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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

光明网－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 2009-05-04 07:51

　


　　4月25日,担负“清华简”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宣布成立,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与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共同为中心揭牌。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发言指出,竹简是出土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而清华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出土文献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重镇,始终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一项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他表示,对于蓬勃发展、后劲十足的清华文科,学校正在制定文科建设的总体规划,强调以理论创新为特色,以创新性成果为目标,加强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建设与发展。为此,清华大学要以这批战国楚简为契机,把竹简等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保护作为学科建设和文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作为文、史、哲等基础文科发展的突破口之一,进一步促进基础文科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促进文科和理工科的学科交叉与融合。他强调,这批竹简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瑰宝,清华将积极保护好和利用好这批竹简,并发挥清华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深入挖掘整理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此外,在保护和研究工作中,他表示:“我们也本着开放的原则,吸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

　　据了解,经由校友捐赠,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这批竹简典籍,与这批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经过几个月来精心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同年12月,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多片竹简样本经行检测,竹简绝对含水率约为400%。受清华大学委托,中国林业科学院对清华简无字残片和漆绘木笥残部做了树种鉴定,竹简残片鉴定结果为“钢竹”,木笥残部鉴定结果为“枫杨”。各项相关数值从科技层面充分证实了清华简的考古价值。(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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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华简

《保训》十疑


姜广辉　

光明网－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 2009-05-04 07:51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一批竹简文献,学者称之为“清华简”。近日“清华简”整理小组成员撰写了五篇关于“保训”篇的研究文章,分别在《光明日报》4月13日、4月20日、4月27日的“国学版”上发表。“保训”篇简文图版及释文不曾披露,李学勤先生的文章提及《保训》全篇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根据几位学者的引文,我们辑出《保训》简文大致如下: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救(求)中,自诣(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隆)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昔微矵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追(归?)中于河。传贻子孙,至於成汤。”曰:“不足,惟宿不羕。”

　　虽然“清华简”整理小组成员已先后发表了五篇关于“保训”篇的研究文章,但整合起来看,我们仍不能对《保训》有一个通贯的了解。而其中有几篇文章对《保训》某些问题的解释和立论也颇有可商榷之处,笔者提出四点质疑;而对于《保训》篇内容本身则提出六点疑问,合称之为“《保训》十疑”。

一对《保训》篇释读的质疑

　　(一)关于《保训》篇名。整理者为什么称此篇为《保训》,现有这五篇研究文章均未作交代。“保”固有“保而弗失”之意,但单看篇名容易被误解为“太保训王”之辞。李学勤先生文章中引文作“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文王即位五十年之时,病重不治。文王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日之多鬲),担心前人传下来的宝贵训诫会失传。原文写作“宝训”,“宝”是“宝贵”的意思,“训”在这里是“训诫”、“准则”的意思。“宝训”,就是“宝贵的准则”,联系下文是指关于“中”的原则。因此此篇以题为“宝训”为宜。似不应题为“保训”。不过,为了论述方便,下文姑且称之为“保训”。”

　　(二)关于“惟王五十年”的解释。刘国忠教授文章提出,《保训》“证实了周文王在位期间曾自称为王”,而且“怀疑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即已称王”,并引用《礼记·大传》称:“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实际上这条材料并不支持文王在位期间称王之说,它是说武王推翻商朝后,追封太王、王季、文王为“王”。《保训》篇竹书下葬年代定为战国中晚期。作为出土文献看,它的创作时间有两种可能:一是文王临终前的实录,二是后人的追述或假托。刘国忠教授显然将此篇看做了文王临终前的实录,所以作出了上述的判断。一代国君将崩,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国君要向臣子交代紧要之事,臣子肃穆以听,并做好一切必要的紧急安排。《尚书》中的《顾命》与《康王之诰》记周成王驾崩前后事情便是如此。而《保训》篇记文王将崩,竟似闲庭信步,讲那些久远的故事。还有此篇记年、记日,而不记月。以干支记日,文中有“戊子,自靧。己丑,昧爽”之句,“戊子”、“己丑”两个日子,己丑为戊子之后一日。一年中会有六个或七个戊子、己丑日。只记日,而不记月,且戊子一日,只记自己洗脸一事,无关轻重。史官记述必不如此粗略。所以在我看来,此篇必不是当时史官所记的实录,是后人追述或假托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后人的追述或假托,那便不能据此篇判定“周文王在位期间曾自称为王”或“即位之初即已称王”。

