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对策：武义模式的完善与走向
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理论分析，使我们能够站在城乡融合的理论基石上，把握新乡土中国的理论方向，进而对武义模式的完善提出对策建仪，对武义模式的未来走向作出预测。
第十九章
完善武义模式的对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作为城乡融合的过程，决不是朝夕之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生从事乡土中国研究的费孝通1994年11月9日在南京《小城镇大问题》座谈会上曾说：
我自己认为我这个六十年的思路，多少是沿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大道前进的。这条大道的起点，远的难说，从我入世算起，正是我根据《江村经济》、《云南三村》和我个人的早期经历所综合写成的《乡土中国》里所表述的乡土社会。这种社会，在我一生中发出了巨大激变。这个过程用“现代化”来定性我认为还是不妥的，现代稍纵即逝难成阶段。还有认为“现代化”即“西化”以及“全盘西化”等等看法，也失之片面。东风西风也不见得一定是谁压倒谁那样绝，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那样你来我去。我倒有一个看法，或者可以说这是个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也就是无数各有把式的“乡土社会”逐步发展成“全球社会”的漫长过程。
从费先生的这番话中，我们可知新农村建设在城乡融合的视野里，不正是“无数各有把式的‘乡土社会’逐步‘全球社会’的漫长过程”吗？
这样看，这样想，我们才能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才能练就十分敏锐的洞察力，从而实实在在的认识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不断完善它，推进它，直到费先生所说的“走向全球一体化”，使“‘乡土社会’逐步发展成‘全球社会’”，直到恩格斯所说的达到“城乡融合”。
一、大战略观：武义模式完善的宏观思路
凡事站得高，则看得远，所谓“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完善不能就事论事，婆婆妈妈，而应从大处着眼，首先确立宏观思路，即树立“大战略观” 。
所谓“大战略观”就是要站在城乡融合，建构新乡土中国，“走向全球一体化”的高度，去思考新农村建设，去探索新农村建设，去实践新农村建设，把武义建设成人与自然平衡，人与人和谐的新武义。
1．县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特征
从“大战略观”出发，有助于我们认清县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特征：
（1）区域性
县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区域性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行政网络的区域性，说明县域是国家行政管理网络中的小网络，即局域网；二是经济运行的区域性，说明县域经济的运行，即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大体上是在县区域范围内进行的；三是社会优势的区域性，即由于历史、地理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县域一般都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优势，包括历史优势、文化优势、教育优势、旅游优势、产业部门优势和产品优势等。因此，对县域的区域性应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即从行政网络、经济运行、社会优势三个方面来理解。
（2）综合性
县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综合性，是由县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又是城市与农村的衔接点，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因而具有国家行政管理大系统的综合性特点，它既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建材业和服务业等产业部门，又包括计划、财政、银行、税务、物价、工商管理等职能部门，还包括教育、文化、体育、传媒等文教部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个社会功能齐全的“小社会”。
（3）层次性
县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区域性，决定了县域的多层次性。县、乡镇和村是县行政体系的三个层次。其中村是基础层，是县域的基本单元或基础环节；乡镇是中间层，其介于县村之间；县是中心层，其是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所以，县域实质上是以县为中心层、乡镇为中间层、村为基础层的多层次区域性局域网。
（4）开放性
县域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开放性，是因为县域作为一个区域系统，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通过人力流、资金流、物质流、信息流与外界广泛交流。县域之间存在着差异与梯度，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和不同的发展优势，不同县域间的优势互补和经济交流，是县域发展的基础。
在大战略观的视野中，县域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把握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不断地推动新农村建设逐步走向城乡融合，构建新乡土中国。
2．县域新农村建设的构成要素
从“大战略观”出发，还有助于我们洞察县域新农村建设的构成要素。
（1）自生性要素
