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丽

长江大学中国与巴基斯坦民俗文化交流营之交流研讨会于本周日早上九点准时拉开帷幕

[ 本帖最后由 在水一方 于 2012-5-17 15: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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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听见主持人在致开幕词并介绍与会嘉宾
带着对中巴民俗文化交流文艺晚会的收获与喜悦、带着对巴基斯坦神秘民俗的探索、带着对中巴民俗文化语言文化的交流、中巴民俗文化交流营之交流研讨会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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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介绍与会嘉宾，他们是：文学院荆楚文化研究中心孟修祥教授、刘妍群老师、文学院杨家海老师、文学院刘润润老师、巴基斯坦乌木奇老师、还有我们的东道主卢川老师、以及我们友爱得中国及巴基斯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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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中方领导老师卢川老师就本次活动致欢迎辞
“让我们一起牵手为中巴两国的交流友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卢老师说的好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两国长期的发展中，双方互惠互助，建立了深厚的国际友谊。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双方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其中，以民俗为代表的优秀文化更是层出不穷。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所瞩目，而巴基斯坦国家的独特文化风貌和宗教文化也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和关注。中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历史源远流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留学生教育规模和质量都取得巨大进步和发展，各地高校也十分重视留学生教育工作。荆州市留学生教育在上个世纪已经开始，荆州市政府也十分重视留学生教育，特别是高校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长江大学响应国家发展教育的号召，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且取得丰硕成果。目前有来自巴基斯坦、韩国、美国、俄罗斯以及非洲部分国家的留学生。长江大学现有巴基斯坦留学生三百五十余人。为我校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虽然学校拥有如此丰富的留学生资源，但是语言沟通、文化差异等各种问题也随之应运而生。除了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部分师生、文学院部分汉语教师与留学生有一定程度交流外，中国学生与巴基斯坦留学生深入交流的空间并不大，学校师生与巴基斯坦留学生深度交流的渠道还不够通畅。
        长江大学校团委、文学院十分重视和关心学生社团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长江大学独具的社团文化特色，特别是文学院形成了文学社、新闻社、非遗社、话剧社四社齐头并进发展的形势。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作为长江大学社团中的一员，我们更应该珍惜和把握一切有利条件，从民间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民俗文化入手，促进中外民俗文化交流，加深中外学生之间的了解，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借此，我们也将深入宣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博大精深的民间习俗，让巴基斯坦留学生向中国朋友展示本国的民俗文化特色，使双方文化向着互荣互利的健康方向发展。

[ 本帖最后由 闫丽 于 2012-5-13 09: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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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长江非遗社社长刘蕾发言、阐述此次活动的主协办单位以及办本次活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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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即由长江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共青团长江大学委员会主办，由长江大学文学院、长江大学医学院协办，长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与传承协会（也就是我们）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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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行第四项：由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孟修祥教授就端午民俗现象及屈原对我们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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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图求真相 数据线与电脑型号不配、图片不能现场直播本人表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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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粽子、吃绿豆糕、挂艾草、戴香囊、饮雄黄酒、划龙舟……从古至今，为大众所津津乐道的端午习俗，形式极其丰富。