　　(三)关于“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的解释。此处“传宝”意谓最高统治者传“大宝之位”。赵平安教授将“前夗”二字视作通假字,解释为“轩辕”。按:如果将“前夗”解释为“轩辕”黄帝一个人,文理有些欠通。因为后面有一个“必”字,此处之“必”含有“皆”的意思,传“宝”者是多人,或一人传“宝”多次(轩辕黄帝似不可能多次传“大宝之位”),才用此“必”字。以笔者意见,“前夗”二字当释读为“前贤”。方以智《通雅》卷十八“扼腕”条讲到“腕”字可以写作“上夗下手”,也可写作“上臤下手”,说明“夗”与“臤”可以互代,所以“前夗”即“前臤”,亦即“前贤”。

　　(四)关于救(求)中、得中;矵中、追(歸)中的解释。《保训》篇四次提到“中”字,“中”可以说是《保训》篇的一个核心观念,但问题是:“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李学勤先生将“中”理解为“一个思想观念”,“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并认为上甲微先向河伯借“中”,用它向有易氏复仇,取得胜利后,又将“中”归还给了河伯。一个“思想观念”或“中道”观念,并不是一件实物,怎么能借来还去呢?赵平安教授将“中”理解为“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并认为上甲微先将“中”寄放在河伯那里,随后他去向有易氏复仇,取得胜利后,又从河伯那里索回了“中”。同样,一个“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又怎么能“寄放”在什么地方又“索回”呢?两种解释显然都是说不通的。李均明教授将“中”理解为“与诉讼相关的文书”,他在《周文王遗嘱之中道观》一文中说:“此‘中’指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史籍所见通常是最终的判决书,由于它是经过反复审议与衡量形成的,被认为是公正的,所以称做‘中’。”上甲微之时,尚是夏代,那时有这样的法律文书吗?即使有,有易氏未经审判,便被定罪,而有易氏见此判决书便俯首认罪,上古时代,会有这样的事吗?这种解释虽然较前两种解释稍胜一筹,但并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

　　我以为,如果我们不是像宋明理学家那样将“中”做深奥玄妙的解释,而做一种朴素的理解,反而能将《保训》解释得更通顺。元代儒者王充耘(耕野)曾经批评宋代理学家的所谓“圣贤传授心法”,他说:中土呼事之当其可者谓之“中”,其不可者谓之“不中”,于物之好恶、人之贤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其所谓“中”、“不中”,犹南方人言“可”与“不可”,“好”与“不好”耳。盖其常言俗语,虽小夫贱隶皆能言之,初无所谓深玄高妙也。传者不察其“中”为一方言,遂以为此圣贤传授心法也矣。

　　那么,《保训》篇的“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中”就是处理事情时要把握分寸,要将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

　　《保训》篇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舜的故事,舜最初是一个普通的小民,但他生活在一个恶劣的家庭环境中,“父顽,母嚣,弟傲”,父亲冥顽不明事理,继母和异母弟费尽心机谋害他。所以舜“恐,求中”,就是在恐惧中思考如何将各种人际关系处理得最好。他反省自己的内心追求(“自稽厥志”),发现了一个道理:自己也同其他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追求(“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这是说舜能“将心比心”地看问题。他把这种把握分寸处理事情的方法,即“中”的方法,用于处理“上下远迩”各种人际关系,并且作换位思考,近距离观察(“迺易位迩稽”),用以尝试解决各种矛盾对立的事物(“测阴阳之物”),结果是各种矛盾皆迎刃而解,“咸顺不扰”。这是舜“求中”、“得中”的过程。这样解释,第一个故事就基本解释通了。