县域自生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和历史基础两个方面。自然资源是大自然所赋予的，历史基础是县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凝聚。这就是说，包括县域的地理特征、气候特征、水文特征和土地、生物及矿藏资源等等在内的自然资源条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这些要素相互关联及其运动规律，对县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一，它影响着县域产业结构，由于气候、水文和地形地貌的多种差异，县域间农业内部的结构就大为不同；其二，它影响着县域内的生产力发展；其三，它影响着县域社会文化进步。自然资源条件对县域社会的其他要素，比如人口、劳动力、资金的流动和技术的地域推移，对市场的兴衰等等，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县域的经济、文化、技术和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历史基础，作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生性要素，对县域社会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历史形成的社会生产力是县域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可超越性特征，要求县域的生产力发展必须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滚动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基础越雄厚，县域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
（2）再生性要素
县域的再生性要素包括县域人口、资金和技术。三者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要素。这些要素的形态和作用尽管不同，但它们都具有流动和衍生的特征，因而统称为再生性因素。其一，人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对县域社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为保证县域的健康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人口和就业问题。在一定的消费水平条件下，必须严格控制县域人口增长，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条件下，必须充分就业。其二，资金因素对县域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就资金因素来讲，县域经济增长是以固定资产的数量及其产出系数和新增投资的数量及其产出系数为基础的增量，而在资金量确定的情况下，为取得投入少产出大的效果，资金投向就十分重要。其三，技术作为县域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而发挥出巨大的物质力量。发挥技术要素在县域发展中的作用，既要提高平均推广率，又要提高推广的平均成效率。
（3）规范性要素
县域的规范性要素包括组织和管理两个方面。组织和管理作为一种类型的要素，体现着社会和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县域的发展起着控制、调节和制约的作用，既体现出人对县域社会发展的适应，又体现出县域社会在人的意愿下的发展。其一，县域社会的组织和管理，首先在于把县域生产要素引向最合理、最有效益的综合层次。其次是发展规划和计划，使县域生产要素得以充分利用，不仅可以用相同的投入得到更多的产出，而且能保证县域社会的稳定、持续和健康的发展。
在大战略视野中，明了县域新农村建设的构成要素，有助于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从宏观上把握县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整体结构，从而在把握好人与自然协调建设的同时，又把握好人与人和谐发展，从而不断地推动新农村建设逐步走向城乡融合，构建新乡土中国。
总之，大战略观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行新农村建设和构建新乡土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他山之石：韩国的“新村运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新农村建设中，什么样的“他山之石”，可以“攻”中国新农村建设之“玉”呢？笔者曾考察过法国菜王的农庄，也考察过美国和加拿大的农民和农庄，这些“他山之石”虽然很美，很好，但与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差异太大，当下几乎没有什么学习和借鉴的可能。但是，国情、农情、文化和习俗与中国比较相近的韩国的“新村运动”却大有可借鉴的地方。所以，很值得将这块“他山之石”，用来“攻”中国新农村建设之“玉”。
韩国的新村运动的开展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兴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韩国政府开始实施“新村运动”。
1．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韩国新村运动经历了五个阶段：
（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畜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2）全面扩展阶段（1974－1976年）：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3）充实提高阶段（1977－1980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上，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村，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国民自发阶段（1981－1988年）：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富、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周围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盎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２．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措施
