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研究
钱丹霞
在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在日本”指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指日本学者,二是指旅日中国学者。本文所介绍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是指汉民族研究,不包括少数民族研究。
一、研究成果回顾
综合性介绍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著作有末成道男编写的《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东京大学出版社,1995）、濑川昌久编写的《香港社会的人类学———总括和展望》（风响社,1997）、林美容和三尾裕子编写的《台湾民间信仰研究文献目录》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98 等。此外，还有末成道男、濑川昌久和西泽治彦等的相关论文。在这些著述里，日本学者一般将有关汉民族研究领域分为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所介绍的研究学者也不仅仅限于日本学者,欧美和中国学者都包括在内；对于旅日中国学者,并没有作深入介绍，这跟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旅日中国学者才逐渐形成一定气候有关。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外国学者逐渐开始了在大陆的人类学调查。日本学者对大陆的调查,相对于欧美学者而言晚了一些,但有其自身特色。部分学者主要对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如濑川昌久在广东、海南；渡边欣雄在福建、浙江；三尾裕子在福建等地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调查沿海地区之前,这些学者都有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研究经历，而青年学者更多的是利用留学机会。
从学术源流来说,香港和台湾的汉民族研究没有出现过断层，不过因两地历史、政治和地理环境等不同,又有各自的特色。我国改革开放之前，香港,特别是香港新界成为包括欧美学者在内的人类学者研究大陆的一个重要“窗口”。地方小而研究人员密集是有关香港研究的特色之一。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如可儿弘明关于水上居民的研究；田仲一成关于祭祀、演剧和宗族关系的田野调查；濑川昌久关于香港农村中小宗族的研究；志贺市子关于香港道教现状和风水的研究；吉原和男关于香港宗教团体和同乡团体的研究等。日本人对台湾的研究始于“日据时期”，学者的研究方向多为社会学、历史学、农业经济等,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原住民,对汉民族的兴趣不大。当时著名的人类学者有鸟居龙藏、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台湾光复后因政治不稳定等原因,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由美国人类学者真正开始对其进行田野调查,而日本人类学者对台湾的田野考察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活跃在台湾的日本人类学者主要有末成道男、渡边欣雄、三尾裕子、植野弘子、古家信平等。
关于在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不得不提到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仙人会。仙人会成立于1981年5月,至今已有27年的历史。当时正值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陆田野调查逐渐成为现实之际，研究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类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中青年学者们，为共享当时极为稀少的田野资料并进行学术交流,自愿组织了这个学术团体。现在活跃在日本各大学的研究中国人类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等的日本学者和旅日学者，以及已回到大陆、台湾等地的部分学者，一般都曾参加过仙人会的学术活动，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激励。
二、主要研究课题
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旅日中国学者,汉民族研究的主要兴趣都比较集中。汉民族的亲族组织和社会结构即家族、宗族和乡村结构是经久不衰的一大研究课题。这些课题早在20世纪上半期就是日本社会学者、历史学者、法学者、人类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著名的有福武直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 1946，大雅堂 、仁井田升的《中国的农村家族》 1952,东京大学出版会 、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的原理》 1967,创文社 等。此外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1981,岩波书店 也留下了珍贵的基础性资料。另外一大热门课题是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宗教信仰的人类学研究,侧重于民间信仰,多探讨民间信仰和汉民族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而对佛教、基督教等则很少涉足。
1．亲族组织家族、宗族和婚姻的人类学研究。汉民族社会的亲族组织家族、宗族等是当代研究中国的日本人类学者和旅日中国学者的一大主题，分析的角度各不相同。如末成道男主要从祖先崇拜的角度探讨台湾汉民族的亲族组织以及地域组织；濑川昌久的研究重点在于乡村社会的宗族组织；佐佐木卫长期以来关注中国大陆农村结构的变迁，从父系亲族结构的继承和改建、当代家族的构造和变迁、大陆村落的结构性特征和现代化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女性研究者植野弘子的研究领域———姻亲关系是人类学汉民族研究的空白领域之一。日本学者研究汉民族的另一个研究动向是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如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的汉化史、汉民族 华人 的迁移史以及东南亚汉字文化圈中汉文化多样性现象等。近年来还有一个热门话题是海外华人华侨的研究。旅日中国学者深受日本学者的影响,目前在日本出版的专著中多数涉及乡土社会亲族关系和婚姻的研究。
2．宗教信仰的人类学研究。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学者,多少都会涉及到宗教信仰问题。特别是乡村庙宇和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研究乡土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研究角度。如末成道男曾研究过村庙和村界的关系；三尾裕子曾从台湾汉民族的祭祀形式和范围来探讨地方社会的结构。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则是祖先崇拜。从信仰角度探讨祖先崇拜时,多从祖先和神、鬼的关系出发，研究汉民族的宇宙观。3．其他课题。除上述两大课题外,学者们还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事有特色的研究。如田仲一成关于演剧的研究；何彬关于北京和福建丧葬习俗的研究；韩敏关于革命观光地的研究；西泽治彦关于中国电影和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井口淳子关于河北农村口传文化的研究;三尾裕子等关于华人华侨的移民和民族性研究;饭岛典子关于客家集团的研究等。
三、在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研究特色
研究汉民族的日本学者，有几个共同的研究特色：一是田野调查并不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如末成道男跨日本、韩国、中国、越南；渡边欣雄跨日本、中国、马来西亚；濑川昌久跨大陆、香港等；三尾裕子跨中国和越南等。二是调查对象几乎都为乡土社会，都市人类学调查可以说是空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复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三是缺少民族志专著。这一方面是因为政策方面的限制，无法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活动受到所就职大学的教学活动的限制。四是在研究风格上,日本学者注重严谨的田野调查和深度描写,在理论建树和追逐新研究动向方面他们并不和欧美学者进行攀比,而是更重视基础性资料的积累。五是研究动机方面，比起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学术上的好奇和执着是他们更为强大的动力。
旅日中国学者，无论从研究课题还是从学术风格上来说,都深受日本人类学者的影响。他们关注的焦点和日本学者是一致的,即乡土社会的社会组织和传统文化。他们的研究多建立在长期田野调查和大量文献资料的收集之上,民族志著作也体现了日本学者深度描写的文风。不过,他们和日本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田野调查多选择自己或者父辈的家乡,而不像日本学者选择东南沿海地区；对本土文化的了解略强于中青年日本学者。但都市出生的旅日中国学者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知识也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对旅日中国学者来说,人类学研究同时也是他们重新认识祖国、重新了解自己的过程。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9-9 14:4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