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 （四）
东方早报 2009-5-30 22:20:47
“闭嘴!”——美国上世纪初关于“间谍法”的政治宣传画
林 达
一些历史学家把麦卡锡时代称为美国的“第二次惧怕红色”，而在第一次“惧红”中，更为激进深红的是无政府主义。
两次“惧怕红色”
人们常把美国民主党代表的自由派，和中国知识界经常提到的自由主义者相提并论，其实他们并不是一回事。一些在美国生活过的作者，想对读者解释这个差别，就根据自己的体验，概括地作出一个对应：就是美国的自由派对应中国的左派，而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应美国的保守派。
这个说法也并不准确。例如，今日美国两大派对核心价值观理解和认同的一致性，远远超过了中国所谓“左、右”两派的共性。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这个说法又有它一定的道理。今天的美国老自由派人士，在历史上，一些人可能加入过共产党，不少人曾经至少是同情过共产主义的主张。“红色”、“惧怕红色”都是美国历史上对立的政治指责。这只是一百年前开始的世界思潮冲撞，在美国的必然折射。
一些历史学家把麦卡锡时代称为美国的“第二次惧怕红色”（The Second Red Scare）。所以，有些人想强调，它和外部环境的压力无关，早在冷战中一系列苏俄红色间谍案发生之前，美国不是已经有过第一次“惧怕红色”（The First Red Scare）了吗？麦卡锡时代只是 “第一次惧红”的延续，只是对一种不同社会制度理想、对不同思想的无端恐惧和不宽容，原因只是因为它和“我们”不一样。所谓“我们”，就是“美国主义”，简单说就是美国不能容忍异端思想，是异端思想的迫害。
前面提到的女作家Ann Coulter一直坚持为麦卡锡个人辩护，在一次采访中，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的著名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调查所伤害的无辜者例子来，O'Reilly举出了一个剧作家杜鲁勃（Dalton Trumbo）。Ann Coulter马上反驳说，这是和HUAC有关的调查，发生在1947年，和1950年才开始推动参院调查的麦卡锡并没有关系。这个例子被用于为麦卡锡参议员个人辩护当然有用，可是大家在讨论的“麦卡锡”已经超越了“个人”。它不能用来为“麦卡锡主义”辩护。这里提到的HUAC，就是“众议院涉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这个 HUAC，也早就被划在麦卡锡主义之内了。
两次“惧红”，确实都和共产党有关，都和红色根据地苏联关系密切，也都和世界大战挨得很近。可是假如说麦卡锡时代人们眼中的温和左翼是民主党、极端左翼是共产党的话，那么在第一次“惧红”中，共产党相比之下还算是温和的粉红角色，更为激进深红的当是无政府主义。
第一次“惧怕红色”
对“惧红”简单定义为无名恐慌和异端迫害，在今天很容易被美国年轻人接受。他们环顾四周，看不到美国共产党的任何影响，在国际上也很少再有和美国彻底对立、形成严重威胁的红色外部压力。人们会根据今天的经验判断过去，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他们很难真正体会，近百年前的世界和美国是如此不同。
第一次惧红时期也被称为“红色大恐惧”（The great Red Scare），开始于1917年。不但是美国本身社会状况复杂、内外交困，放大到世界范围，说世界大乱也并不为过。
那几年，世界第一次遭遇进入热兵器的现代世界大战。世界第一次遭遇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成功暴力推翻了一个大国政府。共产主义思潮如日中天。
对美国来说，美国长期奉行立国时定下的孤立主义原则：不要参与欧洲人为利益争夺的战争，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而威尔逊总统根据他对世界新形势的判断，却决定以参战方式，把这场将世界拖入灾难的世界大战“打停板”。于是美国第一次遭遇重大的参战决定。结果是，一次大战中的美国社会远不像在二次大战中那样同仇敌忾，相反出现了大量民间反战反政府宣传。
一切都搅在一起：比如说劳工权益意识的觉醒，很快和各种说法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信仰搅在一起。苏俄反战对比了美国的参战，使得左翼民众对美国政府是否“恶变”，也形成思想混乱。反战的不仅有产业工人组织、有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有革命组织，还有和平主义团体和德裔美国人团体等等（美军是在和德军打仗）。而在苏俄榜样下，不少美国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推翻美国制度，追随苏俄，实现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目标。更不要说无政府主义者了，他们出生出世的目标，就是消灭政府。
而在美国政府一头，一边参与着世界大战，另一边，处理社会危机与处理战时紧急状态也搅在一起。美国邮局是联邦机构，当时邮局设监察员，决定凡是认定是对美国参战取胜有破坏作用的宣传材料，就不给递送，结果一些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出版机构因此无法生存。这简直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比如说一个意大利裔无政府主义组织，广泛寄发一份名为《给你带来健康》的小册子，其实内容是教你怎样做炸弹。面对巨大社会紧张，美国在1917年通过了“间谍法 ”（the Espionage Act），这个立法有战时法的意味，例如界定“凡是干扰军队行动和取胜”就是一种罪行，除了针对间谍，显然也针对了当时号召抵制兵役等等的反战运动。
1918年国会更是通过了“煽动暴乱法”（the Sedition Act），变成了“间谍法”的扩张。这一法案界定“对美国政府、国旗或战时的美国军队”，使用“不忠诚、亵渎、粗鄙恶劣和辱骂的语言”都是一种罪行。同时也界定：书写、印刷、出版任何反政府文字，都是一种罪行。这在美国是很不寻常的立法，因为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明确在宪法中维护公民的言论表达自由。这个立法重新界定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把一部分原本受宪法保护的辱骂政府和国家象征的言论表达，从言论自由的范围内给划出去了。虽然它实际上想防止的，是对民众的激进的大规模暴乱的煽动。
