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riceChen

　　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相对比较发达，因此汉族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把汉族社会与中华民族、中国等同起来，在许多重要的事务和叙事中忽视甚至漠视少数民族的存在和感受就是中国社会隐隐存在的一个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9日的第二版和第三版有一个特别策划“学者热议中国精神”，采访了16名中国学者和两名外国学者，再加上第一版记者综述中提到的另外两名外国学者，一共有20位著名学者热议“中国精神”。笔者浏览一遍后，发现这些学者所讲的“中国精神”涉及的大致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的“中国精神”，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精神”。仔细检阅内容，前者讲的是儒家思想、孔子、《周易》、司马迁、(东汉)王符、司马光、李白，后者讲的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特区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在谈中国历史文化时涉及的是汉族的历史文化，在谈共和国成立后的业绩时展现的是汉族地区和汉族人物的业绩。其中完全不涉及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和他们的1亿人口。不知道报纸主编和这期内容的策划者是否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学者、干部和民众如果看到这张报纸，看到“中国精神”就只是这样一些内容，他们会怎么想?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在各领域工作已经客观形成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并立的“二元结构”，加上汉族人口众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强势，所以在民族自治地方之外的广大地域，人们在思考问题时非常容易习惯性地忽略“二元结构”中另外一部分。久而久之，人们的思维和叙述中就会有意无意地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
　　举一个例子，据说汉族的祖先是炎帝与黄帝，于是中国人就都被说成是炎黄子孙，有人提出龙是汉族的图腾，于是中国人都被说成是龙的传人。其实，许多学者已经通过研究证明了黄帝崇拜只是清末革命党人狭隘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产物。同时，在汉族人的历史中，又有哪个朝代把龙作为中原朝代或人群的象征?从象征来说，只有皇帝才被称为真龙天子，只有皇帝的服饰、宫殿才可以配置龙的形象，其他任何人如有一件龙袍，那是要杀头的。而民间供奉的龙王只是水神，与汉族祖先无关。所以龙和中国的民族象征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关联?龙的传人这一提法究竟何时出现?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近年来政府所属一些文化部门在许多宣传活动中都把中国人和华夏子孙、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之间划了等号，由政府出面公开举办祭祀黄帝和炎帝的庆典活动。这些宣传活动开展以来，已经有许多少数民族人士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对黄帝和龙图腾并不认同。这些片面狭隘的宣传在客观上明显地有损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但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却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些意见。
　　另一个例子，就是一些甚至在学术界也因袭多年的把中国与汉族人予以等同的提法。比如大学里的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由于主要研究的是汉文和古今的汉文出版物，更为确切的提法应当是汉文系(汉语言文学系)，若要保留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名目，就需要大力增加对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有些外语学院如果开设藏文课程或其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课程，那么这样的外语学院就应当把名称修订为语言学院(因为国内各民族的语言不是外语)。国内有一些大学里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但是如果在这些国学研究院里只讲授汉语文流传下来的典籍和学问，那么这个“国”字也还是可以斟酌的，也许更名为汉学研究院更加名副其实。
　　现在一提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是黄帝和炎帝;要寻找一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找到了一直作为中原皇帝象征的龙;一谈到“中国精神”，列举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原的汉族人;一谈到中国文学，研究的只是汉文典籍与著作;一提到中国历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以汉文记载下来的汉族人和中原王朝的历史;而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汉族人和中原王朝的传统文化。简单一句话，就是每当谈到中国时，许多人的头脑里想到的似乎只有汉族人。
　　说到这里，笔者完全没有责怪任何人的意思，只是想指出，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在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汉族部分生活得太久了，几乎感觉不到中国社会中少数民族部分的存在。所以当他们思考问题、编辑报纸、策划节目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还需要包括少数民族部分的内容和考虑少数民族的反应。
　　笔者相信，生活在汉族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都是完全无意识地忽视了中国的少数民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呢?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许多制度设计中，在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和许多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中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区隔开了，使汉族和少数民族成了“二元结构”中相互区隔的两个部分，并因为这种制度化的区隔造成了主流人群(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生疏与漠视。

[ 本帖最后由 ClariceChen 于 2010-6-18 22:2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