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老十年祭的日子，为了表达对钟老的怀念，志愿者特在向诸位老先生发出约请，同时陆续收到诸位先生的回复。
这里根据乌丙安先生的回复把这篇文章转发于此，以表达乌先生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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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钟敬文老师离去整整十年了！真的想念他老人家！这几天集中整理有关他的老照片和旧文稿，千头万绪的往事，历历涌上心头，百感交集。现将钟老逝世前十年、九十华诞时我写的一篇祝寿文章发在这里，以表怀思。
钟老说他“要把秾华饰暮春”
——学习钟老奉献精神和自律准则
（1992年恭贺钟老90寿诞文稿）
当代中国民俗学史最辉煌的篇章，是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十一届三中会全胜利闭幕后，由钟敬文教授开始谱写的。在这之前，中国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地位不但得不到恢复，相反、却象钟老曾说过的“在禁区里渡过了近30年的寒冷岁月”。就在1978年间，是钟老首先草拟了建立民俗科学及有关机构的建议书，受到当时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同时也鼓舞和启发了有志于研究这门科学的许多中青年学者，在不少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一时形成了一股重建民俗学科的热潮。1979年11月，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上，钟老执笔写的这份建议书，以顾颉刚、钟老执笔写的这份建议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此以后，钟老历经十二寒暑，撰文论著，授课讲学，广泛教诲后学，培养专业人材；从京津腹地到江南塞北和陇西关东，以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足迹遍及全国大部省区，支持并督导地方民俗学会的组建，同时亲自重建了中国民俗学会，率领学人开创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崭新局面，使我国民俗科学呈现出一派葱茏繁荣的景象。所有这些新历史时期的重大业绩，都和钟老无私奉献精神难以分开。
一
“劳民文艺堪千古，发采扬辉待我人。
数日西堂同讲习，南征不负八旬身。”
这是钟老于1980年夏在云南昆明讲学时所吟的一首绝句。以年近八旬的高龄，不辞艰苦，南征讲课，传习民间文艺科学，表现了他对民间文艺事业的高度推崇和热爱，同时也展现了他对发展民间文艺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紧迫感。他激励同行学子，“采扬辉待我人”，那种急切心情，溢于言表。钟老在他本人和民间文艺科学累遭劫难后，于晚年增长的那种重整再建民间文艺学的迫切感，并非偶然，而是和他早在70年前的青年时代立下了宏伟志愿分不开的。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研读钟老本人在八十岁时的一段感人的自述，便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他说：“我现在已经是足足八十岁的人了”“近年来，我总觉得今后能够切切实实为社会主义祖国做点工作的时间委实不太多了。但是等待做的学术工作却是那么重要和那么多！我心里象火一样的迫切感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反复想，除了不顾一切、争分夺秒去干，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呢？”“我是一个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的人。当年轻的时候（那正是在被称作”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五四“文化运动之后），我就热心于搜集和探讨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现在回顾起来，那种思想和活动，是跟当时我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民族意识醒觉和要求民主科学的巨大社会思潮密切相关的。”“从那以后，我立下心愿，要为祖国建立这种新的人文科学（民间文艺学及民俗学）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钟老的这个崇高的志愿，是以他迄今为止的70年岁月争分夺秒努力实现的。从二十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国前夜，他在旧社会文化禁锢的困难条件下，不知疲倦地辛勤耕耘着遭受冷落的民间文艺、民俗学园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珍贵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财富。建国后不久，由他主持创建了全国性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了专业期刊，在大学创立了民间文学专业，开创了新课程，创编了讲义，最先培养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代专业研究生。实践证明，当时的钟老正在为实现自己的心愿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正当他实现事业理想的最活跃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前进道路开始出现历史性曲折。从1957年再到“文革”的一场浩劫，钟老为事业献身的夙愿和努力遭受到最严酷的打击，身心受到重大的摧残。但是，当历史终于扫荡了那令人不忍回顾的黑暗阴云，全国步入晴朗光耀的新历史时期时，钟老却依然焕发着青春，为实现夙愿踏上新的征程。他说：
