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

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现状考察与对策
●徐杰舜　徐桂兰
　　
[摘要]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核心，既关系中国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又决定中国民族的团结和繁荣。民族分裂主义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反动，泛突厥主义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之根，西方反华势力妄图分裂中国是“西藏独立”产生之源。要在各民族中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必须在各民族中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这一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少数人的范围里，应该扩大到全民的范围；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的层面上，而应该上升到政治和政策的层面；不能仅仅作为民间团体行为运行，而应该作为党和政府的行为运作。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战略思路是强化中华民族意识。
　　


济济芸芸的中华民族，以其团结、进步、繁荣的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峨峨于民族之林。在当今国际政治风云变化多端之时，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思潮泛起之际，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人民繁荣，很有必要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

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历史观
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出现过多元化的民族过程，主要有华夏诸族群聚合为汉族的民族过程，相关族群聚合为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回族、满族、壮族、瑶族、苗族、彝族等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过程，大量少数民族的人口融合于汉族的民族过程，部分汉族人口融合于少数民族的民族过程。所有这些民族过程在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下形成为中华民族。所以无论从历史的纵向度看，还是从现实的横向度看，中华民族既是中国从古到今所有民族的总称，又是中国各民族缔造统一国家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实体，这就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识和认同。(参阅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9. 1~2.)
中华民族的形成，就向人们提出了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的概念，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涉及历史观的范畴。所谓历史观是指人们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就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因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既是对中国民族过程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在社会意识上的肯定，又是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多元化民族过程整合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上的肯定。这正是研究和解决中国其他社会历史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划分中国社会历史观上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所以，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核，既关系中国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又决定中国民族的团结和繁荣。

二、民族分裂主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反动
在中华民族的认同上，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观：一种历史观认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第二性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另一种历史观否认中华民族的社会存在或者否认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煽动和鼓吹分裂主义，这在理论上是历史唯心主义，在实践上是民族分裂主义。因此，民族分裂主义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反动。
新疆“东突”恐怖分子煽动和鼓吹的民族分裂主义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观反动的一个典型案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疆就有人利用大学讲台，以“学术演讲”为名，露骨地伪造历史，公然声称“从不看中国的历史书，只看德国和土耳其寄来的书”，“《新疆简史》是官方历史”，说什么“中国边界从来没有超出过长城”，还利用出土文物大做文章，说“哪里出土了匈奴军队的新月形弯刀，哪里就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土地。”80年代中，又有人非法盗印穆罕默德·伊敏杜撰的反动的《东突厥斯坦史》一书，使否认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扩散。更为严重的是，在此之后，最集中、最系统地否认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泛突厥主义的作品，当推吐尔贡·阿勒玛斯于1986年10月至1989年10月公开出版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以下简称“三本书”)。
据笔者的调查，吐尔贡·阿勒玛斯写的三本书以伪作真，以非为是，以谬为正，把零散的错误观点体系化，把对个别事件和事物的歪曲认识组合成包括整个政治观、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在内的反动观念系统。这三本书从泛突厥主义出发，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事实，把维吾尔族和我国古代北方诸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说成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极力渲染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互相仇杀和吞并的支流，妄图借助和歪曲历史上的矛盾和冲突，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特别是煽动对汉族的对立情绪。如《维吾尔人》一书杜撰维吾尔族的历史说：“大约距今八千年前，中亚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干旱。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祖先的一部分被迫迁往亚洲的东部和西部。当时，在中亚东部的塔里木河流域生活的我们的祖先的一部分，经阿尔泰山迁往今天的蒙古和贝加尔湖(古时候称‘巴伊库尔’)周围。公元840年从蒙古高原迁往新疆的东部回纥就是距今八千年前从塔里木河流域迁往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我们祖先的后裔。”在这里吐尔贡·阿勒玛斯完全不顾八千年前中国社会处于原始社会的事实，随心所欲地把维吾尔族起源的历史拉长了六千多年，把维吾尔族形成的历史拉长了七千多年。维吾尔族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中国北方和西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丁零”，维吾尔族形成的历史大约从9世纪中叶开始。(详见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1年二版， 301~302·)不仅如此，吐尔贡·阿勒玛斯多次胡说古代中国的疆域北不过长城，西不过黄河。这种分裂祖国的别有用心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吐尔贡·阿勒玛斯的三本书极尽了虚构、歪曲、伪造之能事，大肆鼓吹和贩卖泛突厥主义，实质上就是从根本上否认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而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
西藏达赖集团的民族分裂主义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观反动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西藏独立”是达赖集团鼓吹民族分裂主义的一块招牌。几十年来，为了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国内外出版了一批公开论说和支持“西藏独立”的书籍、刊物和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夏格巴·汪秋德丹的《藏区政治史》。《藏区政治史》有两个版本：第一版本是英文版本， 1967年出版；第二版本是藏文版本，由夏格巴修改增补后，于1976年在印度出版。还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充任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律顾问”的荷兰人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西藏的地位》为1987年出版的英文本。这两本书集“西藏独立”论之大成，达赖集团称之为“权威著作”，是“维护藏民利益的经典著作”。近一二十年来，国际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鼓噪“西藏独立”的主要理论依据均源自这两本书。如这两本书胡说“西藏一直是完全独立并与中国相分离的，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西藏在1950年以前完全是独立的；西藏的历史、政治发展表明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凡此等等，喋喋不休，炮制出了一个“西藏不属中国”的谎言。
所谓“西藏不属中国”论仅是这两本书成千上万谎言的冰山一角，但我们已经从中很清楚地看到这两本书对于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关系史进行了全面的歪曲和篡改，对于和平解放以后的西藏革命成就及社会的伟大进步加以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实质上就是从根本上否认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而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
总之，无论是新疆的案例，还是西藏的案例，都凸现了民族分裂主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反动。

