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摘要：《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是一个明代太监对宫廷岁时生活的系统记述，具有自己的书写特色和较高的史料价值。它揭示了明代宫廷岁时生活的如下特征：(1)和宫廷以外的人一样，皇帝及其嫔妃、宫人也有其节日体系和节日生活，宫人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来过节，节日生活充满了世俗色彩;(2)宫内人的岁时节日生活带有明显的北京地方性特征;(3)宫内人的岁时节日生活带有鲜明的宫廷色彩。
　　关键词：《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 记述特征 明代宫廷 节日生活
　　北京作为中国疆域内一个有着三千余年建城史、800余年建都史的重要“地方”，有着十分丰富的岁时节日民俗，历史上对它的系统记载也较为多出，除了明人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等专门书籍之外，元代熊梦祥的《析津志》,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刘侗、于奕正、周损的《帝京景物略》，刘若愚的《酌中志》，清代孙春泽的《春明梦余录》等著述中均有相关内容。其中《酌中志》因将笔触放在明代宫廷之中而颇具特殊性。
　　明代宫廷是特殊的空间，在这里生活的是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家属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大量宦官宫女。据史料记载，明代后期的宦官宫女约有十万人之多。[2]高高的宫墙在很大程度上隔开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宫廷是个难以靠近的神秘所在，宫廷内人们的生活也很少为外人知悉。皇帝和宫人们过不过节?按照礼制的规定，一些节日里，明代皇帝以及王公大臣们会举行大规模的典礼活动，若严格按礼制从事，每年皇帝都要参加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夏至方丘祭皇地祇、四孟、季冬享太庙，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等活动。那么除了参与这些典礼之外，皇帝在节日里还会做些什么?宫内其他人的节日生活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由于受作者社会身份、写作动机尤其是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文献都语焉不详，但《酌中志》的作者刘若愚是一个太监，在宫廷生活长达二十余年，是宫廷岁时节日生活的亲历者，他在《酌中志》中用一卷的篇幅对明宫廷内的岁时节日生活做了系统记述。本文旨在对《酌中志》中的岁时民俗记述进行研究，并进而揭示明代宫廷岁时节日生活的基本状况。
　　一、《酌中志》的作者与版本源流
　　《酌中志》，刘若愚(1584-?)著。刘若愚，原名刘时泰，南直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其始祖刘大海曾在元至正年间参加缪大亨起义，后被朱元璋收编，以军功任延庆左卫正千户。大海子观随，在成祖靖难时阵亡，升指挥佥事之职，世代传袭。传至第八世，即刘若愚的父亲刘应祺。刘应琪官至辽阳协镇副总兵。刘若愚“十余岁便随先将军宦辽阳，寓三年”， [3]16岁时，他因感异梦而自施宫刑，从此“废儒业，读医书，习养生家言”。[4]万历二十九年(1601)，刘若愚被选入宫，隶属司礼太监陈矩名下，归掌家太监常云管教。刘若愚爱学习，肯用功，迅速成长为一个熟悉礼制、长于书法的宦官。天启初年，宦官魏忠贤擅权专政，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任司礼监秉笔，因刘若愚擅长书法且博学多才，派其在内直房经管文书。据《明史》记载：“永贞粗通文墨，以若愚识典故，毎事多谘访之，颇预闻其密谋。”[5]天启七年(1627)，魏忠贤阉党事败，若愚被纠弹，谪充孝陵净军。崇祯元年(1628)，被逮入狱，处斩监候。身陷囹圄的刘若愚自感冤屈，遂发愤著书，“以柙楞代砚，以血泪和墨”，[6]力陈事情原委以自明，并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宫中数十年的所见所闻，撰成《酌中志》一书。