韩国新村运动的计划与执行由国家民政部（Ｍinistry of Home Affairs）具体负责，其他各部门配合。1972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由民政部部长挂帅，其他相关部门的副部长任委员的“中央新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专门负责新村运动的政策制定工作和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地方各级政府，从各道、市、县到最基层的行政镇也都采用这种模式。在乡村社区一级，则由政府任命一个公务员作为其新村运动的领导人。每个村也都成立了农村发展委员会，负责本村的新村发展计划和集体性工作的具体组织与执行。在这样的行政管理组织体系下，韩国新村运动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来实现其目标。主要措施有：
（1）提高农民启蒙与伦理水平
农民启蒙的目的在于调动农民的自立精神，启发农民改革意识，坚定发展新农村的信心。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战争的破坏，深深地打击了农民的自信心，使他们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浓厚的宿命论思维方式，也使他们无法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因此，精神启蒙作为改革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成为了新农村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韩国政府通过一些具有感召力的活动使他们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迸发出来，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效能。
（2）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兴修与扩建乡村道路、改善住房条件、修筑小规模水利工程、自来水和农村电气化等。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农业灌溉、排水、耕地整理等农业生产设施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上，如修建农村道路和桥梁，帮助农民接通自来水，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实现农村电气化等方面，以缩小并最终消除城乡差别。20世纪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3）提高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收入具体内容有三方面：一是“统一系”水稻高产新品种的推广。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不但学会了“集团栽培”方式，而且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二是实行农业收入增长专门项目。建立桑蚕、蘑菇、塑料大棚、苹果、奶牛、肉牛、牡蛎、板栗等专门的农业生产区域，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三是对大米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即政府从农民手中高价大量收购大米，然后再以低价供应给城市居民。
（4）建设村民会堂
为了使村民有集中活动的场所，新村运动开始第二年，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堂。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妇女会。在村民会堂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堂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让农民通过实际的数据了解本村经济发展的情况。并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探讨本村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编制未来的发展蓝图。在村民会堂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5）发展各类农业合作组织
新村运动开展之初，韩国虽然已有一个全国性的农协组织(Nati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Federation,简称NACF)，但它只是一个附属于政府的机构，就其功能看“充其量只是一个买卖化肥的公司”。随着新村运动的推进，农民对农村中的资金流动、生产资料的供应、农产品的销售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这就促进了各类农业合作组织的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韩国基层农业合作组织总数达到1450个，一个基层农业合作组织为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在1972－1980年的几年间，基层农业合作社的平均商业营业额增长了50倍以上，平均职员数量也从6人增加到18人。
3．韩国新村运动的特点
韩国新村运动具有人文精神，主要特点有：
（1）注重精神。新村运动自始至终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扩展到城市，发展为民族自立事业报国的国民精神。政府设置了奖勤罚懒的机制，重在激发村民内部的积极性。
