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

　　第三篇   协调：人与自然平衡的武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一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千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总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博弈。什么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平衡状态，人就会有好日子过;什么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不平衡状态，人就永无宁日，不是天灾横行，就是瘟疫流行。
　　人类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总是要追求发展，这种追求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新农村建设，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之后，中国农民为了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文化表达。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新农村建设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平衡，就必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才能得到协调发展，武义新农村建设从生态家园、特色农业、工业园区、温泉旅游和城乡统筹五个方面为人们提供了经验，构成了武义模式人与自然协调建设的基本元素。
　　第五章
　　生态家园：武义模式元素之一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态平衡是关键。但是人与自然的平衡是一场艰难的博弈，当代生态的恶化不断地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时人们不得不提出发展还是不发展的问题。武义新农村建设生态家园的经验，却给人们展示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同样可以得到良性的发展，生态家园成了武义模式的一个重要元素。
　　一、记忆与掠影：从“高山放野火”到“碧水绕青山”
　　武义1300多年的建制史，可以说是一部人口与环境互动的历史，也是一部武义生态变迁的历史。这部历史呈现的画面深刻而耐人寻味，也启迪了今日武义人在寻求自身发展中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智慧。
　　据《武义县志》记载，宋以前武义的人口已经无可考察，武义和宣平的旧志里面只记载了武义从宋以来、宣平从清以来的人口变动情况。宋时武义人丁[1]为两三万左右，历经了元、明、一直到清朝初期，武义(清朝开始，武义人口和宣平丁口[2]加在一起)的丁口都未有突破过七万。及至清康熙、雍正年间，由于采取了“轻徭赋与民休息”、“招集流民奖励垦殖”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政策，大大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此后，武义、宣平两县人口激增，从雍正九年(1731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年，武义的人口数从15308丁口迅速达到155329人。[3]短短179年间，人口数量增加了数倍之多。
　　人口的急骤膨胀，导致平原人满为患，大量人口涌进山区，刀耕火种，吃山用山，时日一久，导致原始森林植被破坏殆尽，武义的历史上第一次遭遇了生态失衡。关于武义此段时期生态的情况，包括《宣平县志》在内的相关史志以及民间的口述都有所涉及。康乾时期，伴随人口积聚增长而进入浙江的粮食作物是玉米和番薯，因其“不烦灌溉，不忧旱涝，不计土之肥绕”[4]而“山民多种以济粮食”[5]。然而，“陡绝高崖，皆可栽种”[6]的结果却是严重的。《宣平县志》记载了大面积栽种玉米之后武义生态破坏的情况：“山中种此，即土松石出，每逢大雨，山石随势下坍，溪涧填寓，宣(平)自嘉庆五年大水，溪潭患沙石堆积，水不能蓄，即是之故，然山种苞芦[7]十年必败，并不可栽竹木，利尽而害随至矣。”[8]
　　民间口述对于武义这段历史的生态失衡状况也有描述：
　　……南宋北方人迁武多在平原丘陵，涌进深山区的正是康末乾初，且多数是“福建祖”，来武的目的就是“种山”，先是判山卖柴烧炭，尔后买山，种玉米、番薯、靛青，山种“败”了，种杉树、毛竹，卖树造土纸。再不行的种松树，茶籽，还不行抛荒长狼衣(蕨)茅草，深山冷坞无所不至……现在到山区走一走，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的经历，连牛头山都烧炭、垦植的踪迹随处可见，真正原生态的植被就可能剩石门西侧那一小片……