“最使人痛心的，是这种‘革命’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严重摧毁，至于个人所遭受的创作是不足挂齿的。”“这时候，我好象久困在小笼里的鸟儿，一旦破笼出来，飞翔在广阔明朗的太空中。这种喜悦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就在他熬过劫难，以喜悦心情迎接民间文艺和民俗学苏生的时刻，他首先强烈表现出他献身事业的迫切感。此时他虽然已是八旬老人了，但却坚定志愿，不改初衷，为自己确定了许多繁重任务。他说：
“劫难过去了，但人也老了。体力、眼力、精神，都不能跟少壮时相比了。而当前我所从事的学术，虽然呈现着一种葱茏景象，但它的要基并不太强固。学风有待进一步端正，队伍的质和量也有待提高和扩大。而学术资料的矿产还待大力挖掘，已经收获的资料，更有待于认真整理和研究。”
“总之，我们这方面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客观要求和主观力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情况，要求我们迅速地、有计划地、加倍努力地去应付它。只有这样做，才能在这种学术的活动上，排除困难，打开新局面，为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尽一份力量。”
近十年来钟老为完成上述重任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有目共睹，并为学人感佩景仰。
学习钟老为发展民俗事业而自觉产生的紧迫感，是当代民俗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在商品经济特大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形势下，民俗学研究工作的营垒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一些同志从民俗学的多方实用价值方面另辟途径了，民俗文化的商品化倾向也形成了某种新潮。在这关键时刻，民俗科学研究的发展与开拓有相对削弱的迹象。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具有象钟老那样的紧迫感和责任心，去完成四化大业中属于我们自身重任的那部分民俗学事业。钟老于十年前所分析的民俗学工作中的问题和弱点，诸如要基不固，学风欠正，队伍质量尚待提高与扩大，民俗资料亟待挖掘、整理和研究等等，依然存在。倘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患得患失，左顾右盼，甚至改行做了“弄潮儿”，便会造成民俗学事业的损失。钟老树立的坚定不移的为民间文艺、民俗学建设献身的心愿和为此而努力的紧迫感、责任感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认真学习的自律准则。
二
少壮饥驱惯漫游，暮年行止有新猷；为延绝学挥红帜，来作丹东十日留。
这是钟老于1981年8月31日在辽宁省丹东市参加辽宁省首届民族民俗学学术讲座会及辽宁省民俗学会成立大会时吟就的一首绝句。
继1980年夏钟老赴昆明南征讲学之后又一重大历史旅程，莫过于做为特邀代表和大会名誉主席来丹东主持和指导新中国第一次民俗学讨论会和第一个民俗学会成立的工作了。此番钟老来丹东的目的十分明确，“为延绝学挥红帜，来作丹东十日留”。在这十天中，是钟老领导把“绝学”——民俗学，从“绝”路起死回生的。早在辽宁省这次学术讨论会和成立辽宁省民俗学会的筹办期间，钟老都给予过细的指点和指导，充分表现出一位学术领路人的高度责任感。他在自述中表现了这种感人精神。
“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双肩上的责任！”
“这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民履行自己的责任，我竭尽力量，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在大学讲堂上或学术界中，只要能够推进民间文学、民俗学这种学科的活动，我就不敢偷懒。”
“我近日时常深深感觉到：在我国今天这样大好形势下，在我们的科学文化急迫需要迎头赶上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工作的人（或者勉强工作的人），却不肯好好地为人类、为祖国的进步而工作，那即使不说是犯罪，也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心的表现！”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时代的伟大气氛感染着我，英雄们的光焰照射着我，我抱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要把所放射的微光，融入时代英雄们的强光里去！”
“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责任！”
这正是钟老奉献精神中最无私的核心，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心敦促着人国各地的民俗学子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把民俗科学事业做理更好起来。