（2）强调自主。政府大力倡导、支持“新村运动”，但具体上什么项目，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每个村选出新村建设指导者，负责组织大家的行动，里长（即村长）只管服务。指导者不拿报酬，但政府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如可随时面见公务员，优先选拔做公务员，坐火车、汽车票价便宜50％，子女在初高中考试排名在前一半名次的免学费并发奖学金等。
（3）政府支持。政府提供物资、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民居建设，政府除给予必要的建材、资金支持外，还帮助搞村镇建设规划，推荐了12种标准住宅图纸，道路桥梁建设由政府派技术人员指导。为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府还向农民普遍发放长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争取国际组织贷款，从“住宅彩券”中拿出一部分支持农村建设。政府支农资金通过农协直接发放到户。
（4）重视培训。韩国中央和地方都有相应的培训机构。中央新村运动研修院是专为培训新村运动骨干而建立的。培训期间从早晨6点到晚上11点都安排活动，公务员与农民选出的指导者同住同吃，共同讨论。研修班上制定出各村建设规划，交郡核准后实施。总统也曾到研修班与学员一起听课、讨论。
（5）强化责任。政府要求，面、邑（相当于乡镇）和市、郡（相当于县市）两级公务员每人都要联系4个村进行帮扶；道（相当于省）一级课长和局长要负责一个郡；中央内务部（主管部门）的课长和局长要负责一个道。对县乡两级公务员实行奖罚分明的新村建设考核制度，帮扶干得好的提拔，干得不好的调往山区和岛屿去工作。
（6）全民动员。发动全社会帮助农村建设。政府要求各界名流、知识界人士和企业老总，都要与新村建设指导者一起培训，尽其所能支持“新村运动”。从而不仅支持了农村发展，而且使“新村运动”发展为国民精神运动。
上述种种，都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教育为重的原则、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政府支持的责任。
４．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
韩国新村运动成效显著，不仅在物质方面改善了农村交通条件、农户住房条件、农村饮水条件，增加了农户收入，发展了农产品流通业和农村金融业，有力地推进了城乡融合，而且在精神方面也培养了农民自立自强的意识和开拓精神，树立了靠自己的努力和携手合作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信心。从而创造了具有国际意义的经验。
（1）以政府为主导系统地推进新村运动
韩国新乡村运动是由当时的政府首脑倡议、启动并热情支持的一场由上而下进行动员的综合性乡村发展运动。政府作为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投资者，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在具体分工上，中央部委及下属部门的条条管理主要负责新村项目的具体筹划和实施，中央与地方的块块管理主要负责组织动员工作和协调监督工作。在加强新村运动组织和领导的同时，也把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列入了政府工作计划。
（2）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新村运动
韩国新乡村运动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发生有必然的现实背景，一是塭初步具备了支持农村建设的物质经济基础。经济经过1960－1970两个五年计划。韩国确立了出口导向的战略，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工业增长速度加快，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加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起，韩国政府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把实现“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和进行“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目标之首；二是韩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韩国山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口密度大，尽管当时工业经济正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但工农业发展也出现严重失调，广大农村贫穷落后面貌却未改观，因此新乡村运动倡导的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宗旨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小城镇居民的欢迎，群众基础是新村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
（3）分阶段、分目标管理推进新村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是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开始只是1971年初政府实施的一个实验性项目，其内容是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由于第一阶段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韩国政府加强了新村运动的计划管理，并制定了阶段性工作目标，从改善基础环境，农渔业综合开发到社区文明建设等进行了深度开发。
（4）民间自发参与和政府指导相结合