　　第二个是关于商汤之前六世祖上甲微的故事。上甲微之父王亥与有易氏争,被杀。上甲微为父报了仇。上甲微是位贤君,在为父复仇之前,去见了河伯,他不是向河伯借“中”,也不是将“中”寄放在河伯那里,而是去“矵中”,意思是与河伯切磋讨论“中”。“矵”,从石从刀,字书讲是“砌”的俗字。按一般古文字的通用原理,“矵”、“砌”、“切”都是可以通用的。古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语,切磋琢磨是古代玉石加工的方法,引申而为反复讨论问题。所以“昔微矵中于河”,意思是上甲微曾向河伯讨教,并同他反复商讨最佳的复仇方案。结果怎样呢?“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故事的后半段是:“迺追中于河,传贻子孙,至于成汤。”这里“追”不应理解为“索回”,也不应释读为“归”,理解为“归还”,而应理解为“慎终追远”的“追”,即“追溯”。殷人的把握分寸的“中”的方法,可以追溯于河伯,而由上甲微首先掌握之后,“传贻子孙,至於成汤”。这样解释,第二个故事也基本解释通了。

二对《保训》篇内容的疑问

　　这里我想谈谈对《保训》内容的疑问。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更重要的。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一文中写道:“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虽然竹简质地业经碳14科学测定,但坦率讲,这篇文字读起来有许多疑点,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周文王遗言,史无明文。近代出土文献中,有许多篇籍也是史无明文的,我们对之并不觉得特别难以理解。但作为周文王这样的超级历史人物,有关其遗言后人全不知晓,特别是周族的后代同样也不知晓,那是说不过去的。简文中周文王讲“恐坠宝训”,然而“宝训”后来还是坠失了。周人岂不是“不肖子孙”吗?这批竹简的下葬年代既然定在战国中晚期,那先秦诸子百家,也应当有所耳闻,然而他们竟无一人提及,尤其是其思想内容比较接近撰著《中庸》的子思学派,也全然不知文王曾有讲“中”的遗言。一可疑。

　　(二)关于文王即位便称王的说法,同样史无明文。历史上虽然有文王称王之说,但却从未有过文王即位便称王的说法。《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称西伯即位四十二年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是时八十九岁,至九十七岁而终,称王九年。《保训》“惟王五十年”的书写形式很容易给人造成文王即位之年便已称王的印象,若文王果真于此年称王,怎么会全无文献记载的痕迹呢?二可疑。

　　(三)关于《保训》的书写笔法。我们先看《保训》首句“惟王五十年,不瘳”的书形式。《逸周书·小开解》关于文王在世的纪年书写形式是这样的:“维三十有五祀”,指这一年是西伯即位三十五年,并无“惟王……”字样。当然西周时期“惟王某某年”的书写纪年形式也有例可援,如周娈鼎铭文:“惟王二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周敔敦铭文:“惟王十月,王在宗周。”不过,检视此类周代鼎彝铭文著录,在交代时间之后,所叙述的人物主语是不能省略的。因为“惟王某某年”表示一国的纪年方式,叙述的人物可以是王,也可以是其他人。《尚书·顾命》讲周成王将终,书“王不怿”,《保训》开篇即讲文王将终,规范的书法应该是“王不瘳”,而不应省略主语。而且,记叙此类重大事件,在纪年之后,是不应该省书月的。还有,从文王遗言的内容看,讲舜的一段,先言“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此时舜不过是一介普通农夫,耕田种地是本分事,“亲”在这里是赘语。在古代,只有君王行藉田礼才强调“亲耕”。三可疑。

　　(四)周文王临终前之场景。周文王有众多儿子,姬发(周武王)之外,尚有姬鲜(管叔)、姬旦(周公)、姬奭(召公)、姬度(蔡叔)等等。周在武王伐纣灭殷之前,只是西部方圆百里的的一个小国。因此,文王病重临终之时,众子应皆在身边。周人是极重孝道的氏族,此篇记文王临终前之事,只提姬发一人,余子全不言及,似不合当时应有之场景。或者认为文王所传“宝训”是“秘传”,只须姬发一人知道。然通观此篇文意,不过是教姬发将来要以“中道”治国,此点文王平时即可通过言传身教引导诸子,何以要等老迈不支以至临终前作为“宝训”秘传给继位者?而既然只秘传姬发一人,后人又如何知道?四可疑。