　　随后，从民国开始到解放前这段时间里面，武义的农业生产机具、技术都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还是属于传统的刀耕火种;解放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 虽然在引进推广改良农具和现代农业机械上有所努力，但是粮食的生产并没有得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武义的人口却依然在急骤增加。1957年武义和宣平两县人口合计为212586人，到1986年为31.05万人。[9]人地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高山放野火，丘陵不毛地”的景象依旧存在。
　　人口增长带来粮食的压力，导致民国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都存在着和清代以来相似的情况：
　　从民国时期开始就是这样的，山区农民就是种玉米，番薯。一直延续到一座山的树全都砍掉，然后柴火都堆在那里晒干，晒干后拿来烧，烧了以后，那土地都烧松了。我们那边都这样的，一块块山的砍。我们一片地方三五年里面一直种玉米、大豆之类的，那种了四、五年以后给荒芜掉了，然后自生自灭，然后草长起来，树、毛竹长起来，那这个地方没得种了，又另外到一个地方另开一块，交替的，我们那个山区里几乎每一座山都是开过的，我们山区基本都是这样。
　　在1960年、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当时中央为了解决全国农民吃粮困难的问题提出了 “瓜菜代”的口号，就是用瓜、菜来代替粮食。那么，我们山区很多人就把那个原来长毛竹的地方，长树的地方，有柴火的地方都砍掉，种萝卜啊，种菜啊，种玉米、豆之类的。这个对于山区的生态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平原地带也有一点。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以后，慢慢地，粮食有了剩余，就不需要去种玉米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山区农民开荒种玉米的情况也慢慢减少了。[10]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单纯的人口对于环境压力的问题。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各类带有时代特色的“运动”也对武义生态失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的大办钢铁的时候，武义的林业生态再次遭遇了一次大的毁坏：
　　1958年大跃进年代，全国人民大办钢铁，我们武义人民一是洗铁沙，二是伐木烧炭。要炼钢，我们武义没有煤，就到山上砍木烧炭，用木炭来炼钢，不光是武义这样，全省都一样，山区只要有森林的地方都被砍掉烧炭，成片成片的砍伐，不到半年的时间，把整个武义能够烧的、成林的树林几乎都砍掉。那时我正上小学一二年级，亲身经历了以上的情况。[11]
　　接着文革的十年中，全国农业学大寨，开山造田，又大面积毁坏林木：
　　文革期间，那个时候比较乱，没有人管理。然后又学大寨，上山开梯田，山上都有梯田。那个时候就是叫“开山造田”。“开山造田”加重了山区和半山区的林木毁坏情况，许多地方的山区和半山区都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12]
　　然而，在武义人的心中，“丘陵不毛地”景象的最近的记忆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为了柴火，上山拔扒松针，砍树枝，一座山的树木可以在一个人的经验中由近及远地被慢慢消耗光。[13]
　　而今，时空转换，当笔今天踏上武义这块土地上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已经不再是“高山放野火，丘陵不毛地”的旧景，而是“碧水绕青山，茶果香四飘”令人惊喜的新象。
　　从北到南，一路上群山延绵秀美，绿水清澈悠悠，一切都明媚而旖旎，有田园风光，有精品山水，令人觉得仿佛是置身画屏当中。在视野中上升和铺展开来的丘陵都被绿色的林木所覆盖，几乎没有一丝停顿和衰败的迹象。延绵的绿色浓郁而厚重，有好几个瞬间，笔者都感觉整个武义仿佛就是一个绿色构筑的世界。(图23：)
　　我们不禁奇怪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一切是如何变化的?武义的生态是怎么从一个失衡状态重新回到了平衡?为什么能在进入工业化的情况下，却保持和建设了如此美丽的生态家园?