在新乡村运动中，韩国充分调动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始终注意让农民自己办事、自己管事，也是新村运动的突出经验之一。政府虽大力支持新村运动，但不包办。新村运动建设项目的选定和组织实施须通过村民大会集体决策。在新村运动中“指导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导者”由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们对选什么项目，如何执行项目都有建议决策权。而不是由现有具有准公务员性质的“里长”（相当于我们的村长）来组织实施新村运动。与此同时，根据新乡村运动分阶段目标，政府还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5）韩国文化内涵贯穿新村运动始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工业经济正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人口多，资源少，矛盾日益加剧，致使韩国的决策者们认识到发展经济依靠资源扩张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途径是开发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缺乏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自助、合作等思想、精神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只有以搞项目为载体，以推进国民精神教育为动力，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才能真正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因此，在新乡村运动过程中，政府始终把道德精神的启蒙作为重要工作目标，鼓励人民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园，对广大农渔民灌输“勤勉、自助、协同”意识，并与其传统价值观念相结合，坚持培养城乡居民勤奋、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着重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这种新乡村精神的弘扬，为韩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韩国新村运动成效显著，所以一首《致富歌》唱遍韩国乡村：
“清晨的曙光照亮，让我们振作精神，走向致富的前方。拼搏、奋斗，我们的前程充满辉煌。”
韩国的这块“他山之石”，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一块可“攻玉”之“石”。所以，2005年5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亲自带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财政部、建设部、央行等几家单位参与，共8个人一起去韩国考察。8人小组回来后，形成了两个报告上报给中央，一个是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感悟，另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他们提出，目前的中国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搞好农村建设发展。这两个报告成为‘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容的重要参考依据。
也正因为韩国新村运动这块“他山之石”有“攻玉”作用，加上其他各种机缘，党中央才于2005年10月正式作出了在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韩国这块“他山之石”开始“攻”中国之“玉”。
三、对策建议：武义模式完善的微观策略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将武义经验归纳、概括、提炼出了人与自然平衡和人与人和谐二大基本元素，以及生态家园、特色农业、工业园区、温泉旅游、城乡统筹、下山脱贫、教育优先、政府服务、村务监督、文化活力10个“最小元素”，作为武义模式的符号系统。必须坚持下去，不断充实它，完善它，发展它，并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经验。
在大战略观的视野中，新农村建设既然是一个城乡融合的过程，那么武义的新农村建设应该说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任重而道远；新农村建设如果说是新乡土中国的一个“胎儿”，那仅仅只是一个刚开始发育的胎儿，离成熟和呱呱堕地还早着呢！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在对新农村建设武义经验的考察中，深感在微观策略方面，在当下的背景和条件下，还有一些值得完善的地方，特提出以下18条具体建议：
1. 建立休闲产业城
武义工业的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战略上来说，武义工业缺乏自己的个性。这种现象的存在，在自身力量不足的背景下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借助别人的力量，借鸡生蛋，草船借箭都是必要的，洼地效应也取得了成功。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已经摆在武义人面前。这就是说，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力量条件下，在了解了国内外市场发展动态后，武义的工业产业结构如何调整？如何寻找新的定位？
依笔者之见，武义应该把休闲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进行扶持、进行培育。理由是：
第一、杭州正在打造休闲之都，这对武义扶持和培育休闲产业是一个极好的机遇。试想，武义作为浙江省的一个县，与省会杭州紧密合作共建休闲之都，其发展前景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休闲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是全球性的朝阳产业，这是不可阴挡的。而休闲正在中国兴起，如果武义把休闲产业作为拳头产业进行扶持和培育，其发展空间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武义的休闲产业已有一定的基础，如钓鱼扑克、圣奇的沙滩摩托车等休闲产业产品。还有休闲产业的范围是很广的，品种也是很多的，吃、穿、住、用、行样样包括，在许多方面武义都具备相当深厚的基础条件。只要思想明确、思路清晰，休闲产业就会站在你面前；只要政府实施扶持、培育，休闲产业链也就会很快链接起来。相信经过三五年的扶植、培育，休闲产业就有可能在武义崛起。
