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他的右派朋友
1957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同样也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与家人、学生的合影费孝通一生，都曾与另外四个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有着特殊的关系。费孝通写过一篇《纪念吴泽霖先生》的文章，说明他与吴先生相识于西南联大，1950年的中央访问团,民族识别，1956年的民族调查，费孝通与吴泽霖都在一起共事或保持工作联系。1952年-1956年两人又同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共事四年； 潘光旦与费孝通是师友关系，自然特别亲密,互相搀扶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潘光旦寂寞的晚年,曾在在病床前陪伴潘光旦一年，潘光旦咽气前，费孝通把老师拥抱在怀中，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费孝通与黄现璠相识于1951年的中央访问团，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任广西分团团长，黄现璠任广西分团副团长。1956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费孝通与黄现璠都是调查组的负责人。费孝通与黄现璠又同是全国人大民委委员。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1980年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十一个顾问中有四个大右派：分别是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费孝通与吴文藻也是师友关系。被打成右派后，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总能看见这四个人分成两组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费先生）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费先生曾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这是他们四人最后的相聚时光。之后，费先生曾被调离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过，平反以前连一张书桌都没有。改革开放时期，有人曾建议费先生回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大学）担任院长，遭到学院那些左派人士的反对，就是他们把费孝通打成右派的，害怕费先生回来清算旧账。忆往昔，潘先生在1967年逝世，黄先生在1982年逝世，吴文藻在1985年逝世，吴泽霖在1990年逝世，费先生在2005年逝世。二十世纪,这些硕学大师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随着他们的相继去世,当今中国人类、民族学界还有“大师”否? 当温家宝总理感叹四周无人可用而发出“大学要出大师”的呼唤时，足知其微言责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