　　二、生态家园：武义生态系统图
　　生态的转向常常是有规律可寻的。武义生态从原来相对的原生态，逐步转向恶化，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无序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技术进步，也没有办法进行制度上的安排。换一句话说，在没有相应的技术、制度上的跟进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只能带来对原生态破坏性的利用和开发。但是，进一步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单纯工业化带来技术的跟进和提高，而缺乏有关人与自然关系上合理的制度安排，人类对生态的破坏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来得严重。
　　因此，对于武义而言，一方面要面对如何修复在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下造成的生态破坏情况;另一方面却要避免在现代新的工业化条件下，走其他地方所经历过的“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
　　但是，这个过程的开始，并非有一个清晰的线条，而是像许多小溪，渐渐汇聚，慢慢变成河流，尔后才出现统一的、系统的安排。但是，为了行文上方便，笔者在这里只能分块来写，对于从小溪汇聚成河流的过程，便不能给予重墨了。
　　1.生态林业：造林立根基
　　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煤、电、液化气等使用以及水稻产量的提高，柴木开始退出被作为生活燃料的历史，而玉米和番薯也不再被作为主粮种植。修复和建设被破坏的林业生态的时机已经到来。
　　武义从1985年开始进行改善生态发展的工作，20多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把致力建设生态县、打造绿色武义作为全县国土绿化工作的重点和目标，不断提升武义整体绿化水平。根据县林业局目前正在编撰中的新县志林业志部分的统计数据，从1986年开始，武义全县全面建设杉木速丰林基地，进行乡村林场大规模造林;1992年开始荒山消灭战;1993年提出的“树立大林业观念，调整林种结构，发展名、特、优经济林”;1995年—1998年实施的“森林资源发展与保护项目”世界银行贷款造林，“四个一百万亩”工程建设;2002年开始围绕“生态立县”这一主线，突出林业生态与林业产业两大体系建设、林业分类经营，实施“武义县防护林工程国债项目”、“阔叶林发展工程”、“生物防火带建设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绿色通道建设工程”以及“笋竹两用林、花卉苗木产业带建设”“兴林富民工程”“村庄绿化工程”等，到2005年底止全县共造林161.65万亩，义务植树1940.09万株，使武义的绿化不但从量上得到了重大发展，而且在质上发生了重大飞跃，取得了重大突破。县林业用地面积175.7万亩，林木总蓄积202万立方米，林木覆盖率由1985年59.8%上升到2005年的70.8%，城区公共绿地面积45公顷，人均公共绿地8.7平方米，城区绿化覆盖率达35.7%，绿地率增加到25.8%。2006年4月，武义县人民政府被全国绿化委员会、人事部、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绿化先进集体”称号，这是武义县有史以来第一次获此殊荣。[14] (图片24：生态公益林分布图)
　　在上述的统计数据中，值得一提的是与下山脱贫相联系的退耕还林工程。这个工程是全县国土绿化工作的重点和林地的增长点，也是具有武义特色的绿化生态建设的经验。
　　在《寻求跨越》一书中，对于武义下山脱贫所能带来的生态效益有透彻的分析：
　　下山脱贫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对山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贫困山区农民的生存方式大多靠山吃山，砍伐林木是其主要经济来源。而大多数山区山高坡陡土薄，育林十分困难，自然恢复更为缓慢，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越穷越砍，越砍越穷的恶性循环。同时，贫困山区村集体为了筹集改善交通条件，寻找致富门路，也往往把砍伐林木作为筹集资金的唯一途径，其结果“修了一条路，荒了一片山，穷了一个村”。高山、深山农民搬迁下山后，就从源头杜绝了乱砍滥伐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的发生，对保护山区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武义县通过近10年的下山脱贫，高山深山人口大幅度减少，有效地缓解了山区贫困人口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保护了山区植被;高山群众下山迁移后，积极通过退耕还林，引导群众回原址发展经济林，兴建起“绿色银行”……[15]
　　总之，县委、县政府结合武义退耕还林的实际，一方面抓好下山迁移村原址退耕还林，另一方面着力实施本县范围内44省道两侧的退耕还林，现累计完成下山迁移村原址退耕还林8000亩，完成本县范围内44省道两侧的退耕还林4500余亩。这在武义乃至全国都是富有创新意义的举措。
　　尽管生态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但是林木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讲是最为基础的子系统，没有一定量的林木覆盖率，生态家园的建设就无从谈起。因为林业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木材、食品、工业原料、饮料等天然绿色产品，还承担了维护国土安全的重要使命，是保障农业高产稳产的生态屏障，同时为人们提供休闲、度假、游憩等场所，使人们回归自然、与绿色为伴，提高生命质量。而今，武义到处郁郁葱葱的面貌，武义林业是起了最基础的作用。
　　由此可见，生态林业是武义生态家园浓绿的一抹，只有如此高的林木覆盖率以及如此丰富多样的林木品种，才能为武义整体生态家园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生态农业：绿色倡健康