第四、武义休闲产业城的市场可以利用网络建立虚拟市场，这应该是建构休闲产业城的最快捷、成本最低、占地最小的一条道路。
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如果武义能看准休闲产业的发展前景，能充分发挥现有产业的重构作用，加上在政府主导下政策、资金上的倾斜，那么，五年、十年后，武义的工业将以休闲产业为特色，为拳头，将能更好地融入永康五金城、更好地融入义乌市场群。那时，武义休闲产业城也就将崛起在中国东海岸。
2．尽快打通武义到义乌的通道
在武义县的发展规划中，曾提出武义发展要成为义乌和永康的桥头堡。但经过几年的努力，成功地创造了永康“洼地效应”，使武义的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武义到永康有直通公路，而且永康到桐琴工业区仅8多分钟，到武义也只用20多分钟，这为永康的物资流、资金流、技术流、人力流流向武义“洼地”提供了最主要的交通条件，也使武义迅速地融入了永康五金城产业圈子之中。
但是，由于武义与义乌没有直通公路，从武义到义乌必须经过金华，这对义乌小商品对武义的辐射极为不便，使义乌小商品市场对武义的影响大打折扣，而没有像永康“洼地效应”那样，形成义乌“洼地效应”。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永康五金产业向武义的辐射和转移固然重要，对武义的工业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与义乌相比，义乌小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度远远超过了永康小五金。打个比方，如果说与永康的联系使武义走进了中国市场，那么与义乌的联系将会使武义以最便捷的方式走进国际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永康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时亮出来的是“浙江永康”，而义乌亮出来的则是“中国义乌”。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孰大孰小，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实际上，由于近几年一直没有打通与义乌的直接公路，在义乌的对外扩张中，武义已失去了不少机遇，这是不少武义的有心人所着急的一件大事。
为了使武义真正成为义乌的桥头堡，为了使义乌的资金流、物资流、技术流、人力流更顺畅地流入武义“洼地”，使武义尽快融入义乌的产业群和市场群，建议尽快兴建武义经方坑到义乌茅店的公路。在茭道和董村一带开辟与“义乌工业功能区”，使武义能尽快融入义乌产业群和市场群。
3．成立科技创新领导小组，促进武义企业的研发工作
从武义工业园区的发展，以及工业经济的运行来看，到2006年上半年为止，武义工业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各项指标均在高位运行，无论是产业集聚程度，还是园区开发效益都不断提高；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经济外向度也都不断扩大，为此，工业性投资持续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据经贸局提供的数据说：“2006年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60亿元，同比增长34.4%；销售产值57.7亿元，同比增长36.8%；利税总额6.95亿元，增长21.4%；工业增加值13.4亿元，同比增长56.3%。全县工业用电量3.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工业用电量、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产品销售产值、产品销售收入、外贸出口等多项经济指标增速每月均居金华市前两名。
但是武义企业研发很差，我们在王山头凤凰山工业园区考察，有一家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企业，虽有30多名科研人员，但仅限于仿制水平。从企业的发展后劲来说，谁先搞研发谁就具备了核心竞争力。从政府主导作用方面来说，在工业经济运行连续多年处于高位之后，就应该引导企业重视并投入研发工作。因此，为了促进武义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营造自主创新的良好氛围，建议县委和县政府成立科技创新领导小组，组织和领导全县企业的科技创新工作，制定相关政策，组织与有关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联系，提供专家数据库，以促进企业的研发工作，适当的时候对研发有重大贡献的企业和科技人员予以重奖。
4．搭建向全国引进人才的平台
武义作为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在调查中不少企业都说引进不了人才，有的企业老总甚至问我们课题组的博士生有没有什么可以开发的项目，他们可以购买。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县图书馆和广播站从武汉、吉林、洛阳等地引进了一批人才，目前在单位挑起了大樑，这就是说并不是人才不愿意来武义，而是我们的政策到不到位，我们的思路到不到位，我们的工作到不到位。
因此，为了沟通企业与人才的关系，建议县人事、劳动、科委、教育等部门联合建立企业和学校、科研机构自主创新和研发工作的人才需求系统，经分析汇总后，每个月向省内、省外，乃至国外发布武义县的人才需求信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人才需求企业到相关地区或高校集中招聘，以更好地解决武义企业自主创新研发工作的人才问题。
在此，一是进一步完善人才政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二是进一步改善武义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使人才来了后留得住，用得上，不要使人才来了后有“与世隔绝”之感；三是要灵活机动实行软聘任，尤其寒暑假是高校教师拥有充分自由的时间，一年有三个月，根据需要聘任假日教授、工程师进行技术咨询、科技攻关，只要有合理的平台和特殊的待遇，应该会达到“双赢”的效果。
5．加强对壶山、熟溪和白洋三个街道的整合
