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书大智慧 民俗真精神
——品读山曼《流动的传统》
马知遥/文
“本书的考察由作者一人完成，考察的方法基本上是手工作业，一个人背了行囊，到一个县(区)，翻阅一下地方志中有关的文字，就地求教，作一番思考，选两三个点，坐公共汽车或步行过去，遇到了好的采访对象就多住些时，或者不宜展开采访，赶紧奔赴下一个目标。如此到过了黄河下游干流两岸所有的县(区、市)，徒步走过上万里的路，采访过的人在数千之多。”这是民俗前辈山曼先生在其大作《流动的传统》前言中的一段话。平淡朴素的语言几多从容不迫和内在的激情。这样的话语既有田野作业的方法又有作为一个徒步调查者心比天高的勇气和斗志。辛酸和苦难一点也没涉及，却可以让人想象。结合本书的后记，先生有这么一段话：“先后九年，我终于从河南孟津的白鹤镇，走到了黄河入海口的大汉流。这期间得到了许多朋友和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回想起来，一幕一幕地，像一本读不倦的大书，它将伴我终生。”，“终于”和“九年”在我看来，这是一段人生和学术的孤旅，一个年事已高的学者，只为了一个“黄河民俗”研究的大梦，就开始克服一切困难执著行动起来，当他真的走完了这个条长长的黄河下游，他其实就完成了许多人以为不可能的梦。而在1997年年尾于烟师29号楼家中的他，当他写完全部书稿放下笔的那刻，他不是停下脚步而是在心中引燃起更大的激情，那就是明年继续黄河中游的考察，他说：“我不会离开黄河的，做梦都常在大河之滨。”
读先生书不隔。这样的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很强的文学性。学术性主要表现在：通过对民俗的现场调查，逼近式的描述再现了民俗事项，在观察和研究中获得对民俗自身的文化思索。而且很多民俗都是第一次通过先生的调查得到了记录和描述，已经具备了史料价值。而在写法上，他不特意使用学术话语，不特意调用西方理论去加强所谓的学理深度，而是通过深入浅出的亲身感受和观察表达对黄河民俗的认识。这认识带着亲历者的情感深度。所以这样的书写又和一般的地方志书写拉开了距离，文字是亲切的，感性的，同时在平易的介绍中，让人产生理性的思考。这样就拒绝了枯燥乏味，同时也让民俗学研究本身具备了民俗的特点：亲切而充满人间烟火味道。
先生描写了黄河大洪水造成的灾荒，当地的讨饭风俗。在他眼中，当地人的讨饭充满着诗情画意。在一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黄河滩边的农民们仍旧充满了生存的智慧，他们从没有绝望到真的让自己沦落为“叫花子”而是为了生存的权宜之计。去南京等地大城市讨饭只是为了等到大水退后就回家播种。先生只引用了当地一个俗语“一棵麦子打一升”就牵引出当地的生产民俗、日常生活民俗，而且在书写民俗时充满了色彩和内心掩饰不住的欣赏。“谁看了滩田里的麦子的长势，都会情不自禁地发一声感叹的。到这时，家家都吃上了平日难得到手的白面烙饼，那吃法又唯有山东人懂得它的好处，大张的饼，搁上一棵青脆的葱，抹上黄黄的自制面酱，卷得满把粗，大口咬了吃，其香其乐，绝不仅仅是饱了肚皮。真可称是一幅有声有色的黄河滩区丰收的风俗画。”这里有声音的赞叹，有色香味的掺入，从粉白到青绿到鹅黄，“吃”被他描写的让人神往。也就在对吃的想象中，他顺势巧妙地传递了生产民俗中当地播种的方式方法，以及农历九月九祭染缸神的民间信仰活动。这样会心的田野调查，没有融入的激情和热爱，是无法身临其境并感同身受的。
他为我们解读着当地“急沙慢土”的民间智慧。让我们知道当地人在生产生活中获得的知识：防止洪水过急，那样会将好土掠走;希望流水缓慢，这样可以淤积肥沃泥土。他在考察菏泽当地的民居时，为我们仔细地用“实物展示”的方式表达了什么叫“五脊六兽”，而且仔细记录了六兽的排列顺序。酒宴中经常出现的“鱼”，通过当地的实地考察他也获得了丰富的资料。比如“鱼归大海”和“文腹武背”的讲究。在讲黄河下游尤其是河南地区的一些丧事活动时，他讲到“流水席”，似乎是嫌简单的文字介绍不够过瘾，马上就将自己现场观察的场面用文字活现，生动的描绘中，让读者眼前立刻呈现出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通过实地的调查，他还将许多生动的禁忌尤其是行船的禁忌仔细地记录下来。这些禁忌有些是过去听过的，而大多数是从未听说，这样的第一次，相信会让我这样的同类读者获得类似“意外得财”般的狂喜。而先生在介绍时的状态让人想到的是一个江湖中身怀绝技的高手，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地传授。比如“翻”改说“转”，“帆”改说“蓬”，比如“滚”改说“招”，“搁”改说“放”，乘船忌讳背手，坐船忌讳吊脚不沾船板，打扑克不能说“扣底”等等。