　　诚如笔者上面所提到的，生态建设不是一蹴而就，对于生态内涵的理解也不是固定不变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义的水稻生产从常规水稻转向杂交水稻，稻谷的产量大幅度提高，满足了本县人口的粮食需要，大大地减少人们对于山林生态的破坏，有利于武义通过植树造林来恢复林业生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仅仅如此已经不能满足“生态”内涵的要求了。在农业发展中，讲绿色，讲有机，讲健康，发展“生态农业”，成为武义农业发展的新的追求，也是如今武义生态家园建设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生态农业，是指按照生态学原理，在一定区域内建立和管理一个生态上自我维持和低输入、经济上可行的农业生产系统，此系统能在长时间内不对其周围环境造成明显改变的情况下具有最大的生长力。过去，为了保证农作物的生长，往往过分依赖农药，结果常导致一些中毒、污染等不良的后果。因此，传统的这种生产方式往往很难适应在目前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也不利于整体的生态保护。在各国政府都加大对农药残留的检测监管力度的情况下，寻求一种健康环保的生态方式，生态农业是武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道路，也是建设武义生态家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20世纪90年代的农业股份制改革开始，特别是1997年开始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的提出，到2000年开始的区域特色农业的规划，武义在农业发展上逐步向生态农业转变。
　　首先，武义在发展优势农产品的基础上，以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和“有机”农产品基地为重点，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从1995年开始开发有机茶以来，武义县已经发展了有机牛肉、有机菊米、有机竹笋、有机苦丁茶、有机砖茶等6个有机食品，11个省级以上绿色农产品或国家绿色食品，7个全国无公害农产品，5个省级无公害农产品。这当中，武义的有机茶和高山蔬菜已经成为武义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最成功的实践。
　　在武义新闻网上曾经有一篇名为《出身讲究的有机茶》的记者报道，生动形象地对武义有机农业的代表产品“有机茶”的“健康”品质进行了描述。比如，有机茶园的选址是要“头上有顶帽子，腰上有根带子，脚下有双靴子”，即周边都要有树木包围，这样的植被分布，旁边不能有生活区、工厂。绝对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农药或者杀虫剂，转而依靠生物和物理手段防治病虫害。也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化肥，代之以老茶树枯枝回放，或者使用菜饼肥以及经过认证的商品有机肥来增加茶园土壤有机质含量。茶叶加工的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控制，以保证有机茶的清洁化生产。另外，在出厂前还要对每一批茶叶送到金华市农产品检测中心武义检查站检测。随后检查员单独在成品茶中随机取了一份样品，送到了农业部设在杭州的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了检测。最后，每箱茶叶出厂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批号，可以追查到每一箱茶叶是生产的时间以及出产的茶园，对产品能够实施有效的追溯。[16](图片25：有机茶茶园)
　　由此可见，武义的有机茶作为从种植到加工到最后的上市，都严格按照“有机”的要求做到无污染、高品质，迎合了人们重视环保、崇尚自然、追求健康的绿色消费需求，因而也成为世界茶叶市场的“宠儿”，得到了武义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有机茶有相似之处的高山蔬菜严格按照生态要求，使产品满足绿色、无污染、无公害的需求，也为武义打开了农产品的广阔市场。
　　其次，以农业产业化为突破口，逐渐延长农业产业链，农业开发和生态工程、科技工程相结合，实行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集约化资源配置，从而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现在，武义在充分利用本地丰富资源发展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基础上，大力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在武义44省道沿线初步形成了百里生态农业长廊。从十里岗到王宅两边低丘上建成了万亩无公害茶叶示范基地，在王宅、白姆一带形成了万亩无公害茭白基地，俞源一带5000亩有机茶示范基地正在抓紧建设，坦洪、桃溪两边的高山上建立了万亩无公害高山蔬菜基地，桃溪至柳城两边旱地上建立了万亩蚕桑基地。这条农业产业布局，形成一片蔚为壮观的绿色海洋，不仅成为推动了武义的经济增长点，也成为优化武义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此番景象，容易令人联想到西欧等发达地区成片规模农业。总的来说，武义的生态农业发展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从传统的农业走向生态的农业，对于武义这个农业大县而言，是质的改变和飞跃，也是武义生态家园建设的重要因子。
　　3.生态工业：无污创环保
　　当今，“生态”所要涵盖的还要包括工业，工业的发展更加需要注重生态的保护和建设，否则，工业就会成为生态的最大破坏者。
　　武义工业的起步比较晚，1998年以前都是以国营企业为主，包括棉纺、化工、水泥、农业机械，民营企业规模都很小，数量也不多。总体上来说，工业对于武义的环境的影响并不严重。从1999年开始引进第一批永康企业，到2001年正式开始工业大开放，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武义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变后发为优势，从一开始就避免以牺牲环境来换发展的道路。