　　(五)《保训》篇之文句,与现存古代文献有许多雷同之处,如《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句,《尚书·顾命》有“甲子,王乃洮颒水”之文,“靧”与“颒”同读“会”音,皆为洗脸之意。《汉书·律历志》则载《武成》篇有“甲子,昧爽”之文。又如《保训》“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句,《尚书·无逸》称祖甲“旧为小人”,《淮南子·原道训》称“昔舜耕于历山”。又如《保训》“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句,《逸周书》则称“庶百姓”。又如《保训》“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句,现存世文献中“厥绪”一词,出自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又如《保训》结语“曰不足惟宿不羕”句,与《逸周书·大开解》结语“惟宿不悉日不足”应该也有关联,从以上举例来看,《保训》篇似乎不无蹈袭套用之嫌。五可疑。

　　(六)《保训》的核心思想与后世的“道统”论。《论语·尧曰》篇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亦命禹。”而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则宣传“中道”思想。虽然有这些材料,但并不能说明上古帝王传位必传“中道”思想。我们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也看不到有这样的观念。然而唐代韩愈作《原道》提出一种“道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至宋代朱熹那里,则把所传之“道”坐实为所谓“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一个核心观念。然而，明中叶以后的考据学家却不相信这一套,把它看做韩愈与宋儒的杜撰。如果《保训》是真的先秦文献,那不仅印证了韩愈和宋儒的“道统”说,而且还补上了文王向武王传授“中道”的道统论的实证环节,其文献价值当然极为珍贵。不过,从逻辑上说。“道统”说也有一个致命性的漏洞。韩愈说:“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文王时,尚是商王朝的天下,商王朝的统治者为什么不传“中道”给他们的子孙,而要传给只是许多小邦之一的周人呢?这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六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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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清华简


李学勤　

发布时间： 2008-12-01 06:55　来源：光明日报

战国竹简入藏清华

　　清华大学最近入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竹简,现在已经广为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所知了。

　　这批竹简是由清华校友捐赠抢救回来的。记得竹简来到清华的那一天是7月15日,天气很热,暑假业已开始,我们本来想只加以基本的维护,等到开学再展开工作,但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若干简受有污染,请化学家分析,证明有霉变损坏之虞。校方对此非常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家清理保护。大家放弃假期,全力投入,在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成符合要求的实验室。这项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直到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据在清理中的初步统计,清华简共约2100枚,其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到46厘米,最短的仅有10厘米左右。简上面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结体精整,至今仍很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对这批竹简进行观察鉴定,“一致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是鉴定专家们在《鉴定意见》中作的论断。

　　由于集中力量做简的保护工作,还来不及详细审视简的文字内容,更谈不上释读研究了。不过通过清理间的大致浏览,以下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大家了解,已经发现的战国竹简(还有帛书),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还有多见的遣策,即随葬物品的清单,也可附于文书类中。清华简初步观察都是严格意义的书籍,没有找出文书以及遣策。

　　与这批竹简同来的,还有一件漆木容器的残块,上有美观复杂的彩绘图案。经过试行拼合,显示可能是原来贮放竹简的书笥。在一块残部的侧面,粘贴着一小段竹简,简上有字可以辨识,这加强了容器与简相关的可能性。

　　第二,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如果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有的属于经部,但其内涵仍是富于历史价值的。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如著名的郭店简、上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不同。

　　作为随葬的书籍,总是和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1972年出土的银省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所以我曾戏言“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家”。

　　第三,这批简里有《尚书》。《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

　　《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前辈学者王国维先生80多年前的一次讲演,很可以作为评价清华简的参考。

王国维的著名讲演

　　这里要提到的,是王国维1925年7月在清华作的一次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讲演非常著名,文稿发表在《清华周刊》,后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王国维在讲演开头就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接着，王国维举出历史上三项新发现,即孔壁中书、汲冢竹简和宋代出土的青铜器,然而在讲演的后面,他不再提及宋代青铜器,只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为什么他把这两者推为学术史上的“最大发现”,需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

　　孔壁中书,是西汉前期在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史记》、《汉书》、许慎《说文》、王充《论衡》、荀悦《汉纪》及《孔丛子》等书。如《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委得其书(指《尚书》),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发现的时间,学者或依《依衡》校正为景帝末,献书朝廷者,依《汉纪》修改为孔安国家,是合乎情理的。这些书籍应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其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由于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为《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样,长期未能列于学官,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地位。西汉晚年,刘歆为此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关今古文,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讨论争辩,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孔壁中书发现影响的深远于此可见。