　　根据《明史》的记载，《酌中志》的撰成彻底改变了刘若愚的命运：“若愚既长系，因作《酌中志》四卷以自饰，久之，竟得释，时以为失刑云。”[7]不过据史玄《旧京遗事》记载，刘若愚只是因此免除了绞刑。若愚“在狱中著书，乘间投上”，崇祯皇帝阅读后“戚然改容，有悯若愚之色矣……上法网高张，若愚免绞”。[8]李清(1602-1683)在《三垣笔记》中记载刘若愚最后“毙于狱”中。[9]对于刘若愚的遭遇，李清曾经深表痛惜：“内臣刘若愚先为霍给谏维华、杨侍御维垣所纠，拟绞系狱。予于朝审时犹及见之狱中所著《酌中志略》，叙次大内规制井井，而所纪客氏、魏忠贤骄横状，亦淋漓尽致，其为史家必采无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于太监李永贞唤召，又知永贞必败而不能见机托病以去，致自罹网罗，可叹也。”[10]考虑到李清曾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至十五年(1642年)担任刑科给事中之职，并说“予于朝审时犹及见之”，可知李清曾亲自参与过刘若愚的朝审，对刘若愚后来的境况应该很清楚。他作《三垣笔记》又秉持着十分认真的态度，“举予所闻见，以笔之书，非予所闻见,不录也”，并“先举予所灼见以笔之书，其因闻而记者，犹云附述”，[11]《三垣笔记》中有关刘若愚的记述在“崇祯补遗”部分，为李清所“灼见”者，不应有假。如此，李清所谓“后竟毙于狱”的说法当更为可信。只是卒年未详。
　　《酌中志》著于狱中，起草于崇祯二年(1629)，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之后多有增补删改，大约至崇祯十四年(1641)最后完成。史玄曾记此书“有两本，今文古文，随门户为升降”，崇祯帝所读为今文本。[12]刘若愚应是写作了两份稿本，时人称“今文”与“古文”。这两种稿本之一名《酌中志略》，曾为清人全祖望收藏。据全祖望介绍：“予家旧藏《酌中志略》原稿，为刘若愚手写本，其中涂窜颇多,与近本间有不同。”[13]另一稿本或名《远志之苗》，清人汪琬曾从朋友那里借到阅读，并进行了抄录。汪琬有《远志之苗序》，对此所云较详：“若愚自辩颇力，在狱中纂此书，所述妖书及客、魏始末最悉。卷首曰‘寺人小草’，又曰‘远志之苗’，与《酌中志略》大同小异，此盖其稿本也。予借诸文氏，笔画讹谬，且杂以行草，遂别加缮录而序之。”[14]由于《酌中志》保存了大量明代后期宫廷生活的材料以及阉党擅权的政治内幕，很快便受到朝野人士的重视。“当时谈明代宫禁掌故者，颇重其书，故传抄本极多。至展转传抄，或割裂而为，或又更改为他名者，往往而有。”[15]目前各地图书馆还藏有多种明清抄本，卷数多有不同，文字亦有出入，书名也不尽相同。如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抄本为《酌中志略》，8卷，附志余1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康熙内府抄本《酌中志略》，22卷;上海图书馆藏清戴光曾抄本《酌中志略》，23卷;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酌中志略》，4卷，志余不分卷;山东图书馆藏清初抄本《酌中志略》，24卷;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酌中志》，4卷;国家图书馆藏清初抄本《酌中志》，6卷;等等。又有刻本，如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海山仙馆丛书本《酌中志》24卷。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以海山仙馆丛书本为底本，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康熙内府抄本进行校对，出版了冯宝琳点校本。这也是本文研究所依据的版本。2001年，该书与《长安客话》合刊重印。
　　冯氏点校本《酌中志》，共24卷，即“忧危竑义前纪”、“忧危竑议后纪”、“恭纪先帝诞生”、“恭纪今上瑞征”、“三朝典礼之臣纪略”、“大审平反纪略”、“先监遗事纪略”、“两朝椒难纪略”、“正监蒙难纪略”、“逆贤乱政纪略”、“外廷线索纪略”、“各家经管纪略”、“本章经手次第”、“客魏始末纪略”、“逆贤羽翼纪略”、“内府衙门识掌”、“大内规制纪略”、“内板经书纪略”、“内臣佩服纪略”、“饮食好尚纪略”、“辽左弃地”、“见闻琐事杂记”、“累臣自叙略节”、“黑头爰立纪略附”等，其中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以月份为单元、以时序为顺序来记述宫廷中的岁时节日生活，虽无岁时记之名，但符合一般岁时记的写作体例，实质就是一部明代宫廷岁时记。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吕毖曾选录《酌中志》的一部分(第16卷至第20卷)，订为金、木、水、火、土5集，更名为《明宫史》，其中火集“饮食好尚”即《酌中志》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16]《明宫史》，《四库全书》收录。据载，该书是乾隆皇帝钦点入选其中的。乾隆皇帝曾在内殿丛编中捡逢是帙，“特命缮录斯编，登诸册府”。不过，乾隆皇帝之所以重视《明宫史》，乃是因为它“著前代乱亡之所自，以昭示无穷……盖时代弥近，资考镜者弥切也”，要人警惕宦祸，而非“徒以雕华浮艶，为藏弃之富也”。