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萝卜” 本该说苏州话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20日02:33 现代快报
2008年10月20日 星期一
责编:白雁 美编：王莺燕 组版：杨建梅
随着政权更迭和时代变迁，南京人的“血脉”也在不断变化，用南京民俗专家王涌坚的话来说，超过三代或者超过五代的正统的南京人几乎没有。来自各地的人们在紫金山脚下不断地融合，逐渐形成“新南京人”。那么，这种住民的变化，会对南京的民俗、语言、文化乃至城市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南京人的烟水气也离不开十里秦淮
南京挑大粪的也会吟诗得益于六朝？
清代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里有这么一段，两个挑粪工边干活边谈话，一个对另一个说，等挑完这桶粪，我们先去永宁泉茶社吃口茶，再去雨花台看落日。主人公听到之后不禁感叹道，“真乃饭佣酒保之流，行事皆有六朝烟水气。”
《儒林外史》这本书主要是以南京为背景，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南京市民的生活形态。南京民俗专家王涌坚认为，不管什么时候，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南京人几乎都带有一种“六朝烟水气”。所谓“烟水气”说白了也就是文化人的味儿。王涌坚分析道，“这是文化传统继承发扬的体现。为什么叫六朝烟水气？六朝是我国文化的大繁荣时期，上接秦汉、下启盛唐，为我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而在其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地方，就是南京。”
六朝时期南方社会相对稳定，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南方文明逐渐超过了北方，因此出现了文化的大繁荣。在诗歌、书法、绘画、音乐各方面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和作品。王涌坚介绍了“梅花三弄”的故事。
桓伊本是东晋的武将，但对音乐也很擅长，有一次他在建康偶遇乘船经过的王徽之，虽然二人并不相识，但桓伊还是应邀为王吹奏出三弄梅花的曲子，奏完后便立即离船走了，二人没有交谈任何一句话。这曲子流传到后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梅花三弄》，几经传播，成为国乐的经典曲目之一。据王涌坚介绍，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所有的名妓几乎都会这一曲子。
曾国藩掌控南京时期，一位文人在秦淮河边写下了“停艇听笛”几个大字，就是用同一个字音的不同声调，形容乐声的优美动人。
中华门“衢歌巷舞坊”历史有多久
今天的一些大型演出中，还经常可以看到方山大鼓的表演，这在江宁民间更为常见，百姓也叫它“麻雀蹦”。人的舞蹈怎么跟麻雀联系起来了呢？
一般认为，“麻雀蹦”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但是，“从历史源头来看，麻雀蹦还是沿袭了六朝时舞蹈的一些因素。”王涌坚说，“南京自古就是舞蹈之乡，六朝时的宫廷舞蹈就已非常出名，当时有拂舞、鞞舞、铎舞等。而在民间就出现了模仿动物、鸟类的多种舞蹈形式，也可以说是集舞蹈与杂技于一身的艺术。”
沈约的《宋书》描述了刘宋元嘉之治时期的景象，“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萧子显《南齐书》讲齐武帝永明年间，“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礼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这一时期舞蹈的兴盛必然对后代造成久远的影响，直到前些年，在南京中华门附近还有“衢歌巷舞坊”，“衢”就是大道，“巷”即为小巷，不管什么地方，百姓们都在载歌载舞，这足以说明南京的舞蹈艺术源远流长。
“白局”与南京云锦有不解之缘？
