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也应该对核电感到不安？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德国朝野在惊骇之余再次掀起对是否废止核电的讨论，而且立即付诸实施，17座反应堆中，7座已经被关闭了，相关的安全标准和法律的修改也提到议程上。一向反对核电的绿党获得的支持率一路飙升，在上周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绿党得票率高达7.1%，终于在沉寂十三年以后再次进入州议会，并获得9个议席。毫无疑问，绿党在选举上的胜利得益于德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核电的不安。
为什么核电让他们难以接受？
媒体上的相关讨论大都集中于其安全性问题。核技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没有完全把握的技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说到底，人还没有降服核能，一旦发生泄漏，其连锁反应超出人的掌控，前有切尔诺贝利，现有福岛，中间还有多个小型核事故都是很好的注脚。但是这样的理由，尤其在能量需求量极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很难让大众信服。正好相反，认为核电是相对安全、高效、低污染的电力能源获取方式的说法，反倒更有说服力。火电电厂不爆炸、不死人、不污染吗？更不用说多少挖煤工人直接死于矿难、矿山的开采如何直接摧毁环境和生态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核电厂一旦发生事故，会出现核辐射，这是其他电力技术形式中所没有的。这种辐射是均匀式的，这里没有人能够侥幸。只要你身处被辐射的范围，那么只要你呼吸了空气，沾染了尘埃，喝了自来水，吃了菠菜，你就已经被伤害了。这是一种“弥散式的风险”（借用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概念），它无处不在无法逃避。那些“传统的”事故的后果，是能够肉眼看得见的，是能被血淋淋地感知到的。人们也会因为惨烈而感到震骇 ，但幸存者也会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感。核辐射带来的潜在风险使“侥幸”不再可能，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改变：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深层，我们多大程度上将“侥幸”作为对抗灾难和困难的支柱。
另外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是，核辐射风险的空间边际和时间边际都具有不确定性。当事人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是否受到了“污染”和伤害，也无法知道自己还会有多长时间一直在这风险的阴影中，因为辐射在人的肉体感官之外，而且其恶果也不立竿见影。日常生活中“趋吉避凶”的努力，是民间文化生活的深层动力，多少民间宗教和习俗都因此而生，但是其前提是能够确定这凶为何物来自何方。面对核辐射，你进了无物之阵，哪怕你有最了不起的降妖除魔的法宝，但你看不到对手在哪里，也只能徒叹奈何。
即便核电在技术层面是完全可以掌控、有条件做到完美的，但是与技术直接相关的人的因素、社会因素也完全值得信赖吗？技术世界从来不是纯粹的，从来是与人、与社会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点无需更多的解释。我们应该相信人在技术操作上的完美无缺？德国人对此根本没有信心，人会有操作失误，一次操作失误引发的后果可能无关紧要，也可能是致命、无法控制的系列反应，在核电技术上可能比其他技术中更容易出现这种所谓的“不可控制性”。当然，这还只是那些非经意的失误。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的“失误”呢？福岛事故之后，公众才注意到，原来东电公司有过多次的不良前科，多次伪造安全检查记录来蒙混核监部门。就在事故发生前的两个星期，核监部门还发现了福岛电站在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责令东电公司在三个月内改进并提交新的报告。不过，核监部门也证实，本次事故是海啸引起的，与安检报告上需要改进的地方无关（这些信息来自德国媒体，不知是否完全符合事实，有错误请知情者更正）。我个人完全不怀疑，事故的直接原因完全是天灾。但是在了解这些“新”情况以后，我没法对核电经营者有完全的信任。这不是东电公司一家的问题，也不是道德和经营方式的问题，这是利益集团和风险承担者严重分化造成的必然结果。
核电是有风险的，这风险的概率是万中之一的。这一点很多人都认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在核电正常运行的状态下，核电运营者从中受益，赚得钵满盆满，而这经济收益与生活在核电厂周围方圆二十公里、三十公里、五十公里的居民却不相干，估计他们连免费用电的特权也没有，更不用说利益分红了。一旦那万中之一的可能性成了现实，承担损失和代价的就不光是核电运营方了。那些从来没有从核电经营中得过好处的人，也难免得被拉进去承担后果。至于多少人、几代人被拉进去，那就看出事的严重程度如何了。其实在很多涉及到开发、建设和环境破坏的问题上，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模式一直在重复上演。当利益受益者与恶果承担者由两个完全不相干的群体构成时，我们怎么可能寄希望于利益集团的道德感和良心发现呢？德国公众对人性没有如此的信心和信任，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对人的道德感这么大的信心吗？
崇尚科学、习惯用数字证据说话的人会说，切尔诺贝利之后，周围甲状腺癌症的发病的确增加了几千例，但甲状腺癌是很好治愈的癌症，5年内存活率是95%，二十年内是92%，相当乐观的数据（源自方舟子的微博）。其他癌症的发病率没有提高，况且哪里的人都会得癌症的，谁也无法证明，辐射区内人们的生病和死亡原因与辐射有直接的关系，生老病死无处不在无人幸免，你在或者不在辐射区内，它们就在那等你。但是人的感受、作为情感动物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受的精神上的摧残，是无法用统计数字来显示的。当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西德的牛奶蔬菜中放射物质超标时，政府开始时向市民隐瞒了真相。我后来在当时的纪录片中看到，那些知道真相后的市民走上街头抗议，一位年轻的母亲面对镜头越说越怒，眼泪夺眶迸出：“我的孩子每天都在喝牛奶，他们知道不应该让孩子喝牛奶了，但是他们故意不说。我原来是个政治上比较保守的人，现在绝对是180度的大转弯。”那是1986年，从那以后，德国社会反对核电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莱茵河中段的科布伦茨附近还有一座已然建好，但是因为居民的抗议从未投入使用的核电站。
在德国的知识阶层，赞同核电的当属异类了。说到这个题目时，我总会说：如果你看到过孩子在油灯下写作业，或者甚至你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不会反对核电。核电总比没电强。
在中国，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该不该要核电的问题，而是在怎样的制度环境下要核电；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相应于这个人类还没有完全把握的技术系统，需要有怎样的与其配套的社会系统。简单地说，必须公平地规范核电工业当下的经济受益者与潜在的风险承担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规范必须能够确实得到保证。比如，核电的经营者必须满足规定的安全条件，绝无蒙与骗的行为出现。再比如，既然事故的后果是不可逆转的、无法准确定性定量估算的，那么，面对这些不确定风险的电厂周边居民是否应该从经济上得到补偿？正如我们把钱交给保险公司买保险，是因为保险公司承担了风险。如果应该有经济上的补偿的话，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额度？怎样的保证机制？
如果我们的社会对这些问题没有讨论，只是让有关部门和意见领袖们告诉我们：核电是必需的、安全的，是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任何因为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故推想出来的核电恐慌是幼稚的、荒唐的、愚蠢的，因为我们的技术更先进、制度更完备、人性更美好、道德更高尚，那便是地地道道的愚民。如果说知识分子有责任参与公众话题的讨论的话，那么我们的专业 — 民俗学也好，人类学也好 — 面临的任务，不是去用“数据知识”给老百姓—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 科普启蒙，也不是仅仅让人看到他们的行为有多么荒谬多么傻。需要我们做的是精神启蒙。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那些恐慌性行为背后，他们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冲击，是什么力量动摇了他们精神生活中的哪些基础。当然，在作这样的观察和分析时，我们无法忽略这些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