钟老推动民俗学事业迅猛发展的责任感表现在他对民俗学活动的鼎力支持上。1981年8月20日，钟老在辽宁省首届民族民俗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他反复琢磨修改而成的《祝词》，给予会议以高度历史性评价，鼓舞了与会的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民俗学者们，直接有效地推动了各省民俗学会组织的诞生。他在《祝词》中说道：
“这个会议的召开，是不平常的。它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在这里只举其更重要的三点：
第一，这是自我国民俗学诞生以来六十年间，这门科学第一次的学术会议（学术讨论会）。我们过去，建立过民俗会，出版过许多专门性书刊，也办过民俗学传习班、讲习班，但是没有举行过这种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在这方面是一个创举！
第二，这次学术会议，是我国正确的民族政策的体现，是我国政府重视少数民族和他们的固有文化的表现。它显示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优越性质。
第三，这次会议是我国拨乱反正以后，新老民俗学及民族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所取得部分成绩的展览，特别是许多学术上的新人——新战士，显示他们矫健身手的一个好机会。
这次会议的意义还有很多，但上述三点，已经足以证明这次会议的的确确不平常了。我们可以预言：它将被民俗学及民族学的历史家，记入新中国这些科学前进历程的史册里去！”
“我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我以同样的热情注视着它对这些科学在未来发展上所产生的影响！”
钟老在全力支持辽宁省成立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的同时，于8月25日，他主持了12省市25名民俗学工作者代表出席的座谈会，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为各省及全国建立民俗学会，培训人材，搜集民俗资料，创办民俗学刊奠定了基石。这个座谈会纪要由新华社发出在全国29家大报纸上公开发表，产生了轰动效应。以后，钟老又用同样的高度责任感支持了全国各地民俗学会的产生。时至今日，他一如既往“为延绝学挥红帜”，不遗余力，令人感动。
从八十高龄再登上一个高阶，直到九十高龄的今日，他依然不懈地“做培花的泥土”，他坦诚地说过：
“有些同志见我年事已高，又碌碌不肯自休，‘南征北战’，任务满身，有的劝我尽量辞去那些职务，静下来整理过去的各种文稿……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整理过去的文稿，不管怎么说总是一种回顾的行动。在眼前正充满急待动手的工作，我不能放开它去回顾过去。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这将是多大的损失！……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
钟老70年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在近十年的高龄段期间已经完全升华为无私奉献了。因此，他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嘉奖，受到学界同辈和晚生的崇敬与爱戴。他为开创中国民俗学历史的新纪元而做出的无私奉献，已经并将继续铭刻在民俗学历史的丰碑上，供我们及后来人认真学习。
他所说的“放弃今天，就将失去明天”的名言，应当做为民俗学工作者的座右铭。钟老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已的只争朝夕的积极追求，是比任何民俗学方法论更有意义的指导思想和自律准则；特别是在我国的民俗科学依然处于成长发展过程中，并在科学领域中仍然处于薄弱地位时，这种刻不容缓地持续不断地为民俗学发展建设奉献的精神是最可宝贵的。钟老不愿做一花独秀的出墙红杏，只盼望民俗学百花园满园春色；他不愿做耀眼的花朵，却只愿做培花的泥土，正是他真正做了70年的培花泥土，才使得今日的中国民俗学园地初具繁华似锦的景象。
大约十年前的一个元月吉日，《诗刊》社召开了一次老诗人座谈会；会上钟老即席朗诵了他的一首题名《八十书怀》的七律，全诗传达了他历经险途后以八旬之身再现青春的精神。
“已是人间八十身，险途历尽见通津。
儿时情事犹留影，早岁文章少惬心。
举国正开新局面，诗人当绘锦乾坤。
白头不叹东隅失，要把秾华饰暮春。”
如今，距离诗成之日已过十个寒暑，钟老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实现了自己的心愿，确实已把“秾华饰暮春”，使民俗科学事业繁华似锦，民俗学子桃李满天下了。
三
在祝贺钟老工作70年的今天，最好的贺礼，除了加倍努力推进民俗学事业以外，莫过于认真学习钟老70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在领导民俗学队伍前进路上的无私奉献精神了。
回忆早在十年前1982年1月24日，春节前夜守岁时，笔者曾伏案给钟老写了一封《辛酉辞岁书》，信中有以下字句：
“敬献椒浆，遥拜辞旧。追往昔，受教近三十载，坎坷经二十年，深以未及功成，岁逾半百为恨。最幸者，恩师与世纪同龄，常敲诗著述，引导愚生等奋发图强；更提命叮咛，诱诲晚辈胜似教子育孙。学生自愧不肖，当终生以师为法，别无他求。新雪迎春，涤净旧岁烟尘。弟子虽雨车风鬓，生还不过数年。然蹒跚学步，或可稍慰白发，含笑抒情。学生加岁不敢称老，吾师长寿方是常春。学生为此，雀跃如孩，亦燃爆竹，亦弄花灯，宵深犹放山歌声，欢祝吾师八十高龄！千里南风，明日春来早；随吾师朝阳上路，再奔新程！”
今日，钟师已足耄耋之年，仍勤劳于事再做奉献。在预祝期颐之余，不禁令人深思深省，效法终生。
（1992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