事实上，乾隆皇帝及他那些编修《四库全书》的大臣们对于《明宫史》的内容并不看好，认为：“其书叙述当时宫殿楼台、服食宴乐及宫闱诸杂事，大抵冗碎猥鄙，不足据为典要。至于‘内监职掌’条内称‘司礼监掌印秉笔，秩尊视元辅，权重视总宪’云云，尤为悖妄。”[17]但依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说法并不公允。早在198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明宫史》时，已在“出版说明”中肯定了它的价值，并从作者的太监身份角度指出：“由于是太监，才有可能长期看到宫廷内幕;由于是太监的著作，才有可能写出和文士们着眼不同的东西;由于著作的目的在替自己喊冤，才有可能自由取材而有异于奉皇帝之命的著作。因此，《酌中志》就自然而然地给后人留下了一般著作中所看不到的一些历史资料。”[18]这段话是就《酌中志》整体而言的，但也适用于“饮食好尚纪略”。
　　二、“饮食好尚纪略”的记述特征
　　《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对岁时民俗的记述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一，记述较为翔实。刘若愚17岁入宫，43岁出宫，在宫廷内生活多年(中间有几年的时间离开宫廷)，对于宫廷内的生活十分熟悉。这为他较为翔实地记述宫廷岁时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刘若愚有较为强烈的翔实记述的自觉意识。一方面，他追求记述的真实性，“谨以见闻最真，庶可传信”[19];另一方面，他又很清楚自己“平日所稔知者”，恰“非四方所能晓”，记述下来可“用识异闻，亦考世间俗之一端”，他甚至希望有人通过阅读他的著述能够对饮食之道有所体悟，所谓“倘披阅之，或亦兴尝禁脔之思”， [20]故有着详细记述的动机。谢国桢认为其所记“皆记有本原，可资考证”，[21]肯定了该书内容的可信性;《四库全书》的编修者们曾经批评这部分内容“冗碎猥鄙，不足据为典要”，正从反面证明了它的翔实性。
　　记述之翔实最明显地体现在饮食方面。一方面，刘若愚几乎对所有节日里的饮食都进行了记录;另一方面，他往往不厌其烦地列举节日饮食的名目，有时对饮食的意义、如何食用加以解释，甚至将制作方法也记述下来。试举正月的饮食言之。
　　他记录正月初一的饮食有椒柏酒、水点心、百事大吉盒儿、驴头肉诸种;并对后三者进行了解释：水点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 “百事大吉盒儿者，柿饼、荔枝、圆眼、栗子、熟枣共装盛之”;又驴头肉，要用小盒盛起来，“名曰‘嚼鬼’，以俗称驴为鬼也”。立春日的饮食有萝卜、春饼、和菜等。初七人日的饮食有春饼和菜。初九以后吃元宵，他介绍了元宵的做法：“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为果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圆者。”这些记述与其他岁时记相比，已是详细;但与他稍后对“斯时所尚”的记述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他写“斯时所尚”如下：
　　斯时所尚珍味，则冬笋、银鱼、鸽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黄鼠，半翅鹖鸡，江南之密罗柑、凤尾橘、漳州橘、橄榄、小金橘、风菱、脆藕，西山之苹果、软子石榴之属，水下活虾之类，不可胜计。本地则烧鹅、鸡、鸭、猪肉、泠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肠、大小套肠、带油腰子、羊双肠、猪膂肉、黄颡管儿、脆团子、烧笋鹅，酉暴醃鹅、鸡鸭、煠鱼、柳蒸煎火赞鱼、煠铁脚雀、卤煮鹌鹑、鸡醢汤、米烂汤、八宝攒汤、羊肉猪肉包、枣泥卷、糊油蒸饼、乳饼、奶皮、烩羊头，糟醃猪蹄尾耳舌、鸡肫掌。素蔬则滇南之鸡土从，五台之天花羊肚菜、鸡腿银盘等蔴菇，东海之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江南乌笋、糟笋、香蕈，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土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鹰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榛、栗、梨、枣、核桃、黄连、芽木兰、芽蕨菜、蔓菁，不可胜数也。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岕茶，径山茶、虎邱茶也。
　　这里共列举饮食名目约80种。而他对正月饮食的记述到此并未结束，接下来又记述了正月下雪时的饮食和“先帝”(指天启皇帝)的饮食嗜好：
　　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浑酒、牛乳。先帝最喜用炙蛤蜊、炒鲜虾、田鸡腿及笋鸡脯，又海参、鳆鱼、鲨鱼筋、肥鸡、猪蹄筋共烩一处，恒喜用焉。