旧时的南京人，吃完晚饭，常全家出动，到哪个茶社里听一段“白局”，以作休闲娱乐，消遣时间。所谓“白局”，是以南京话为基础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是南京土生土长的艺术样式。据南京大学民俗教研室的陈竟教授介绍，白局是随着明清时期织锦行业的发展而逐渐兴盛起来的，老城南的织锦工人最多时有20万之众，因而白局十分兴盛。当时的织锦工人们一边劳动，一边说唱娱乐，逐渐形成了风潮，这就形成了“白局”。
“自从民国往后，白局就渐渐地衰落了，目前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王涌坚介绍说，“南京的文化界目前正在大力抢救白局，请来了专业的老师傅来培养新人，希望保护好这一遗产。”
老南京喜欢的这种传统说唱艺术，到底能不能保留下来？关于这一点，著名主持人吴晓平表示了担忧：“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这个，我觉得迟早是要灭亡的。”
红喜蛋的发明出自一次成功的计谋？
现在南京的年轻人结婚，已经与其他各地没太大区别了，大多是在饭店里宴请宾客，然后每人发送一包喜糖，方便省事，众人皆大欢喜。不过老年人也许都能记得，以前的婚俗可不是这样简单，那是有许多讲究的，其中发红喜蛋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所谓“喜蛋”，是百姓表达喜庆的一种方式，常用于结婚、生育、孩子“满月”等各种喜庆场合。遇到喜事了，主人向亲友分发用颜料染红的鸡蛋，以示庆贺并图吉祥。这种习俗起源于江南，后逐渐流行于全国各地。
关于红喜蛋的起源，陈竟教授向记者介绍了三国时一个典故。传说东吴都督周瑜想用计策收回被刘备占下的荆州，于是提出让主公孙权的妹妹孙尚香用假招亲、真扣留的计策，拿刘备当人质，逼他就范。不料这一计策被刘备军师诸葛亮识破。诸葛亮设下了“锦囊妙计”，其中一条就是“红喜蛋计”，让刘备去东吴时，买上大量染红的鸡蛋，到了东吴以后，看到人便发，老百姓接到红蛋都觉得很新鲜，一传十，十传百，家家户户都知道东吴公主要与刘备成亲了。结果，假戏真做，刘备得了个好夫人，欢天喜地，周瑜却“赔了夫人又折兵”。
“发展到后来，不仅是结婚，还有生育、孩子满月等，只要是喜庆场合，都会发红鸡蛋。”陈竟教授说。
南京人为什么爱吃野菜？
初到南京的外地人，会发现南京人饭桌上的野菜品种特别多。南京人爱吃野菜也是出了名的，包括荠菜、芦蒿、茭儿菜、菊花脑等，数也数不过来，都可以成为南京人的佳肴，有的人家还经常用野菜包饺子吃，往往会让客人觉得莫名惊诧。“三天不吃青，两眼冒火星”、“南京一大怪，不爱荤菜爱野菜”，这些民谚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南京人喜爱吃野菜的饮食习俗。据粗略估计，南京人现在每天要吃掉约15吨“正宗野菜”。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尹晓华调研员也很爱吃野菜，尹晓华认为，“因为南京产野菜比较多，比如八卦洲被称为‘芦蒿之乡’，菊花脑离开南京就长不好。”如若从历史背景上来分析，王涌坚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古时南京佛教兴盛，寺庙比较多，大批僧侣和善男信女均信奉吃素，这成为吃野菜的一大主力军。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南京战乱比较多，“一旦打起仗来，就没人种粮食了，老百姓只好用野菜来填饱肚子。”
开始的时候，人们仅仅是用野菜来充饥，后来人们还发现，野菜竟然还有“药效”，具有养生功能。例如，菊花脑败火明目；芦蒿清热降火；枸杞头滋肾润肺、清凉明目等。
据专家介绍，在南京生活了多年的曹雪芹全家都爱吃南京的蔬菜和野菜，并在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屡屡提及，比如在六十一回提到了晴雯要吃芦蒿，探春和宝钗要吃“油盐炒枸杞芽儿”。
鸭子与月饼曾是起兵的道具？
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团圆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这一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据王涌坚介绍，吃月饼的风俗早在宋代就开始出现，苏东坡曾有诗句说，“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可以看出，当时在上流社会大户人家已经出现了吃月饼的习俗，但这一风俗真正普遍流传还是在明代朱元璋称帝以后。