三、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及严重后果
水有源，树有根，为什么会出现民族分裂主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反动呢?追根溯源，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是有国际背景的。
1.泛突厥主义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之根
新疆为什么会产生民族分裂主义?就是因为有一个怪胎在作祟。这个怪胎就是泛突厥主义，它是一个借1300年前已死亡了的“突厥”之尸还魂的思想怪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独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意识地推波助澜的国际背景下，泛突厥主义这个怪胎在蛰伏了40年后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与此同时，与泛突厥主义相伴生的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东、西亚、中亚及其周边地区蔓延，成了国际恐怖主义妖孽肆虐的一个重要表现。尤其是在中亚，由于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复兴在中亚的迅速发展，一些分裂主义势力为扩大社会影响，又通常打着宗教的旗号，和宗教极端分子合伙挑起各种恐怖暴力事端。由此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形成三位一体的邪恶势力，利用中亚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宗教传统浓厚以及中亚国家独立初期转轨进程中的政局尚不稳定、经济发展迟缓等因素，跨越国界，为非作歹，并与国际泛伊斯兰主义的某些政治势力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俄罗斯的车臣匪帮彼此勾结，形成一种破坏能量颇大的地区性威胁。特别是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在西方“新干涉主义”鼓舞和刺激下，中亚的这三股邪恶势力加紧联手，频繁采用暴力手段危害国际社会。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力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的“东突”恐怖势力就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邪恶势力结合的典型代表。“东突”恐怖组织不仅得到了国际恐怖势力总头目本·拉登的大力支持，还成为本·拉登恐怖势力的重要力量，如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就是在本·拉登支持下建立起来并受其指挥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以来，本·拉登与中亚、西亚的恐怖组织头目多次密谋，要帮助“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进行“圣战”，要把中国新疆建成一个标准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这就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揭露，从1992年至2001年，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新疆制造了至少二百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 440多人受伤。(《拉丹“养大”东突》，《南国早报》(南宁)， 2002年7月25日。)
2.西方反华势力妄图分裂中国是“西藏独立”产生之源
在西方帝国主义未涉足中国西藏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西藏问题”之说。而目前西方大力渲染、炒作，达赖集团拼命鼓吹的“西藏问题”，其实质就是分裂中国的“西藏独立”问题。
“西藏独立”的鼓噪有着更深更大的背景，它是西方某些大国中的政治势力对华总战略和既定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州的海尔营地(Camp Hale)极其秘密地训练了几批藏族特工人员。美国的政治教官在授课时说：“中国是很强的，对自由世界构成了威胁，但是中国现在还不富裕，如果富了，那么威胁就会更大。要趁它还穷的时候，设法将它分割开来。首先是把你们西藏分割出去，然后把新疆分割出去，把内蒙古分割出去，再把满洲也分割出去。这样，只剩下汉族的一块地盘，中国的力量就小了，就不能威胁自由世界了。你们正是担负着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使命而被我们接到这里来受训的。”(从印度回国定居的藏胞丹巴1991年5月27日与西藏自治区归国藏胞接待办公室人员的谈话记录。转引自王贵、喜王尧尼玛等《西藏历史地位辨》， 2~3.)达赖喇嘛本人近年公开承认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支持西藏的叛乱武装。(1993年11月28日《纽约时报杂志》周刊报道记者迪娅·德雷菲斯对达赖的采访谈话。转引自王贵、喜王尧尼玛等《西藏历史地位辨》， 2~3.)
美国不仅这样说，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美国不仅在经济上长期资助达赖集团，近几年每年给其750万美元的津贴，而且在政治上公开把“西藏问题”纳入美国对华政策，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策划、组织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九次提起有“西藏问题”在内的反华提案，在国际上掀起一阵“西藏问题”狂澜。
人们不禁要问，西方反华势力为什么会对新疆和西藏如此垂涎?这是因为新疆和西藏地处亚洲腹地，在地缘政治中，处于亚欧大十字的中心，是连接中亚与南亚、沟通西亚与东北亚的亚洲大陆桥。占据新疆和西藏这个战略制高点，不仅可疏通亚洲南北东西通道，更重要的是取得了亚洲特别是中亚和南亚战略的主动权。
新疆是中国西北的重要门户，与俄罗斯、蒙古以及中亚和南亚多国有五千六百多公里的边界线；西藏是中国西南重要屏障，与南亚多国形成四千多公里的边界线。占据新疆和西藏，等于撕开东方大国———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屏藩，构成对中国的绝对制约。正如清代名将左宗棠1875年收复新疆前所言：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京师都保不住。清王朝最终认识到：“关外一撤藩篱，虽欲闭关自守，其势不能。”(转引自王拴乾主编《走向21世纪的新疆·政治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13.)对于西藏，清代战略家鹿传霖在《筹瞻疏》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西藏和其他藏区为敌所占，则巴蜀、陇西门户洞开，敌可以高屋建瓴之势，直取我国半壁河山，“故历代不惜劳縻饷，苦心营藏，务保藏靖。”
为此，谋取新疆和西藏，占据西北和西南制约中国的制高点，不仅是早期英国、沙俄殖民主义势力的梦想，更是当今美国等反华反共霸权势力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在他们眼中，新疆和西藏永远是他们一块美味的肥肉。