　　笔者对原武义经济开发主任进行了访谈，就武义在今天发展工业过程中如何做到生态的保护和建设进行了交流。此间，笔者常常为当中一些做法的智慧所感动：
　　我们的工业开发，基本上是在保护原有地貌基础上进行的，山、河流我们都不去破坏它们，要尽量保护好原状。因为生态这个方面是基础，如果破坏了，以后永远都弥补不了。所以我们工业这个大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建设就是能够保持原状的，就尽量保持。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工业区内，禁止进入污染企业。我们建立工业园区后，就强调不能只求效益不讲环境，不然的话，最后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投资环境。最典型的就是2000年我们拒绝了温州的一批企业。这批企业大概有五十多家，是制皮革的。当时温州为了提高它自己的空气质量，减少污染，想把这批企业向外转移，想整体搬迁到武义来，建立一个温州工业城。当时提出的五十家企业规划用地是四千亩，年产值是20个亿，税收是8000万。但是最终考虑到我们武义这个环境，考虑到我们的提出的是生态立县，我们就拒绝了。这批企业后来迁到了丽水去，去年我们到丽水去看了这批企业，一看就四五十个烟囱在冒黑烟，整个天空都灰的，看不见蓝色。丽水的老百姓都闹了几次了，所以丽水现在就知道这个苦了。那我们当时的选择就是正确的。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
　　第三个就是我们提出要建设花园式的工厂。这是2001年提出的，那时我们就要求每个工厂先规划，要企业的效果图，我们限定绿化面积不低于用地面积的35%，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企业也是一个小社会，它有个好的环境，对企业各方面都好。后来国家对于企业绿化用地面积进行了控制，降到了20%。有说土地绿化要控制在20%以下，现在是国家有关规定变了武义也下降到20%的面积。这里的企业不达到这个指标的话是通不过去的。一审他绿化率就有记录。建筑面积要45%上，绿化率35%以上。我们的企业基本上都达到这个标准。去看一下“正点”、“美特”，都是很漂亮的花园企业。2002年至今，已有30多家企业荣获了县“花园式企业”称号。
　　其他方面的，像我们现在在做清洁生产试点工程，对于4家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像“三美化工”就已经试点成功了。40家生产门业的企业，现在有15家开始这样子的污染监控生产。[17]
　　这些举措而今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呢?对于武义的工业而言，走生态工业的道路，使得武义的工业发展前途非常看好。一句话，越环保，企业发展就越健康。因为发展环保生态的工业非但不会受到国家的限制，而且还受到鼓励。一旦生态的工业形成一定的规模，就有利于清洁工业的进一步聚集，形成更大的规模。如此，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得武义的工业和生态环境能真正取得协调发展，也为武义生态家园的建设解决了后顾之忧。　(图片26：张氏包装广场绿化) (图片27：桐琴工业区的绿化)
　　上述林业、农业、工业上的各种努力对于武义生态家园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生态作为一个系统，几乎是要包罗万象的。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城镇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生态安全、生态文化等方面都是需要一起配合规划建立的。比如，就武义目前兴起的旅游业而言，该产业就是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于一体的最佳产业。“生态旅游”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作为绿色旅游，在为武义经济增收的同时，减少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对环境的压力，保护了武义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并使得当地人们进一步参与到环境保护上来，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生态效益型经济，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
　　此外，生态家园的建设最后还要落脚到生态人居上。武义自古便有像俞源和郭洞这样的生态人居的典范，现在，为了建设一个真正全面的生态人居的武义，武义以城和乡为目标，开展城乡绿化一体化活动。县城已经初步形成了“三山立城中，江水穿城过”[18]的精品生态城的面貌;农村在省级生态县的建设过程中，整个人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到2005年，武义县被评为市级生态建设先进单位，12个乡镇通过市级生态乡镇创建，大溪口乡通过了省级生态乡验收，58个村被命名为县级生态村。农村的传统面貌因此而起到很大的改变。在发达国家所见到的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在中国的大地武义县逐渐开始呈现。(图片10：城区绿化)
　　凡此种种都表明，武义的生态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来的失衡到现在重新回到平衡，一个生态家园的图像开始展现出来。这个过程是一个从小溪逐渐汇集成河流的过程，尔后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系统的安排。这个安排，可以用“生态立县”战略来概括：一方面，它的提出是武义生态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一经提出，便又使武义的整个生态建设成系统科学的发展和安排。
　　三、生态立县：生态家园的发展战略
　　如上所说，武义生态的转向，不能离开“生态立县”这一发展战略。武义在上述生态林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和生态人居等方面的努力成果，构建了武义生态家园的基本格局。这个基本格局的确立蕴含着理性的思考所做出的历史性的选择，是武义县走“生态立县”之路的基础，同时也是其结果。
