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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任公

魏德东

《中国民族报》 2009年7月14日

　　在宗教学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任继愈先生被尊称任公。7月11日，这位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奠基人最终走完了人生的旅途。任公对于佛教、道教、儒教都有精深的研究，对于宗教学理论有独特的见解，同时，他又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还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

　　就我个人而言，与任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交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曾经在所里见过任公，但不曾有机会交谈。另外的机会，就是在会场听老先生演讲了。记得读硕士的时候，听过先生的一次演讲，他强调中国社会自秦代以来的主要矛盾，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统与小农经济的分散。我感到很新鲜，就和导师方立天先生汇报，未想方先生说，这是他一贯的说法，好几十年了。汗颜！再一次谛听任公教诲，是在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为方立天教授的著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举办的首发式上。那天，任公说了不少话，我记忆深刻的是，他提出，现在的青年学者似乎都缺乏自信，博士是学术的最高学位了，博士生本应有雄心壮志，但现在的很多博士生总觉得自己不行，认为随便做做就行了，没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势。这使我体会到将教书作为谋生手段的所谓教授与大师之间的差异。

　　使我对任公一直持有高度尊敬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先生的法相唯识哲学及佛教思想研究，二是先生对新中国宗教研究的推动。

　　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写的都是法相唯识宗哲学思想。在阅读过的近人著作中，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释》和任公的《汉唐佛家思想论集》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以现代思维方式分析古代的佛学概念和思想。任公关于法相唯识哲学的某些具体判断，我可能也未必完全同意。但任公以现代学术理念理性地分析唯识思想的路向，特别契合我的心态；而任公能以现代白话文较为准确而典雅地表达深奥复杂的唯识思想，举重若轻，在我看来，今人仍少有超越。由此我也体会到毛主席称赞他的文章“凤毛麟角”，非虚言也。

　　任公的另一大贡献，就是1964年领导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一在毛主席直接指示下成立的宗教学术研究机构，不仅为今天的宗教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学术赢得了荣誉。在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当我提到1964年宗教所成立的时候，无不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震惊。有些外国学者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进一步追问这个所是在台湾还是北京，我告诉他们是在北京。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至今不曾有宗教研究所，而大学里公立宗教研究机构的成立，也要晚于北京30年，以至于有些台湾学者半开玩笑地说大陆“不喜欢宗教，但喜欢宗教研究”。

　　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意义，是在中国学术史上，确立了以理性、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的路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这种研究宗教的方法既不是信仰主义，也反对虚无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研究方式会两边不讨好：虔诚的宗教信徒会批评其偏左，激进的无神论者则会斥责他右倾。不过，科学或许恰恰就在这左右之间。

　　任公的办所理念，也有普遍意义。进入21世纪，当部分同仁在一起讨论如何推动宗教社会科学的开展时，我脱口而出“培养人才，积累资料”，其实这就是任公在上世纪60年代创办世界宗教研究所时的主张。对于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发展而言，似乎都无法超越这两条。今天，当宗教的科学研究在中国渐成气候之际，在我的心底，不时地会默默地感受到任公等前辈学者思想的影响。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也算是一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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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生平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问题、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年至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7年至2005年1月，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任继愈主要学术贡献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4卷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40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70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4卷）。

　　20世纪50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示，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3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和赞同。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至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任先生的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3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4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