　　汲冢竹书,是西晋之初在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晋书》等文献及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碑》。发现的时间,有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281年)等异说,清代雷学淇论为咸宁五年,较为可信。竹简献上朝廷,有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共有书十九种,七十五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纪年》十三篇(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

　　汲冢书发现的意义也很重大。王国维前述讲演说:“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即杜预)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实际上《纪年》的影响远不止此,即以从钱穆到杨宽等先生利用《纪年》校正《史记·六国年表》一事而言,贡献就已很大,这些成果自然是王国维不及见的。

　　王国维讲的这两项“最大发现”都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都在学术史上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不管是《古文尚书》还是《纪年》,其原貌今人都看不到了。《古文尚书》在东汉已归散佚,东晋时梅赜所献,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所收,如今见于《十三经注疏》的,前人已论定是“伪古文”。《纪年》同样于唐代散佚,明以后整本流传的所谓今本《纪年》,如王国维等先生论证,也是伪书。朱右曾、王国维等学者辑录的古本《纪年》,尽管定贵,保留的佚文究竟不多。这久已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今天,幸能在清华简中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简还有不少来不及深入了解的内容,比如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与《周易》有关的占书,近于《国语》的史书等,只能留待今后介绍。

整理考释任重道远

　　专家们对清华简所作《鉴定意见》着重指出,这批珍贵竹简“由于年代久远,简质脆弱,又经过流散,清华大学已做的清理保护,是及时和必要的。建议继续吸取其他单位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将这批竹简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专家们还“希望清华大学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批竹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及时编辑出版整理报告,提供学术界研究。”这是对我们参加清华简整理工作的人员提出的严肃要求,使我们倍感所负责任的沉重。

　　简的清理保护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如何保护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项科研课题,应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来探索和实施。尤其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否脱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都须极为慎重地考虑。

　　适应文物收藏入库的要求,每枚简,包括整支和残片,都必须登录编号。简上的种种现象,都必须记录下来,至于形制、尺寸、字数等要素更不必说。

　　照像要尽快开始。这些年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片进行的,而最后的整理报告,更需要有高质量的图版。因此,对竹简的拍摄应有足够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简,还须采用红外线摄影等等方法拍摄,尽可能使文字显现出来。

　　为了将简文提供大家考察研究,整理者要做好简的缀合、编排、录写和释读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步骤是交叉进行的。当然由于能力和时间的限制,每个步骤都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但总应提供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在所有保护和整理的工作环节上,我们都期待大家给予支持帮助。我们会以适当方式,尽快向各方面报道整理工作中的发现,也一定做最大努力编写有关简报,并分卷出版竹简的整理报告。

　　虽然已有几个月了,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限于个人学力,以上所谈不过是几点初步认识,敬希大家指教。

silver

《保训》阅读杂谈

松江博物馆副馆长   杨坤


东方早报 2009-8-30 3:13:35
  

　　读了7月26日《上海书评》上高松嵩先生的文章，颇有感触。自己长期以来也对《保训》有些研究。

　　《保训》，是清华大学近年入藏的战国竹书中的一篇。这些战国竹书，均为秦始皇焚书以前士人传抄的古本。它们是比“宋版本”还要早一千多年的书籍，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失传已久的孤本。因此被视作宝物，是理所当然。对于古文字、古文献学界来说，战国篇章文字的喷涌，就如同殷墟卜辞、敦煌卷子、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裹挟着浓重的人文情怀，而令人振奋。

　　战国古文字学的知识，不是非专业人士在短时期内便能掌握得了的，但这并不妨害我们阅读竹书愿望的实现。因为每一篇竹书在呈上书桌供人阅读之前，已经经历了竹简文字的编排、隶定、句读等研究工作。以《保训》为例，读者便可以利用《文物》月刊今年第六期发表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所作的释文。同时，还需要参考李学勤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4月13日）、《文物》上的专题论述。有了这些准备，再加上古汉语词典以及电子网络的帮助，那么任何一篇缺字不太多的战国竹书，对于稍具文言文基础的读者而言，绝非难事。

