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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批国学天才无才无德 称自主招生不可行

“国学小天才”这个称号就挺恶搞的。哈哈。
孙见坤:《《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
这一篇文章是我在08年底为我的《山海经新释》所作的序言,去年作为参赛文章投给了复旦的博雅杯,结果得了个一等奖。不过由于参赛文章字数有限,所以有所删节,注释全部删除,正文也有所缩略,而这里放的,则是全本。

《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

《山海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要有人这么问我,我只能用一句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来回答他:《山海经》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奇书。如果他还要追问,那我也只能说:它是一部由几部分组合而成的性质非常奇特的书。

《山海经》一共十八篇。前五篇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合称《五藏山经》,也简称为《山经》。藏者,内也。《五藏山经》意即按南、北、西、东、中五大地区来讲述中夏内地的山,以及源出于这些山的水流,还有山上的动植物,矿物——其中包括了不少带有神怪性质的东西——和山神的形象与祭祀的方式。《五藏经》据清代学者郝懿行的统计一共有两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字[1],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多。剩下不足全书三分之一的部分称为《海经》,郝懿行统计其共有九千五百六十个字,一共有十三篇,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四篇,内容多记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第二组是《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篇,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第三组是《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篇,第四组是《海内经》一篇,这五篇在刘向(歆)校书时并未收入《山海经》,直到晋朝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才将它们收了进来[2]。这五篇最为杂乱无序,但却也是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的五篇。这里的“海”,据黄永年先生所讲,应当是《尔雅·释地》中“九夷、八狄、七戒、六蛮谓之四海”的海,即指不属于华夏的边远之地而言。我是同意黄先生的看法的。在这些边远之地中,距中夏不很远的称“海内”,较远的称“海外”,更远的就叫“大荒”了。

我们这下大体将《山海经》的结构与内容讲明白了,可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它“盖古之巫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列入子部小说家;而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史部地理类;《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数术略的形法类中,与《宫宅地形》《人相》等书并列。可见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山海经》的性质与归类一直有争议。要想准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剖析《山海经》。《山海经》的内容包罗万象,除了地理、生物、矿物之外,还包括民族、历史、民俗、天文、宗教、哲学、医药,简直可以说是古人生活日用的百科全书!如果从这一点看,那么上面无论哪一分类都是正确而不全面的。但是倘若我们再做一番细致分析的话,情况可能就要有些变化了。

我们姑且先抽取其中谈历史、民俗、天文、宗教的部分内容来分析一下,以尝鼎一脔。

《海内经》与《大荒西经》中各存有一段黄帝的“家谱”: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豖啄、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以上《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以上《大荒西经》)。

而在《大戴礼记.帝系篇》中也有一段黄帝的“家谱”,这个“家谱”后来被《史记》、《帝王世纪》等史书广泛采用: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

两相比较,除了多了韩流一代及以重、黎为二人外,两个“家谱”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一下的话,《山海经》中记载的又是“麟身”又是“豖啄”,一会儿“上天”一会儿“下地”,这哪里是人的“家谱”,完全是一部“神谱”!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应龙处南极,杀蚩尤及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一段记载的应当是舞龙祈雨的民俗,这样的民俗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仍在四川民间有所保留。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民俗的起因,乃是一段神话!

《大荒东经》中记载日月所出之山凡六:大言、合虚、明星、鞠陵于天、猗田苏门、壑明俊疾;《大荒西经》中记载日月所入之山亦凡六:丰沮玉门、龙、明、鏖鏊钜、常阳、大荒。这段明显的神话,实际上却是先民用山头观测日月出没以纪历的现象,是天文学知识在神话方面的折映[3]。

《海外西经》中有一段对于当时的“宗教工作者”——巫师们的记载: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以上这四处,它们记载的虽然分别是历史、民俗、天文和宗教,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神秘、非常、超自然、换言之,即笼罩在一片浓郁的巫傩文化之中。不独这几篇如此,整部《山海经》等笼罩在一片巫傩文化的氛围之中。

但是对于《山经》和《海经》而言,它们的巫傩文化氛围又彼此不同。《山经》虽有巫傩文化的影子,但大体上来讲仍是一部地理书。它里面虽然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但那是古人谈地理的通病。西方直到十六七世纪的世界地图上还画有海妖、水怪、美人鱼什么的,《山经》自然也无法例外。再来看《海经》,它的巫傩文化氛围比起《山经》来不知重了多少倍,要说“古之巫书”,单独的《海经》比整部的《山海经》更适合这个称号。因此,考虑到它们那悬殊的份量,我们可以说:《山海经》是一部以巫书做附录的地理书。

明白了它的性质,现在我们应该来解决《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的问题了。

历来著录《山海经》时都说它是大禹或伯益所作,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记载《山海经》的作者,反倒是《吴越春秋》中提到了这件事:

禹……巡行四渎……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而王充在《论衡·别通》中也说道: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

后世的学者大都不相信禹益所作之说。除了所记多异物、奇怪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书中竟然出现了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时期的郡县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仅凭这一点就要把《山海经》的生日定在汉代乃至汉代以后,则未免太过武断。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为《山海经》辩护道:

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复加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

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新会梁任公(启超)先生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也说:

书中所见秦汉郡名,则出于附益,古籍多然,不独此书矣。

后代的学者虽然怀疑《山海经》,但却对同样托名于大禹的《禹贡》却深信不疑。究其原因,不外乎《禹贡》被收入了煌煌圣典之一的《尚书》,而且它文体简洁严整,记录各地方的顺序一丝不紊,对于民族及物产中奇怪者一概不予记录,而且历代学者又对它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可《山海经》非但奇怪杂乱,而且从郭璞、郦道元之后一千年,直到清代中叶才由毕沅对它进行了初步的考释。对比之下,便可知道学者们对待同样托名禹、益的《禹贡》和《山海经》态度上何以冰火两重天了。

但是《禹贡》的这种简洁严整,一丝不紊以及对奇怪事物的不予记载,实际上却是因为其成书太晚,大致已到了战国之世;而且又被儒家不断地削删改订,最后才成了今天的样子。相比之下,它对古史地理的记载,可信度大概还在《山海经》之下!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

这段话,千余年来治殷商史的学者基本上皆以其出自《山海经》而少于采信。直到近代殷墟甲骨的出土,王静安(国维)先生才依据甲骨文材料考证出这个“亥”,就是《吕氏春秋·勿躬》中的“王氷”、《世本·作篇》中的“骇”、《天问》中的“该”、《史记·殷本纪》与《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商的先王。而他的名字在甲骨文中正作“亥”,其余的“氷”、“胲”、“该”、“振”、“垓”反倒是后世的讹误[1]。这至少表明了一点:《山海经》——至少是《山海经》的一部分,最晚应当也已在春秋时代成书了。

走到这一步,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窘境:我们即证明不了《山海经》是禹、益所作,也证明不了不是他们所作。但我们却还有一条线索可抓,那就是图。古时《山海经》是有图的,而且还占着主要的地位,故而《山海经》又称“山海图”,陶渊明的诗中也有“流观山海图”之句,连郭璞的注中也有“图亦作牛形”、“亦在畏兽画”中之类的话。《山经》部分的文字条理性较强,应当是先有文字,后绘插图。而《海经》则不然,它的文字散漫似乎是先绘有图画,然后再作文字以说明之。图为主,文为辅,先图后文,这本身就表明了《海经》部分的古老,甚至在《山经》之前!而我们之前所举的那些古老的或是带有浓郁巫傩文化氛围的文段,也正是全部出自于《海经》!再结合我们上面对《山经》与《海经》性质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山经》与《海经》本身两部完全不同的书,而且《海经》的年代远远早于《山经》。《山经》可能是初秋战国时以周都洛阳为中心所撰写的一部带有巫傩文化影子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而《海经》则可能是未经整理,或仅经初步整理的古代巫师记录。它们虽然不一定是禹、益所著,但很可能是身为部落酋长和巫师于一身的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2]。

可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如果一概认为它们是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则有不妥。无疑,《海经》很有可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但《山经》却绝对不是。那么《山经》是什么人作的呢?我认为应当是随王子朝逃到楚国的东周学者或是其后代所作的[3]。《山经》中巫傩文化的影子,其来源只能是在楚国——甚至连来自楚文化圈中[4]也不可能。但它的记载却是以东周都城洛阳为中心的[5]。周与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其文化也各不相同,在楚国以洛阳为中心撰写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地理著作的人,只能是从东周逃往楚国的人。而且书中详尽地记录了全国的山川物产,内容中还牵涉到了上古三代的历史还可以从楚国的史书中寻得的话,那些全国范围内的山川物产,则只能从中央政府——周王室的典籍中得来。能兼顾这两点的人,除了王子朝那一批人或其后人外,还能有谁呢?

因为不明白《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故而历来治《山海经》的人在注解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本可被避免的失误或缺憾。而我则对它们分别整理注释,分为《山经略解》五卷与《海经臆说》十三卷,合为《山海经新释》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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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外二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P212—P214。

[2].参见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3].王子朝在西元前519—510年参与王室内乱事件中,与尹氏、召伯、锚泊、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左氏传》,《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P2112页)。

[4].“楚文化圈”这个说法并不恰当,这里为了行文方便,姑且这么说。实际上,在春秋战国之际,楚、晋、郑、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与齐鲁文化圈分庭抗礼。老聃、列子、长卢子、詹何、邓析、鬼谷子、尸子、子华子都属于这一文化圈。

[5].这一点毕沅在《山海经新校证》中已经有很详尽的论证了。可参看张心徵《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版,P587页。

参考文献

1、《山海经》 黄永年点校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一辑)》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伪书通考》 张心徵编著 上海书店1998年版
3、《山海经全译》 袁珂译注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本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先秦伪书辨正》 刘建国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春秋左氏传正义》 杜预集解 孔颖达正义 《十三经注疏》本 中华书局1979年版
6、《观堂集林(外二种)》 王国维著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陈国庆编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本 中华书局1983年版
8、《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9、《大戴礼记解诂》 王聘珍著 《十三经清人注疏》本 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古本山海经图说》 马昌仪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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