　　1.“生态立县”战略的确立
　　从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中期，武义都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县。且不说在浙江这个相对富裕发达的省份中她居于后位，就是单单和周边的义乌和永康这样的县市相比较，也差距颇大。后发的县往往为了寻求发展、迎头赶上，而在战略上偏重发展工业，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目标，片面重视经济GDP的增长，环境污染或者破坏则往往会忽略。然而，武义近些年来借助“洼地效应”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却不急不躁，把“生态立县”和“工业强县”、“开放兴县”并列为三大发展战略来考虑，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就力图突破过去老旧的“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努力达到在经济发展进步的同时，保持或者建设更好的环境，走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这一发展战略正是当今新农村建设的立基之举，是时代赋予当今的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基本的任务，是区别于已往的乡村建设的一个最大的要素之一。
　　除了上述“他山之石”的经验所得以及新时代所赋予的新乡村建设的要求之外，武义提出“生态立县”战略还有其自身的基础。首先一点就是武义县的后发优势。诚如凡事有利有弊一样，“后发县”所意味的贫穷落后，反过来也保证了相对健康的生态环境。武义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经济发展对于环境的影响不是很大。武义境内大部分地区都保持比较好的生态面貌。在这种良好的生态基础上走“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显然要比那些环境已经被污染、生态已经被破坏的地区要来得轻松。至少不用另外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治理环境。站在后发县的位置上，武义已经看到了环境资源这个无形的资产。其次，就本身的生态资源的质量而言，武义走“生态立县”的道路亦是明智之举。尽管历史上武义生态遭到过破坏，但是，相比较周边的市县而言，还是一个生态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
　　2.“生态立县”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总体目标
　　因此，在国内外开始纷纷倡导“绿色GDP”，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时，武义县委、县政府根据本县的环境资源等的情况，不失时机，于“十五”计划之初提出了“生态立县”发展战略。
　　“生态立县”战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详细的规划，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实施原则以及总体目标。武义县于2001年开始设计《武义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并于次年送审;2004年，武义县人民政府在《武义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基础上，正式出台了《武义生态县建设规划》(2003—2020)，对于武义的生态建设进行了总体的布局。该规划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武义摸索和寻求生态立县的经验总结，也是今后指导武义进一步进行生态家园建设的总的指导纲要。
　　《规划》指出，武义的生态立县要从国家、浙江省和金华市未来发展的总目标和战略部署出发，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立足于武义县的区域特点、资源优势、生态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的特点，以生态经济学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理论为指导，以增加生态经济效益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中心，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充分发挥武义县比较优势，加强对外开放，积极推动跨越式发展，培育以绿色工业、高效生态农业和第三产业为核心生态产业体系;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基础布局，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加强自然保护，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系统的活力，保障武义县的生态安全，增强生态环境系统和资源系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把武义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高效生态经济发展县。