四、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战略思路
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树立既是文化自觉的积淀，又是政治认同的结果。
作为文化自觉的积淀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共识。从国内来看，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越来越显示出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从国际来看，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两极对峙向多极化的转型，世界民族关系格局的重构，中国各民族必须以一个整体的形象面对世界，也使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越来越显示出对国际交流、世界多元格局的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就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共识，这种共识正是中国各民族对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反思的结果。费孝通先生在提出“文化自觉”理念时就说过：“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8.49.)
所以，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树立本身就是文化自觉的积淀。
作为政治认同的结果，其实质上是政治认同感的形成。所谓政治认同感，简要地说，就是人民对于政治状态的一种理解和赞同的意向。(邓伟志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296.)这种政治认同感就是要教育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所以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树立又是政治认同的结果。
这样看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认同都离不开教育。这是因为历史观作为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不是天生的，也不会自发产生，而必须“灌输”，也就是要由国家通过其主导政治思想的传播，通过其主导政治价值观的灌输，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观牢牢地扎根在人们的观念中。一言以蔽之，就是必须在各民族中进行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但是，从全国范围的宏观上看，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现在还仅仅局限在少数人的范围里，停留在学术的层面上，作为民间团体的行为在运作。1988年8月，费孝通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讲演，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为中华民族历史观奠定了学术基础。为了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费孝通先生于1989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91年又主编，在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1990年12月12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联合在广东中山市举行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此后，连续三年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一批与中华民族研究相关的著作和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各民族中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必须在各民族中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这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少数人的范围里，应该扩大到全民的范围；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的层面上，而应该上升到政治和政策的层面；不能仅仅作为民间团体行为运行，而应该作为党和政府的行为运作。要达到这种有组织有领导的运作层面，必须从宏观上确立战略思路。
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战略呢?换句话说，什么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唯一的、有价值的、涉及一系列不同经营活动地位的东西呢?笔者积四十余年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经验和体会，认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战略应该是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此是唯一的、有价值的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东西。因此，要在中国各民族中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必须强化中华民族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出发，从政治上认同了民族的法律地位，这就是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这里，“全国各族人民”指的就是56个民族。这种民族意识强调的是“56个民族56朵花”，是一种分散的个性化的民族意识。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在平等、团结、互助民族关系的和谐氛围中，在互动磨合、认同、整合中，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在这种态势下，如果我们不能不失时机地把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升华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上，那么真理就有可能向谬误转化， 56个民族分散的个性化的民族意识就有可能成为世界民族主义思潮泛起中的“浪花”。我国宪法中早已提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近二十年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分裂主义的猖狂活动，更是促使我们应该下决心把56个民族分散的个性化的民族意识升华为集中的共性化的民族意识，即中华民族意识。这就是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战略思路。