　　在我国多种岁时记中，如此详录节令饮食品种的，大约只有《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
　　记述之翔实还体现在装饰方面。比如他十分详细地写了年节期间的装饰：“门旁植桃符板，将军炭，贴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床上悬挂金银八宝、西番经轮，或编结黄钱如龙。檐楹插芝麻秸，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火禺岁。”对五月装饰也作了详细记述：“门两旁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毒故事，如年节之门神焉。悬一月方撤也。”
　　此外，他还一一记述了节日的其他习俗活动。如对端午节的记述，除了上面提到的装饰之外，还有“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过水面。赏石榴花、佩艾叶，合诸药，画治病符。圣驾幸西苑，斗龙舟划船，或幸万岁山前插柳，看御马监男士跑马走解。”正是通过这些较为翔实的记述，宫中人(包括皇帝)的节日生活得以呈现。
　　第二，不仅记述节日饮食好尚，而且记述节日以外的饮食好尚。
　　我国岁时记多以节日习俗活动为记述内容，“饮食好尚纪略”则在记述节日饮食好尚的同时，兼记节日以外的饮食好尚，虽然它的重点仍然放在节日上。比如在记述二月初二的饮食好尚以后，作者写道：
　　是月也，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开隙放风。清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风领、狐狸等皮衣，食河豚，饮芦芽汤，以解其热。各家煮过夏之酒。此时吃鲊，名曰桃花鲊也。
　　又在记述四月八日要进“不落夹”(一种食品)之后，作者写道：
　　是月也，尝樱桃，以为此岁诸果新味之始。吃笋鸡，吃白煮猪肉，以为冬不白煮，夏不熝也。又以各样精肥肉，姜蒜剉如豆大，拌饭，以莴苣大叶裹食之，名曰包儿饭。造甜酱豆豉。
　　诸如此类的记述同样出现在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中。
　　这种以月份为单元既记述节日饮食好尚，又记述节日以外饮食好尚的做法，非常有利于准确揭示宫廷之生活节奏。类似的做法也出现在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中。所不同者，陆启浤设有标题，并将每月不能归属于节日标题下的岁时活动统统列入“某月杂事”这一标题之下，先写该月节日及其节俗，再写该月杂事，十分有序。[22]刘若愚是流水写来，不设标题，那些不能归属于具体节日的各月饮食好尚在文本中的位置往往不定，如二月、七月、十月各在当月记述的结尾处;三月在该月记述的中间处，即清明节后、二十八日前;四月亦在该月记述的中间处，即初八日后、二十八日前;八月则有两处写及当月杂事，一处在当月记述的起始处;一处在当月记述的结尾处;九月、十一月与八月同。这样的记述，未免显得芜杂。
　　第三，将记述与议论相结合。一般岁时记多以记述现象(或记忆中的现象)为主，作者对于这些现象的褒贬态度往往不在文中明确出现。但刘若愚例外，他在行文中不时有对宫廷某些岁时“饮食好尚”的评价，且负面评价居多。比如他在记述了“司礼监有一种扇，以墨竹为骨，色浅笺纸面，两面楷记述《论语》内六字一句成语”后说：“极易脆裂，不知费多少工价，方成一把。似此损耗无益，宜裁省可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在十月中，他更连用“真可笑也”、“亦可笑也”、“亦可鄙可笑也”，对内臣奢侈争胜的做法进行抨击。这样的评价也许和刘若愚欲借《酌中志》以自明的著述动机有关。
　　第四，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总体而言，“饮食好尚纪略”平铺直叙，语言朴实，文学性不强，但也有些描写颇为鲜活生动，令人一读难忘。比如他写到十月里内臣的日常生活：
　　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地炕，饱食逸居，无所事事，多寝寐不甘。又须三五成朋，饮酒掷骰，看纸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三四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独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约聚，轮流办东，封凑饮啖，所谈笑概俚鄙不堪。多有醉后忿争，小则骂打僮仆以迁怒，大则变脸挥拳，将祖宗父母互相唤骂，为求胜之资。然易得和解，磕过几个头，流下几眼泪，即欢畅如初也。
　　经此描写，冬夜里内臣的无所事事、孤独空虚，生活的奢侈腐化与低级趣味以及他们性格的粗野率直，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