　　《保训》是周文王临终训诫武王的遗言，文王以舜、微、汤三位历史人物为例，向武王阐述“中”和天命的关系。因此，“中”是《保训》的文眼，是必须求其甚解的。在近年来的一些古文字研究文章中，看图释字的风气又有所显现。《保训》的“中”也不能免于此厄，于是就有了许多想象游戏。要知道，战国竹书已经是记录音义的成熟文辞，套用象形阶段的字符来解释，免不了会刻舟求剑。

　　依靠电脑查找功能，即可对网络国学文献里的“中”字用例，进行全面搜索。通过排比这些例子，能看出古汉语“中”字主要有三大义项。一表示所处方位，二表示行事中正，三表示内心情态，后二者均由前者引申而来。

　　《保训》关于舜的文字记载，读来也头痛。逐字逐句去抠，就怕几个月也读不完这数百字的短文。翻开《尚书·舜典》，舜得到尧的信任而继承大位，聪明有政绩是一方面的因素，最重要是因为舜有玄德的缘故。其实尧也不差，《尚书·尧典》称他“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协和万邦的事功，源自尧的“克明俊德”。而《保训》恰好也提到舜“不懈”、汤“敬而不懈，用受大命”，这些都和《尚书》的文义相符。至于传授《保训》的周文王，《尚书·无逸》称他“卑服”、“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用周公的话讲，就是“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

　　微是商汤的祖先，有关他的生平史料十分贫乏。所以对《保训》有关微“假中”、“追中”的文字记载，暂时可以搁置不论。但从《保训》“微志弗忘，传贻子孙”的记载来看，这个“中”，只能用第三义项来解释。

　　但是，作为内心情态的“中”，也是有其变化的。《尚书·盘庚》“设中于心”、《论语·尧曰》“允执厥中”是一类，均指自身德行的最佳标准。《保训》所要表达的“中”应与之接近，也就是类似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内圣外王的传统思想理念。而《礼记·中庸》对“中”的表述，则又有所发展，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已是一种比较虚空且哲学化的概念了。

silver

允执厥中 有恃无恐
——清华简《保训》篇的“中”是指“中道”吗？

高嵩松

东方早报 2009-7-26 3:28:26




清华简《保训》

　　

　　

　　今年初，《文汇报·学林》刊登了吴从周先生《口戕口》一文，其中说道：

　　由于通假字的大量存在，给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带来了不少空间，有时甚至的确是“好让想象力得以自由游戏”（was der Einbildungskraft freies Spiel l■sst，Laokoon）的……望文生义（au pied de la lettre）地解释往往是歧义纷呈的根源之一。

　　数月以来，随着清华简《保训》篇的公布，我发现报刊网络上各家对该篇里“中”字的考释，恰可作为这段话的好注脚，于是想接着吴先生的话题谈一下，想不致有“续貂”之诮吧。

　　

　　一

　　《文物》月刊今年第六期刊登了《保训》的照片、释文，还有李学勤教授的论文。简文共十一枚简，三百馀字，现结合其他各家的意见，录文以便讨论。常见的通假字，如隹（唯）、女(汝)、才（哉）、旧（久）、解（懈）等，及假借字为字库所无者，径写本字，其他则将本字注于圆括号内。原简文字连写，笔者分了段落。

　　唯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历），恐述（坠）保训。戊子，自溃（沬）。己丑，昧[爽□□□□□□□□□王 ]若曰：

　　“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箸（书）受之。钦哉，勿淫！

　　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鬲（历）茅。恐，救（求）中。自诣（稽）厥志，不讳（违）于庶万眚（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埶（迩），乃易立（位）埶（迩）诣（稽），测（则）阴阳之物，咸川（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於呼！祗之哉！

　　昔微矵（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伓（伏）厥罪。微亡害，乃追（歸）中于河。微寺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康（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於呼！发，敬哉！

　　朕闻兹不旧（久），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日不足，唯宿不羕。”

　　这篇简文记载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其中主要讲了有关舜和微的两个故事，有“求中”、“得中”、“假中”、“归中”等语，显然“中”是本篇的核心思想所在。

　　