五、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对策建议
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战略思路确定之后，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对策应该围绕强化中华民族意识这个战略来制定。在此，提出以下九条对策建议：
1.确认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法律地位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已作了权威的认定。他说：“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3.)既然“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那么按照宪法的规定，必须把中华民族的概念从学术层面提升到政治的层面，确认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法律地位。为此，建议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予以确认。古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把中华民族的概念从学术层面提升到政治的层面，确认其法律地位，那么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可以引起人们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种种措施才可以提升到操作层面上来讨论，才可以全面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运作之中。
2.确认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
所谓国族，是指能够代表国家的民族。在中国，虽然汉族人口众多，但它只是中华民族“多元基层中的一元”。(费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载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 14.)所以汉族并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而各个少数民族也只是中华民族“多元基层中的一元”。所以谁也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
那么，谁有资格代表整个中国呢?只有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因此，中华民族是名副其实的“国族”。最近马大正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指出：“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见《光明日报》2003年7月29日， B3版。)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确定之后，建议在所有的有关个人身份的登记表中取消“民族”这个栏目，以强化中华民族意识。
对于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可以认同的。更有意义的是，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的确认把国家与民族协调了起来，这对中国56个民族之间的互动、磨合、认同和融合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把中华民族提升到政治层面的确认，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3.把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作为国策列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之中
中华民族的利益就是当代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谓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指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在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利益集中表现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既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共同奋斗目标。所以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全局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56个民族的利益的集中反映，关系到我国各民族的盛衰荣辱，关系到各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因此，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
有鉴于此，建议将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作为国策列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之中，使之成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
4.像编纂《中国通史》和《清史》那样，组织专家学者编纂《中华民族史》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历史的古老民族。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经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华民族史的著作，如李广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41年)、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等。但这些著作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历史的局限，并没有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民族历史的面貌。
20世纪90年代初，史式虽然提出要编纂一本全新的《中华民族史》，但十几年过去了，仍杳如黄鹤。2002年田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虽然填补了半个多世纪没有中华民族史问世的空白，但总体上来说其学术份量尚不足以与历史悠久、族群繁多、文化丰富的中华民族相匹配，更不能与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相匹配。
为此，建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像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那样，组织全国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中华民族史》编纂委员会，像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以及最近由国家组织编纂《清史》那样，来编纂中华民族史。只要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一定可以编纂出一部像喜玛拉雅山一样的、具有国际学术影响的学术巨著《中华民族史》，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树立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5.编辑一套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教材
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作为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就必须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实际情况，按照实施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规律，编写一套分别适用于学校、工厂、农村、干部教育的教材。而教材作为使用量较大、发行面广、内容最成熟最基本并用于教学的一种有形载体，具有社会性、基础性、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学习性等特征。因此，为了适应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需要，不仅要编写视觉教材，还要与之相配套编写听觉教材、视听教材。
为此，建议由国家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等有关单位联合组织专家学者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教材。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教材不仅要进中小学的课堂，要进大学的课堂，还要进工厂、进农村、进部队，在全国深入而持久地开展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
6.媒体要把中华民族历史观作为主旋律的内容之一
在信息时代，媒体不仅具有巨大的教育功能，而且还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据有关部门调查，当代中国相当一部分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3.5个小时。因此，媒体必须把中华民族历史观作为主旋律的内容之一，加大宣传力度。
为此，建议电视方面要像组织拍摄《雍正王朝》、《天下粮仓》等电视连续剧那样，拍摄有关宣传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电视连续剧，为广大群众提供进行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生动教材；报刊方面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设专栏，成系列地、持久地刊载有关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文章、图片，不断地对广大群众进行生动活泼的、形象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
7.把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命名为“中华民族英雄”和“中华民族模范”
事物的发展需要实质内容，也需要有一定的形式。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使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也需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彰和激励广大群众。为此，建议将所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以国家的名义，命名为“中华民族英雄”和“中华民族模范”，分别颁发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以增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的荣誉感，提升其尊贵性和权威性。
8.建立中华民族博物馆
博物馆作为陈列、研究、保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因此博物馆是对人民群众进行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重要基地。中华民族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十分有必要建立中华民族博物馆，一方面可以展示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历史和多彩多姿的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对人民群众进行鲜活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博物馆还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座标志性、象征性的建筑，屹立在祖国的首都，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风彩。
9.建立中央一级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领导小组
战略和策略确定之后，实施的关键是领导机制。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与此同时，作为国策，要使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成为全民的行动，也必须有一个中央一级权威的领导小组来组织和指导，这是使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从学术层面转变到政治层面、政策层面所必需的，也是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作为政府行为所必须采取的一个组织措施。为此，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牵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教育部、国家民委、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单位的有关领导组成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领导小组，由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组长。由这个权威的领导小组来规划、协调和监督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深入持久的进行，以期真正达到在中国各民族中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目的，并进而从根本上达到巩固国家统一、民族繁荣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2]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1.
[3]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4]萧君和主编.中华民族群体论[C].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
[5]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6]史式主编.中华民族史研究[C].第一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7]韩效文，杨建新主编.各民族共创中华[C].兰州：甘肃文艺出版社， 1999.
[8]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9]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C].北京：民族出
版社， 1994.
[11]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M].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4.
[12]周平.民族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总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