对执行“煽动暴乱法”的迟疑
今天生活在一个成熟社会，美国人自然觉得这样的立法匪夷所思，可是，只要看过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人，就会理解这些立法是在怎样的刺激下产生。今天没有哪个人看到列宁站到台上，对劳工抛出手去大声疾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同志们……”会担心社会大暴动。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鼓动，在每个刚刚结束传统农业社会、飞速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都可能引发“冲向冬宫”的暴动。因为当时新兴工业国遭遇的第一次，还有产业工人的大规模集中和贫困、劳资关系的紧张、还不知如何处理这些爆发的新问题。演讲中列宁的手，有力地抛出了俄国国界。今天我们谈论非常彻底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和社会成熟给出了很大空间有关。可在当时情况下，新思想的力量、语言鼓动的力量，对聚集的民众来说，等同于对着一堆浇了汽油的柴堆，扔出一个火把去。
社会尚不成熟。各种极端思潮和追随者的左翼组织，正风起云涌建立起来。这一期间，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党员大约在一万到三万之间；美国共产党在三万到六万之间；社会党大约三万九千人。自认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美国人占了工作人口的约百分之二十。1919年，美国共产党在它的成立宣言中说：“共产主义不是打算要‘夺取’资产阶级议会的国家，而是要征服并且摧毁它。”而这些激进组织，和无政府主义马上卷起袖子干的劲头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现在看来，当时立法有点迫不得已快刀斩乱麻的意思，好像先压住阵脚再说。实际上，在立法后，“煽动”事件还是不断发生，可是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却迟迟没有真下决心动用这些条文去惩治，好像只是准备在最坏情况下迫不得已再用。一个典型就是第五十一任司法部长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曾任命帕尔默为战争部长，被他谢绝，理由是帕尔默自认是个和平主义者。他后来出任司法部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战争期间作为“敌国公民”集中居住的一万德国人立即全部释放。他手里有“煽动暴乱法”这个武器，可以轻易用来起诉各路极端分子和煽动者，可是他却迟迟没有动作。为此，帕尔默饱受各方责难，当时的国会领袖们以及主流媒体，都强烈要求联邦政府依新法逮捕起诉极端活动分子，甚至要求将其中大量非美国公民驱逐出境。当时的《纽约时报》就称那些参与无政府运动的移民是“反对美国政府的煽动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阴谋者”。
一个和平主义者面前的现实
我想，作为司法部长，帕尔默非常清楚这个“煽动暴乱法”是一个焦虑时代的紧急应对，此法本身和宪法是有一定冲突的。他一定也明白，立法是一回事，真正可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是那个执行者。
所以，帕尔默看上去是尽量不过度反应，不去利用现成法律条文给“言论出格”的人定罪。这样的处理方式在美国很普遍，在当时一些州也有相应的有关 “煽动罪”的州立法，有的立法保留了几十年也没有废除，其原因是，在特定的社会紧张时过境迁之后，检察官并不去用它起诉和定罪，就像一件历史物件被大家遗留那里。
可惜，极端思潮形成的危机确实存在，你要忽略它，它还不肯放过你，而这些危机引发的暴力完全可能来自一个美好理想。199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还出过一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美国无政府主义的口述历史》（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作了一百八十人的口述采访。这些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都表示，把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是一个乐观信仰：他们坚信所有问题都来自政府，当政府消失之后，人民都将生活在一个和谐社会之中。问题是，现有的“政府”又如何让它消失呢？比如说，美国政府。无政府主义的答案之一是：炸掉它。
于是在1919年4月底，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发起了一波邮包炸弹攻击。他们准备了一批邮包，还计划让这些邮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在接收者手里炸响。这个节日被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主义团体等认为是他们共同的节日。这些邮包都包着鲜艳的绿色包装纸、盖着商家样品的印戳，里面却是一个要命的炸弹。
西雅图市长在五一之前就收到了邮包，幸亏他的办公室人员误拆了炸弹的另一头，所以并没有爆炸，邮包当然立即被送进了警察局。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哈得维奇（Thomas W. Hardwich）就没那么幸运，他的女仆在拆邮包的时候被炸飞了两只手，哈得维奇夫人脸部严重受伤。
有的炸弹邮包因邮资不足被截拦。而已经被发现的炸弹邮包引起警觉，也幸亏炸弹邮包的包装相同，邮局迅速通知检查和截拦。纽约市的一名邮局工作人员，一下子截下了十六个炸弹邮包，也就救了纽约市的市长和警察局长，因为也各有一个准备寄给他们两位的炸弹。纽约市之外的其余邮包也被陆续截拦。虽然这一批只有三十个邮包炸弹，可是只要细看收件人名单，就可以看出策划者要全面摧毁美国的决心。
这个名单有美国国会来自各州的参议员、众议员，有行政分支的部长、行政官员，有法官、检察官，甚至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包括洛克菲勒的金融家企业家、有报纸编辑，还有警察局长、联邦调查局探员，有州长、市长。
另外值得一提，有一个被截拦而没有完成使命的绿色邮包，它的收件人正是这位和平主义者的联邦司法部长，帕尔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