在新农村建设中，县城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中心，在行政管理上，只能集中，不宜分散。这样不仅有利于县城城市化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发展，也有利于工业园区的布局合理，资源配置合理，物流合理。而目前武义县城分为壶山、熟溪、白洋三个街道，均是平级的乡级单位，使资源难以整合，规划难以统一。如武义县城本来可集中规划1－2个工业区，以便统一使用用地指标，集中财力办大事。现在分成三个街道后，壶山有2个工业园区，白洋也有2个工业园区，熟溪虽然说只有一个工业园区，但实际上分为三个点，最近花了200多万建了一座桥，才将端村和冷水坑两个点连了起来。这种状态使武义县城的工业园区成了力量分散的巴掌，而不能成为力量集中的拳头。在这种分散的态势下，不仅容易造成不和谐的市场竞争，也使各种社会及工作矛盾难以协调。因此，为了更好地统一规划，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武义县城建设更好更美，建议加强对壶山、熟溪和白洋三个街道的整合。
6．加强民族工作，开创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开发
武义是浙江的畲乡，有一万多畲族聚居，其中聚居在柳城镇有3500人。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的民族，以散居的形式分布在东南五省。因此，畲族作为世居浙江的少数民族，武义作为其聚居地之一，应该成为武义的重要资源。
从政治资源来说，武义是畲族聚居地之一，是民族地区的组成部分，当然应该享受国家宪法和自治法的规定的一切权利。目前武义县在这方面的文章没有做足。笔者认为，今后在武义发展中应该加强民族工作，打好民族这块牌，从民族的方面争取国家对武义更多的支持，扩大武义资源的来源。
从经济资源来说，畲乡柳城盛产茶叶、莲子、香菇、猕猴桃等，其中闻名全国的武义有机茶企业的几个创业者都是从柳城走出去的，武义有机茶最重要的基地就在柳城。而被称为“宣莲”的柳城莲子，也是武义的名贵特产，很好地规划，并用心包装，完全可以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图93：荷花盛开的柳城镇）、（图94：莲蓬童子）
从文化资源来说，畲族文化一向丰富多彩，畲族山歌、三月三等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可惜的是近十余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全国研究畲族历史文化的工作处于停滞状态。但是，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刚刚启动，这就为武义县加强对畲族文化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为此，建议武义在柳城镇建立畲族文化研究中心，以统一规划和领导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具体来说还可开展系列的保护和发展畲族文化的工作：
（1）建立畲族博物馆
中国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博物馆，这是保存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的形式，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同时也可开发成为民族旅游的项目。目前在金穗民族中学设有畲族文化陈列室，但极为简陋；虽可充实，但面积太小，且在校内办公楼５楼，外人参观极为不便。在此建议在还没有能力单独建馆的情况下，可将潘洁兹艺术馆的一楼改建为畲族博物馆，而将目前在一楼展出的祝贺潘洁兹艺术馆开馆的作品，移上二楼，与潘洁兹的作品一并陈列。这既可改变目前潘洁兹艺术馆的陈列太空之弊，又可暂时解决畲族博物馆的陈列问题。这样一馆分为两馆，不仅可以节省资金，也提高了馆舍的利用率，更重要的是还可吸引更多的人去参观。
（2）在柳城小学开展畲族文化活动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在柳城小学操场的墙上写有“乒乓球是我们的校球”的大字水泥标语，表明柳小开展乒乓球活动已成传统。在与柳小校长雷旭雄交谈中，他也十分赞成，平常在学生中开展畲族山歌教学，成立柳小畲族歌舞队，每年的三月三，在柳小学生中开展畲族山歌大赛。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并建议柳小在墙上也写上“畲族山歌是我们的校歌”大字水泥标语，在学生中灌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积极传承畲族文化。
（3）设立中国畲族文化论坛
由于种种原因，近十多年来，中国畲族研究式微，大有断层之势，这与畲族在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称的。因此，为了弘扬畲族文化，拟建立畲族文化研究中心，武义可以牵头，联合国内国外有关学术机构和单位，创立“畲族文化论坛”，每年或隔年“三月三”时举行，在推动中国畲族研究的同时，又提高了武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上述这些建议，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开创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的新局面，更是希望武义充分运用民族资源，如果做得好，这可是一个“投入少，产出高”的事业。
7．打造中国荷花之乡
我们在考察中，柳城畲族镇已启动了“十里荷花”景区工程的开发。据李杨勇书记介绍：“十里荷花”目前在景区内，宣莲种植面积达到2400亩，荷花物种园面积50余亩，引进优质荷花品种308个，优质莲子品种６个，还有一批珍贵的睡莲品种。通过宣传，“十里荷花”景区吸引了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今年已有10000多游客前来观光。镇政府还与省摄影家协会举办了“十里荷花”摄影大赛。这是一个很有创意，又很有前途的项目。为此，笔者在与柳城畲族镇的领导座谈时提出：
“李书记讲的‘十里荷花’工程我都赞成，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还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把你们柳城畲族镇的荷花产业首先做强，然后做大，不要单看一个宣莲，当然宣莲节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不能把目标只定在宣莲上，既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