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翻译的，交了稿之后就没有音信了。正式出版物上提到是德文本的中译本，但是没提译者。
傅玛瑞在她的著作目录里写上我是译者，这是她为人的厚道之处；我在自己的著作目录里不提此篇，这是我为人的规矩之处。
我个人不太愿意用功过之分来评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三套集成等项目。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傅玛瑞在文章最后提到的第二步，如何去使用这些资料。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现这些都是“鸡肋”项目，材料不用很可惜，用起来很困难。
带有抢救情结的“普查类”项目的命运大体如此。中国五十年代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情况如何，我不了解不能评价。德国五十年代的全国统筹的方言调查，每16公里见方的区域，派出一个方言调查组，留下的除了大量的录音带以外，成果乏善可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