩羊头,糟醃猪蹄尾耳舌、鸡肫掌。素蔬则滇南之鸡土从,五台之天花羊肚菜、鸡腿银盘等蔴菇,东海之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江南乌笋、糟笋、香蕈,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土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鹰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榛、栗、梨、枣、核桃、黄连、芽木兰、芽蕨菜、蔓菁,不可胜数也。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岕茶,径山茶、虎邱茶也。
  这里共列举饮食名目约80种。而他对正月饮食的记述到此并未结束,接下来又记述了正月下雪时的饮食和“先帝”(指天启皇帝)的饮食嗜好:
  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浑酒、牛乳。先帝最喜用炙蛤蜊、炒鲜虾、田鸡腿及笋鸡脯,又海参、鳆鱼、鲨鱼筋、肥鸡、猪蹄筋共烩一处,恒喜用焉。
  在我国多种岁时记中,如此详录节令饮食品种的,大约只有《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
  记述之翔实还体现在装饰方面。比如他十分详细地写了年节期间的装饰:“门旁植桃符板,将军炭,贴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床上悬挂金银八宝、西番经轮,或编结黄钱如龙。檐楹插芝麻秸,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火禺岁。”对五月装饰也作了详细记述:“门两旁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毒故事,如年节之门神焉。悬一月方撤也。”
  此外,他还一一记述了节日的其他习俗活动。如对端午节的记述,除了上面提到的装饰之外,还有“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过水面。赏石榴花、佩艾叶,合诸药,画治病符。圣驾幸西苑,斗龙舟划船,或幸万岁山前插柳,看御马监男士跑马走解。”正是通过这些较为翔实的记述,宫中人(包括皇帝)的节日生活得以呈现。
  第二,不仅记述节日饮食好尚,而且记述节日以外的饮食好尚。
  我国岁时记多以节日习俗活动为记述内容,“饮食好尚纪略”则在记述节日饮食好尚的同时,兼记节日以外的饮食好尚,虽然它的重点仍然放在节日上。比如在记述二月初二的饮食好尚以后,作者写道:
  是月也,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开隙放风。清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风领、狐狸等皮衣,食河豚,饮芦芽汤,以解其热。各家煮过夏之酒。此时吃鲊,名曰桃花鲊也。
  又在记述四月八日要进“不落夹”(一种食品)之后,作者写道:
  是月也,尝樱桃,以为此岁诸果新味之始。吃笋鸡,吃白煮猪肉,以为冬不白煮,夏不熝也。又以各样精肥肉,姜蒜剉如豆大,拌饭,以莴苣大叶裹食之,名曰包儿饭。造甜酱豆豉。
  诸如此类的记述同样出现在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中。
  这种以月份为单元既记述节日饮食好尚,又记述节日以外饮食好尚的做法,非常有利于准确揭示宫廷之生活节奏。类似的做法也出现在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中。所不同者,陆启浤设有标题,并将每月不能归属于节日标题下的岁时活动统统列入“某月杂事”这一标题之下,先写该月节日及其节俗,再写该月杂事,十分有序。[22]刘若愚是流水写来,不设标题,那些不能归属于具体节日的各月饮食好尚在文本中的位置往往不定,如二月、七月、十月各在当月记述的结尾处;三月在该月记述的中间处,即清明节后、二十八日前;四月亦在该月记述的中间处,即初八日后、二十八日前;八月则有两处写及当月杂事,一处在当月记述的起始处;一处在当月记述的结尾处;九月、十一月与八月同。这样的记述,未免显得芜杂。
  第三,将记述与议论相结合。一般岁时记多以记述现象(或记忆中的现象)为主,作者对于这些现象的褒贬态度往往不在文中明确出现。但刘若愚例外,他在行文中不时有对宫廷某些岁时“饮食好尚”的评价,且负面评价居多。比如他在记述了“司礼监有一种扇,以墨竹为骨,色浅笺纸面,两面楷记述《论语》内六字一句成语”后说:“极易脆裂,不知费多少工价,方成一把。似此损耗无益,宜裁省可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在十月中,他更连用“真可笑也”、“亦可笑也”、“亦可鄙可笑也”,对内臣奢侈争胜的做法进行抨击。这样的评价也许和刘若愚欲借《酌中志》以自明的著述动机有关。
  第四,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总体而言,“饮食好尚纪略”平铺直叙,语言朴实,文学性不强,但也有些描写颇为鲜活生动,令人一读难忘。比如他写到十月里内臣的日常生活:
  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地炕,饱食逸居,无所事事,多寝寐不甘。又须三五成朋,饮酒掷骰,看纸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三四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独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约聚,轮流办东,封凑饮啖,所谈笑概俚鄙不堪。多有醉后忿争,小则骂打僮仆以迁怒,大则变脸挥拳,将祖宗父母互相唤骂,为求胜之资。然易得和解,磕过几个头,流下几眼泪,即欢畅如初也。
  经此描写,冬夜里内臣的无所事事、孤独空虚,生活的奢侈腐化与低级趣味以及他们性格的粗野率直,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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