无论南北文化差异，还是城乡习俗更迭，诸如吃粽子等习惯已深入百姓心中，合肥的民俗学专家刘云告诉记者，以端午节的“饮食文化”为例，民间除了吃粽子，还有吃“五黄”的说法，即食用黄鳝、黄鱼、黄瓜、咸鸭蛋及雄黄酒。在古代，食用这些食物俗称可以驱寒湿，祛五毒，具有防灾祛病、祈求健康的含义。千余年之后，粽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世界各地成为中餐美食，更多的端午饮食习惯则局限于部分地域或是留在文字记载中。 “这是民俗传统在流传继承中正常现象，一些偏重实用价值的饮食习惯会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提升而改变。 ”刘云认为。龙舟赛是与吃粽子平分秋色的端午符号。今年，六安的龙舟赛，三河古镇的龙舟节，聚集了不少人气。赛龙舟据记载是为纪念屈原而形成，在古楚地相沿成习；而在古吴越地区，龙舟竞渡是为祭奠伍子胥。据典籍描写，赛龙舟的那种热烈紧张的竞技描写和赛事意义具有的较强的竞技主题，这一主题如今得到沿袭和推广。龙舟竞渡活动已经发展成为民间国际赛事。

    粽子、龙舟双双“国际化”，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发扬光大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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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一个社会共同体有多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取决于它有没有足够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几乎是源于历史传统。因此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仅停留在文献资料上，不仅仅局限于民众耳听口传，它的生命力也是时代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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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说，屈原是五月五日这一天投汩罗江自尽的。楚人为了哀悼他，就在这天用竹筒盛了米投入水中来祭他。到东汉初年，有个叫欧回的长沙人，梦见屈原对他说：“你将要祭我，很好。只是你过去投下的祭米，却给蛟龙吃了。今后你可用楝叶把竹筒塞了，外面再用五色丝缠起来，这两件东西都是蛟龙害怕的。”欧回按照屈原的嘱咐做了。后来就成了包粽子的风俗。而赛龙舟呢，据说是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划着船赶去捞救。船划到洞庭湖，始终没有打捞到屈原的尸体，人们只好叹息而归。后来，就用“赛龙舟”来模仿这次行动，以示对屈原的哀悼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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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及定位自有其一定的历史标准和文化标准。而端午节纪念屈原这一民俗现象，我们可以依据屈原所处的历史时空，对其产生的根源做如下方面的探讨。
一是看屈原光耀后世的爱国情怀。他有着“合纵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胸怀、他有着“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谋略、
“入则与王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二是看屈原正直坚韧的峻洁人格
三是看屈原卓绝千古的诗歌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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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在荆楚地区是仅次于春节的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岁时节日，并且传播于亚州的多个国家，如越南、朝鲜、韩国、日本。今天的端午节本是一个全民参与、活动项目众多、并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内涵的重要节日，它是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间的多种文化因子相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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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午节的起源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端午节又名端阳节、蒲节、夏节、浴兰节等。
端午，《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端者，初也。”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午”；
端阳，因当日炎阳当空，故名之；
蒲节，也是因荆楚人喜欢于此日挂菖蒲之类的植物以避毒驱邪而得名；
夏节，端午节这一天，恰恰是传统节气所认为的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民国时期被称为“夏节”；
浴兰节，与荆楚之地的巫觋文化有关，楚人在祭祀神祗之前必须以香草浸泡的香汤沐浴，屈原《九歌·云中君》所谓：“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兰性香，可避秽，后逐渐演变成浴兰节，故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谓之兰浴节。”宋代吴自牧《梦梁录》说：“五日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