　　其总体目标是：通过生态县建设的启动、提高、深化三个阶段，至2010年前，全面完成并巩固生态县创建任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性作用，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将武义县纳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培育市场化的融资体制，开拓金融资源，依靠体制与科技创新，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全面增强区域竞争力。按循环经济理念完成对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先进制造业基地，完成农业的产业化进程。结合城镇化进程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完善配套。通过多方融资、增加投入，完成一批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工程。全面推进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强化可持续发展支持系统，打造“生态经济强县、生态旅游名县，生态文化特色县”。
　　在此过程中，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科教支撑，体制创新的原则;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公众参与，开放合作的原则。[19]
　　诚如武义林业局局长包宏斌所言：“生态是资源，生态是优势，生态是形象，生态是商品，生态是品牌，生态是市场，生态是文化。建设生态县，打造绿色武义，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采取新举措，开创新局面。” “生态立县”战略的确立，是武义生态家园建设重要举措，也是武义在处理人类社会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在制度上的合理安排。
　　四、生态家园的文化解读
　　人类文明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从采猎文明(公元前200万年—公元前1万年)、农业文明(公元前1万年—公元1700年)、工业文明(公元1700—今)，[20]其兴衰的历史过程都表明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武义1300多年的历史，亦反映了武义的生态环境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过程中的兴衰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当今大环境下特别有价值用来做一番文化的解读。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人类学界，人们也开始将生态学的观点应用于人类学，探讨人类(文化)和环境的关系，形成生态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斯图尔德所创建的文化生态学意在“探讨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系统互动关系，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社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适应和变迁过程。”[21]文化生态学在分析环境与人的关系时，特别注重解释环境资源、利用环境资源的工具与知识(技术)、使技术与资源结合的工作组织等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22]笔者认为，可以从环境、技术和组织(或者制度安排)的关系角度，对武义的生态兴衰历史做一点探讨，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点借鉴和启发。
　　1.生态衰退：人口的压力与技术的不足
　　如前所述，武义从清康熙、雍正年间以来，其人口就开始大规模的增长，并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平原的农业产出不足以维持人口的粮食需求。在平原地区相对贫穷的人口就被迫转移到山上去寻求生存。同样，当时的生产技术使得山区只能种植番薯和玉米来充当粮食。但是，在山地大面积的种植玉米和番薯的结果就是“山遭垦松，遇潦即沙土随水入河，屡为农田水利之患。”[23]因此，嘉庆初年，浙江巡抚阮元曾下令禁止在山区进行这种开垦。但是，清时科技不发达，平原已经不堪重负，下令禁止并不能解决问题，除了扩大种植面积之外，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及至民国和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生态的逐步衰退根本原因都在于人口的压力和技术的不足上。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制度的安排并不能起到作用，如通过政府下令停止在山区种植番薯和玉米。
　　正如在调查访谈中，有识之士所言：
　　以前方志记载的“玉米”、“番薯”的确耐人寻味，上可探太平盛世人口无序发展之因，下可见森林植被被破坏、生存环境恶化之果，揭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矛盾运动的客观历史过程。当然“功”“过”不在“玉米”、“番薯”——它不过是展示历史过程的现实载体;“功”“过”也不在平民百姓——他们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功”“过”也很难说就是朝廷官府，他们也是无可奈何，能下令新增人口不吃饭呢，还是能下令平原土地多打粮?[24]
　　因此，自清康熙雍正到20世纪80年代，在生产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下，“人地之争”就造成了生态的逐步衰退。
　　2.生态复兴：技术的发展与制度的安排
　　历史发展到今天，武义的生态又开始复兴，而且发展的态势非常的良好，其原因当数生产技术的提高和进步，它是人们减少对山地森林生态资源破坏最自然的动力。武义五六十岁的人所经历的几件大事都能反映出这种变化：
　　……从省柴灶的推广到煤、电、液化气的普遍使用，柴木逐步退出生活燃料;双季稻尤其是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水田所产稻谷足以养活数倍于康乾的人口，玉米、番薯退出主粮;全民计划生育，实现了人口与资源的协调增长;钢、铝、水泥的广泛应用，使得木材失去了在民用建筑中的重要地位;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民致富的目光从青山转移到工厂、城镇;殡葬改革使每个逝者保护了半个立方米树木的生存权利;陆陆续续的下乡脱贫终于使山山沟沟安静下来——大山、小丘先后进入了休养生息……[25]