元朝末年，朱元璋准备联合各路武装力量，兴兵起义。元朝统治者防范甚严，在各家各户都安排“鞑子”监视，若有风吹草动，格杀勿论。朱元璋、刘伯温等想出一条妙计，把八月十五夜起义“驱元兵，杀鞑子”的纸条，藏在鸭子和月饼里，分送到各地起义军中。但是很不巧，被元兵发现了，情急之下，他们只好谎称中秋节汉人有“杀鸭子，吃月饼”的习俗，这才得以糊弄过去。其实“杀鞑子”正是谐音“杀鸭子”，“驱元兵”则谐音“吃圆饼”，朱元璋攻下元大都后，即用月饼、桂花鸭赏赐文武百官，故而吃月饼、吃鸭子的习俗也就在民间传开了。
是谁让南京话串了味儿
“现在的南京话，越来越不讨喜了，南京方言的地位越来越往下落，有人认为南京话比较土气，我们排演的南京方言小品，到了北京往往会被退回。”谈起南京方言，王涌坚表示出了些许无奈。为什么说地位下落了呢？南京话以前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据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语言文学系的张薇老师介绍，东吴以前，只能将江南一带含糊地称作吴语区，因为现在研究的资料比较少，具体语言特点还很难定论。
但可以明确的是，南京当时还是属于江东方言区，即吴语区，算是南方口音，“晋朝的郭璞在给《方言》《尔雅》作注的时候，只说‘今江东呼某为某’‘今江东音某’，南京当时称建康，是江东首府，地位非常重要，郭璞在区分方言时并没有把这一地区另外处理，可见当时的建康话在吴语范围内。”
但是东晋南迁之后，北方士族大批迁入南京，他们说的是以洛阳话为主的北方话，那时候南北的语言有了一次大的融合，北方的士族为了笼络南方，开始学说吴语，而南方的贵族要想入仕，也必须学会说北方官话。“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当时的宰相王导已开始学着说吴语，他一次与人谈话时曾说过‘何乃渹’，这个‘渹’就是吴语，是‘冷’的意思。”
随着后来隋兵侵入，再到宋末的元兵入侵，大量北方来的人口不断把自己的口音带入南京。等到朱元璋在南京建都，为了建设都城，又从苏浙地区迁来了许多富户，这一时期南京话中的吴语成分可能有所增加，但这并不影响南京方言北方化的大趋势。
现在，随着普通话在全国的推广，南京话在总体上也已与北方话非常接近，但在语言的底层仍然保留了一些吴语的句式。张薇举例介绍说，“南京人最常说的‘啊吃饭了？’用一个疑问词‘啊’放在动词前，这就是吴语的特点。再比如，南京话现在还保留了五个声调，除了平常的四声外，还有一个入声。”
南京城市性格为何与上海截然不同
尹晓华说，“如果外地人到南京问路，南京人会拍着胸脯说，‘你要到拿郭（哪里）？你问我呀，我带你去！”那这话说明了什么呢？是指南京人很傻气吗？
“并不是说南京人傻，而是说南京人朴实热情。南京人还有一句口头语‘多大事啊？’意思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很能说明南京人的大度与宽容。”
“南京人不仅宽容，而且淳朴，天生的不着急。南京大萝卜实在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南京人天生的从容，不知道什么叫着急，也不知道什么叫要紧。即使明天天要塌下来，南京人也仍然可以不紧不慢……”前几年作家叶兆言的《南京人》再次给南京人定性为“大萝卜”，当时又引起了不少争议。但大家一边讨论一边也就把这叫法给传开了，现在有些南京人也自认是“大萝卜”。
南大的陈竟教授认为，这个称呼里面还是褒扬的意思多些，“主要是指南京人忠厚、仁义、热情等特点。”
南京人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城市，大多数人心胸很开阔，包容性也强，不会排斥外地人，“因为如果深究起来，他自己也是外地人。”虽然南京与苏州、上海相距不远，但人口的性格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有的南京人自己也会点评一下，认为少数人身上还存在着一些落后不文明的东西，如语言中夹杂俚语和脏话，一段话中可带有好几个南京的“市骂”，对南京人形象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张薇分析说，“有些南京人一出口就是市骂‘呆×’，倒并不是真的骂人，只是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习惯了，但在别人听来就觉得特别刺耳，觉得这人特别粗俗没文化。”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沈达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