一般来说，年节习俗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日期，二是仪式活动，三是叙述这一习俗由来的富有某种文化意义的传说。端午节的日期是每年的五月五日，其活动内容有裹粽子、划龙船、挂菖蒲艾蒿、饮雄黄酒等，而作为代表其节日文化意义的传统故事则有多种说法。罗列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纪念屈原。最早的记载是东汉末年，应劭《风俗通义》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瘟），亦因屈原。”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佚文说：“屈原投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竞渡。或以水车为之，谓之飞凫；亦曰水马。州将士庶悉观临之。”梁代吴均《续齐谐记》所载：“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宗懔《荆楚岁时记》亦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并命舟楫以拯之。”
二是纪念越王勾践。《岁时记》云：“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西汉《越绝书》说得更具体，认为越王勾践为国雪耻而忍辱负重，于五月五日操练水军，最终复国，越人便以五月五日作为纪念他的节日。
三是纪念吴国忠臣伍子胥。东汉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故《荆楚岁时记》说：“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认为端午节纪念的是伍子胥。
四是纪念孝女曹娥。据《会稽典录》载：“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遂自投于江而死。”这里又把端午习俗解释为对孝女曹娥的追念。
五是纪念介子推。在《艺文类聚》岁时部“五月五日”条下，有一条出自《琴操》的记载：“介子绥(介子推)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原来与寒食节联系着的介子推故事，竟和端午节也联系起来而具有了纪念介子推之死的意义。
六是源于祭图腾龙。闻一多先生在他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等文中作了详尽的论述说明，认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目……端午是个龙的节目。”
七是端午源于恶日的禁忌。在《易经》等典籍中，阴恶从五中生，而端午节所在的农历五月五日又被认为是恶月恶日，故有许多禁忌。
其一，忌曝席。如《荆楚岁时记》云：“俗忌五月曝床荐席。”《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暴席。忽有一小儿死于席上，俄失所在。其后寔女子遂亡。相传弥以为忌。”
其二，忌盖屋。应劭《风俗通义》云：“五月盖屋，令人头颓。”后又演化为忌上屋。如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俗忌五月上屋。言人五月蜕精神，如上屋，即自见其形，魂魄则不安矣。”
其三，忌举五月子。《史记·孟尝君列传》云：“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司马贞《索隐》引《风俗通》云：“俗谚：‘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后汉书·礼仪志》等书皆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
八是端午节由夏至演变而来。因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有夏至食粽的习俗，隋人杜台卿的《玉烛宝典》亦云龙舟赛为夏至节的主要活动内容。至于为何在夏至节有这些活动，其传说故事已不可考。
九是端午节与水神信仰有关。在日本古代岁时专书《年中行事抄》中保存有一条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关于端午节起源的资料，该书引证《十节记》云：“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急逢暴风，五月五日没海中。其灵成水神。令漂失船。或人五月五日，以五色丝荃纒投海中。荃纒变化成五色鲠龙，海神惶隐。后世相传。”
端午节与夏至的阴阳转换相关。早在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认识到一年之中冬至和夏至的特殊意义，从他们的经验中认识到冬至是一年中日照最短的一天，此后一阳来复，每天的日照时间越越来长，直至夏至，夏至是一年中日照最长的一天，此后一阴渐伸，每天的日照越来越短，阴阳变化，周而复始的循环现象，被先民们赋予了各种神秘的色彩，也传递着某种神秘的信息。
以上说法虽然众说纷纭，但以现代大众对端午节所熟知的意义而论，人们大多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
端午节远在屈原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而端午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龙舟竞渡早于屈原时代一千多年，吃粽子的风俗恐怕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形成。
首先，端午是源于吴越民族的祭图腾龙。在远古时代，龙是人们由产生恐惧感而产生崇拜信仰的对象，龙舟是想象中的龙的具体形象化，这反映出尊神的时代，人类对自然认识的程度还很落后，他们无法理解大自然，只有凭借想象并把想象转化为一种变形的现实。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并揭示大自然的面目，于是，龙舟竞渡从对龙的祭祀仪式演变成了端午节的民众娱乐习俗。
其次，五月五日为恶日。说明远古时代人对岁时的敬畏，对疾病与死亡的恐惧，这与他们对“天、地、神、人”关系的古老思考有关，尤其在荆楚人看来，人生活在鬼神充斥的天地间，人生面临的诸多如生与死、吉与凶、福与祸等等问题皆与鬼神有关，故而有世俗之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的现象存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岁时与人的生与死、吉与凶、福与祸等等问题毫无关系，于是，关于恶日之说不再被人们所接受。
后来，夏至说、纪念水神说，也没为人们再继续接受。
一种年节习俗如果逐渐失去原有的文化意义，如果不被另一种新的文化意义所代替，那么，这种年节习俗就会在时间中消亡，许多古代习俗之所以不再流行于现代民间生活，也正是因其原有文化意义逐渐在民众中淡忘所致，至于像寒食节风俗相传是为纪念被烧死的介子推，而现在清明节取代寒食节，人们在这一天为烈士或去世的亲友扫墓，以表示纪念之情，很自然地完成了其节日的文化意义转换。实际上端午节并没有因意义转换而流于娱乐性习俗，而是逐渐从对神的崇拜转化为对英雄式人物的纪念。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述几种对人物纪念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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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念屈原：端午节人物纪念的演变与归一