　　于是，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才开始成为可能。这一切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的进步解决了长时间以来武义的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为生态的恢复奠定了基础。但是，诚如笔者上文已经指出的，单纯工业化带来技术的跟进和提高，而缺乏有关人与自然关系上合理的制度安排，人类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对生态的破坏都来得严重。武义之所以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非但没有像历史上众多的城市一样，在生态上有着过多的牺牲和破坏，反而，通过制度上的合理安排，使得生态和经济得到和谐的发展。本文所着重强调的“生态立县”战略就是这一制度安排的最主要的体现，它力图把技术对资源的利用控制在生态系统平衡范围之内。
　　3.生态家园：新乡村建设与绿色希望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武义生态家园建设的经验颠覆了长期以来“先发展，后治理”发展模式。它提供给研究者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正面的案例：即主动去涵养之、建设之，而后合理索取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给予的过程中，两者共生共荣，而达到和谐与平衡的生存状态。我们看到，在武义，生态的因素被放置到了非常高的地位。无论发展哪一类的经济，武义总是把生态成本计算在内。不仅直接发展林业以总体提高生态水平，同时在发展农业、工业的时候能从宏观的规划到微观的技术、程序等方面都尽可能提高生态效益，尽量做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破坏生态;不仅在产业选择上选择诸如旅游业发展经济，同时还利用发展旅游业来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不仅生态的人居作为追求的目标，还承上启下，传承和发扬生态文化。在所有林业、农业、工业、旅游、人居的发展建设过程中都注重了生态的保护和建设。
　　在人类学的领域中，人类学者考察过人类历史以来的各种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模式后，既看到了“文化特化”所带来对生态的破坏而最终导致该文化族群自身的消亡，也看到了通过文化的合理安排使得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局面。无论是正面的例子还是负面的例子，人类学家总是试图通过它们来建构一种文化与自然、社会与环境永续发展的理想状态。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学视野中的生态家园就是一种永续发展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武义以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立县”发展战略，为人类学家眼中永续发展的生态理想作了一个注释，也为我们展示了当今新农村建设的绿色希望。
　　[1] 注：宋时，政府为了征收身丁税，人口只计男不计女，男子二十为丁。
　　[2] 注：元至清康熙、雍正年间这个人口数值为“丁口”，丁为男，口为女。
　　[3] 武义县志编撰委员会：《武义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91页。
　　[4]《淳安荒政纪略》。
　　[5]《武川备考》卷四，物产篇。
　　[6]《宣平县志》卷五，实业志，物产篇。
　　[7] 注：即为玉米。
　　[8]《宣平县志》卷五，实业志，物产篇。
　　[9] 武义县志编撰委员会：《武义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93-94页。
　　[10] 根据张良光口述整理。
　　[11] 根据张良光口述整理。
　　[12] 根据张良光口述整理。
　　[13] 根据本课题组的徐桂兰副研究员就曾经亲身经历这种情景。
　　[14] 数据来源：武义林业局，2006年8月。
　　[15] 羊宝君主编：《寻求跨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2年月，168页。
　　[16]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出生讲究的有机茶》，载武义新闻网，2005年2月8日。http://wynews.zjol.com.cn/gb/node2/node9/node60/userobject1ai7155.html。
　　[17] 根据章明政口述整理，2006年8月。
　　[18] “三山”指壶山、白洋山、梅郎山;“三水”指熟溪、武义江、永康江。
　　[19] 资料来源：《武义生态县建设规划》，2004年5月。
　　[20] 刘仕清等编：《人类永恒的主题——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正确抉择》，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21] Netting,Robert Mac.：Cultural Ecology，in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 1，1996，p.267，转引载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1日，135页。
　　[22] Julian H.Steward：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5，p.36，转引载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1日，136页。
　　[23] 引《余杭县志》。
　　[24] 田民：《感悟资料遴选》(草稿)。
　　[25] 根据田民《感悟资料遴选》(草稿)以及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