　　二

　　既然“中”是理解此篇简文的关键，那么简文提到的四个“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各家说法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李学勤先生认为“中”是指思想观念而言，即“中道”。他的论文在谈及舜与中的问题时引了《论语·尧曰》篇第一章前几句：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此章文句不甚连贯，前人早就怀疑有阙文。而《尚书·大禹谟》中有舜帝对禹讲的一段话，与上引尧曰的内容相似，但多出不少内容：

　　帝曰：“来，禹！……天之历数在尔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毋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论语》的“允执厥中”、《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被朱子称作道统。但众所周知，《大禹谟》已被清阎若璩等人辨为伪作，是所谓的“伪古文尚书”。虽然如此，李先生还是敏锐地指出：“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光明日报》4月13日）那么，舜故事中的“中”是否真如他讲的那样，与所谓“中道”思想有关，“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和传统，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文物》2009年第6期）呢？

　　我的回答倒是否定的。

　　

　　三

　　这必须要联系微故事方能讲清楚。从下文微“假中于河”、“归中于河”来看，显然这里的“中”绝非形而上的“中道”。很多学者也注意到这点，他们或是把“中”释为官府簿书，类似诉讼的判决书。或说“中”像旌旗，从而引申为军旅。而有个搞天文的学者，则一会儿把舜故事中的“中”释作测日影的立杆，说“求中”即求大地之中，地中即所谓“中国”；一会儿又将微故事中的“中”解为“建中立极”的祭坛。真让人有些无所适从了。还有几种解释更不着边际，就不再介绍了。

　　虽然《保训》篇原文有许多假借字，但大多数研究者是把“中”读作本字的。不过，一位网上作者没有望文生义，而将“中”看成是假借字，读为“众”，他认为“求中”、“得中”于文献无征，而“求众”、“得众”则多有，特别是《礼记·大学》篇的“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一语，“几乎可以说就是《保训》舜事的天然注脚”。还进一步指出：

　　《保训》之“中”可求、可得、可假、可归，自是实物而非虚辞，又证以《竹书纪年》“假师于河伯”，则《保训》之“中”正与《纪年》之“师”对应，而“师”之训“众”，典籍多有。

　　他的这些意见与我初读简文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我绝无贪天之功之欲，只想在此再申论一下。

　　案“中”是端母冬韵字，“众”则为章母冬韵，古音十分接近。虽然，古书中“中”与“众”直接通假之例尚未见到，但“中”与“终”、“终”与“众”则多有通假之例（见《古字通假会典》22-23页）。因此，“中”可通假为“众”，从音理上讲是可以成立的。这样解读，此篇内容无不文从字顺。众即民众，从简文不断提及“求众”、“得众”、“假众”、“归众”来看，周文王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本思想。

　　

　　四

　　吴从周先生那篇文章中还说过：

　　虽然现在“清华简”中惊人的《尚书》篇章尚未公之于世，但即便将来这些先秦时代的真《尚书》可以进一步证明今传本《古文尚书》的确是伪书，也决不能否定其中蕴含的古人思想的精华……更何况《伪古文尚书》中确实存在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是尽可供人们搜讨以资论文、论学的。

　　这确是见道之论，《保训》中所讲的舜、微等君后与众的关系，恰可作上引《大禹谟》“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的注脚。而《保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等语，也可与《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毋庸”、“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相参证，两者思想可谓一脉相通。

　　“微寺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这句话中的“寺”，李先生录作“志”，其实“志”字前文已见，与此字形不同。即使有人认为“寺”、“志”二字可通假，此语所表达的也不过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不能由此推测“中”是思想观念。既然“中”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无涉，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将它与儒家思想中的“中道”、“中庸”等相比附了。

　　或谓“寺”通“持”，“忘”通“亡”，意为持而不失。我则以为“寺”可读做“恃”，微所“恃”者，乃前文之“中”即“众”也，用现在的大白话讲，就叫“依靠群众”。舜在“得众”前是“恐”的，“得众”后也是小心“翼翼”、“不懈”怠的。而微则不仅在伐有易的过程中“假众”、“归众”，并能将 “一切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牢记在心、永远保持下去，当然他就能有“恃”而无“恐”， 无往而不胜了。永葆这种“走群众路线”的精神，大概就是所谓“保训”的真谛之所在吧。