在关于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中，牵涉到五个被纪念对象：屈原、勾践、伍子胥、曹娥、介子推。当我们考察有关这五个人物的传说故事时，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
其一，他们都是悲剧性人物，都带有或强或弱的悲剧色彩，最典型而悲剧性最强烈的是屈原。
其二，由于人物的悲剧性品格中加注了新的社会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在历史嬗变中演化为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念形态，而他们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形态的现实载体，他承载了历史的文化积淀以具体代替抽象的存在。屈原爱国、忧民，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楷模、伍子胥的忠诚、勾践的奋斗精神、介子推的至死不渝、曹娥的孝顺，历来都是为人们所称颂的。在民众心中，人物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位语，人物所固有的可感性和形象性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就使端午节文化意义的转换与选择显得非常顺利。
然而，当端午节的文化意义转换过程完成之后，它不可能容纳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文化意义的归一化趋势必然出现。
伍子胥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忠”，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忠”是建立在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之上的，他的“忠”指向的是一个统治着吴国的君王。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对“忠”的选择并非是盲目的，如果君王不仁或昏庸，那么，“忠”就失去了价值依附，他的“忠”便不能在民众中得到多大的响应。因而他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在竞争中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以端午节纪念伍五胥也只能是一时一地的做法而已。
勾践身上也有一种鲜明的精神品格，在兵败国亡之后，卧薪尝胆，忍辱复国。成为了历代人们所称赞的人物，但勾践是一个封建君主，他卧薪尝胆乃是受一种强烈的复仇意识所驱动，而不是把人民放在首位的。范蠡曾指出：“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共乐。”他逼迫功臣文种自杀就自然暴露出他残暴的本性和狭隘的心灵。他的内心深处带着极强的自私怨恨情结，为消释其怨恨，人民成了他实现复仇目的而被利用的工具。
曹娥的“孝”代表的是一种对血缘亲情的注重，源于原始氏族社会血缘基础的人伦精神，在曹娥身上表现出壮烈而震撼人心的力量，虽然她的表现得到了特别重视伦理观念的我国大多数人的表彰和赞赏，但较之屈原，她的文化意义指向显得太单一化。
介子推所代表的“义”的精神品格，除了意义的单一性外，他死于火的事实，使他不可能与端午节的“水”性文化特征顺利融合，何况前人早已指出其为流俗所传，《荆楚岁时记》隋杜公瞻注即说：“云五月五日，与今有异，皆因流俗所传。”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五引《邺中记》云：“俗人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甚忌，故不举火食，非也。北方五月自作饮食祠神庙，及五色缕、五色花相问遗，不为介子推也。”因而，以端午节纪念介子推就显得牵强，迫使之自然最早地退出这场文化意义的竞争，转而在寒食节中获取他应有的位置。
在屈原与其它几个人物的比较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精神品格的差异性决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的宽、狭或丰厚、单薄之分。无论伍子胥的“忠”、介子推的“义”、曹娥的“孝”,还是越王勾践的复仇意志，所含蕴的文化意义都缺乏民族整体文化价值取向的支撑，也就难以与屈原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相媲美了。虽然如此，也并非意味着这几个人物在短时间内完全失去其影响作用，从唐代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在其中“五月五日”条下同时收进纪念屈原、纪念介子推和纪念曹娥三说来看，屈原故事最终“独占鳌头”，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过程。
端午节纪念屈原已属于全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依托，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完善的精神品格。概而言之，屈原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性、道德精神和诗性智慧。
屈原首先是位政治家，对内同楚王商议国事，发布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他极富有政治天才，又始终把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保持高尚节操正道直行，对“美政”理想执着追求，九死而不悔，批判邪恶势力，也敢于同他们作毫不妥协的斗争，甚至对楚怀王的昏庸与失信，也敢于指斥，而这一切表现，都只出于一个目的，这就是振兴楚国，使人民幸福，最终统一中国
屈原也是一名伟大诗人，他具有最典型的诗人品格。他融合提炼楚地的语言，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楚辞。《楚辞》的形式是符合人民大众审美倾向的艺术形式，其中《九歌》是对民间祭祀歌辞的艺术加工，而又回到了民间，成为民间长期流传的歌辞；《天问》也是采用民歌中惯用的对答形式，其中有的内容可能就是民歌歌词的记录，玄妙瑰丽的色彩，宽广深厚的思想，独特的艺术创作形式，使屈原的作品极富有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屈原作为一个坚贞而忠诚的利他主义的楷模，一个睿智而憧憬美好政治理想的政治家，一个遗留下大量感人至深且极具影响力的诗歌作品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诗人，他成为了楚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将政治理性、道德精神和诗性智慧高度结合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