因为黄河在历史上经常泛滥，所以围绕着年年的防洪抢险也产生了许多民俗。先生在沿黄河调查中，也没有忽视这样一个奇特的方面。这样的民俗是特定地域和文化空间形成的特定的民俗，其表现充斥于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先生通过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得出黄河防洪的历史脉络，对黄河治水方略进行考证，并对因为防洪遗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历史分析。即便是修坝的材料和方法以及“口号”他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并引用实地考察的鲜活的例子进行补充。因此所有的考证就落到了实处。在对“荤口号”的田野考察中，先生用亲临现场的方式表达着对这样一种民俗现象的认识：像一切的苦重劳动场合一样，为避疲劳追求刺激，劳动的歌谣不免借助讲男说女，硪工们称为“荤口号”。对自己进行现场采访的过程，他用笔极简：那些当年老号头，多不愿再说，追问再三，终不肯重演当时曾热心过的那些“没出息”的唱词。只一段话，当时采访时对象的不情愿和经过岁月捶洗后的沧桑跃然纸上。所谓简笔不简。
读先生的文字还有一个最大感受便是老让人想起那句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当他走到黄河和运河交汇地时，他能够将书本的知识和现实生活马上获得连接。让书本和知识在交相辉映中获得个人独特的感受。比如在《水浒传》的故乡，他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水浒文化在民间的影响，通过看得见的事物，他感受着民间的批判意识，以及平民立场;而且在大量的口传文化中获得水浒人物的民间版本，这充分让人有理由相信：文学想象其最基本的来源在于民间，而伟大的作品总能从民俗中获得营养。文中先生说了一句：“除了这些眼睛看得到的现象，还有一种情感在当地人血液中流淌。比较易于言传的，是代代相传的尚武精神。”这不是任何一个观察者和研究者能够体悟到的。我们许多的观光客在走马观花的民俗活动中也见过丰富的世界。但我们也许只注意到了外表的形貌而忘记关注文化本身的文化内涵，这就如同山曼先生看到的，除了那些民间的生活和建筑格局，还有作为文化载体的人身上的精神传承。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本身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又是从哪里来?当这样探究时，我们就不容易被形式所惑。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先生在书中基本上是沿着黄河下游的地域进行的田野考察，在写作中他注意到对不同地域习俗的区别，同时也注意对相似民俗的归类分析。在特定区域他也不惜用重笔描述。比如在对黄河入海口民俗，他专章进行了研究。而在这样的严肃的学术观察和结论性的表达中，山曼先生充分展示出其文字的天赋。那些民俗知识经过他的介绍，我们如同在阅读优美的散文，而且在条理清晰的表述里获得极大的吸引。比如人人可吃的西瓜。比如吃螃蟹的讲究。他都用繁复精彩的文字表述着其中的民俗常识，甚至有些鲜为人知的秘密。作为一个民俗学家，他必定也承受着来自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因为行走不仅是肉体的疲惫，有时一定也有精神的痛苦。他文章中多次提及，一些民居和村落，在他到来前已经快要消失或者已经消失，一些风俗如果不打听和记录就会被遗忘。时时揪心的责任感让他马不停蹄，独自恪守着自己的理想和对黄河母亲河的承诺。我想那样的承诺必定在先生的内心深处，那确切的含义必定与热爱二字无法分开。
在先生书的最后写道“黄河口的变迁，比人生变迁的节奏还要快，好多事都来不及感叹。”这几乎是一句沉重的叹息，他的孤旅是用快乐的文字表达着，可他的内心又藏着多少无奈和无助的喟叹。
在这样一个早春快要来临的夜晚，我将一本早就应该看的书细细读完，然后将不平静的心情在文字里表达，只为了送上一个晚学者对民俗前辈的景仰。
我知道，民俗丰富的世界需要山曼先生这样的无所畏惧，心无旁骛的孤旅，需要这样亲临现场的深入探究，需要情感的浓度介入，思想的深度把握，需要激情和热爱。他的行为几乎可以成为民俗学界的一个符号和象征：那就是永远怀着热爱和激情投入到研究对象中去。 做学问当如此。
2010年1月26日夜于济南
附件:
山曼先生 [时间:2010-1-26 01:28]
（《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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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叶涛 于 2010-1-26 17:1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