　　

　　五

　　出土古文献很难释读，有时读如本字，有时则需按通假字来处理，而通假为何字又会人言言殊，读如本字的解释有时也是众说纷纭，上举《保训》“中”的考释便是一例。

　　此篇中其他字的释读，各人见解也多不同。如“不豫”的“豫”字，原文从疒从余，而李先生释为“瘳”，不确。“亲耕于鬲茅”的“茅”，各家多根据上博简的“历丘”而释作“丘”，我则以为是“亩”的假借字。又如“身兹备”，李先生读为“身滋备”（备训为慎），我则疑“身兹”可读作“仁慈”，因为“仁”字在楚简中多写成从身从心，而战国玺印中常见一种箴言印曰“中身”，就读作“忠仁”。再如，与篇末“日不足，唯宿不羕”类似的话也见于一些传世文献。其中“羕”字，《逸周书》作“悉”，李先生据此将“羕”通假为“详”，其他学者则多据一些古书中的“宿善不祥”之语，把“羕”读为“祥”。而我则读作“永”，盖“日不足”与“宿不永”可互文见义。至于文献中“悉”字，则可能是由“羕”先错成“恙”，再讹作“悉”所致。

　　出土文献值得重视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它往往能纠正经历代传抄刊刻的古籍中许多不易察觉的错误。以《论语》为例，《述而》篇中孔子的名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據”，在郭店楚简中写作“柙”字的古文（与“據”字形近），在此应读为“狎”，就是一著例。前面提到，李先生已注意到《论语》等文献中尧舜所言“允执其（或作厥）中”的传统。我受《保训》的启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即把这个“中”也读作“众”。“執”（执的繁体）与“埶”在古文献中有形近致讹的现象，而“埶”即“迩”的假借字，见于上引《保训》等各种古文字资料。因此，“允执厥中”疑可读为“允埶（迩）厥众”，也是亲民的意思，这正与《保训》篇中要表达的民本思想有内在的关联。

　　《保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可与《孟子·离娄下》“汤執中，立贤无方”联系起来看。朱熹认为这句话并不是讲“执中道以立贤”，而是“执中自是执中，立贤自是立贤。只这‘执中’，却与子莫之‘执中’不同”（见《朱子语类》卷五十七）。我则疑此“执中”也可读为“埶（迩）众”，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自然能从中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这样读文义贯通，不必“执中自是执中，立贤自是立贤”了。当然，我并非要将古书中所有的“执中”都改读，如《孟子·尽心上》就有“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的话，两者应该区别对待。

　　

　　六

　　随着清华简的不断整理，相信一定还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但也会面临如何阐释的棘手问题。这些古代文本中定会有不少“陷阱”，即使最权威的学者，想必也不能“有恃无恐”地保证自己的解释是最合理的，谁也不能够绝对做到“允执厥中”。但我相信，在相互讨论、不断切磋中，真理会越辩越明的。不过，首先得将这批“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的宝贵资料尽快刊布，这样才好让大家来共同研究，共襄此学术盛事。■



高嵩松

silver

也谈通假

伽俐略路 Tschaifan

东方早报 2009-8-30 3:13:43
  

　　高松嵩先生在《允执厥中 有恃无恐》（《上海书评》2009年7月26日）一文中对《保训》的“中”字提出了新见，认为这个字并不是李学勤先生所说的“中道”，而是通“众”，意即民众。对于这个观点，我也打算以我浅陋的语文知识，与高先生“商榷”一下。

　　高先生认为“中”与“众”是通假关系，个人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高先生的论据是“虽然，古书中‘中’与‘众’直接之例尚未见到，但‘中’与‘终’、‘终’与‘众’则多有通假之例。”这个线性逻辑看起来有点奇怪，这不就是说A与B有交集，B与C有交集，则A与C也一定有交集了么？这个推论恐怕难以成立。我不赞成“中”通“众”，原因有这么两点：一，诚如高先生所说，古书中“中”与“众”相通之例尚未见到。二，我浅薄的语文知识告诉我，通假与谐声的关系比较密切。古人用字不像现在这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张冠李戴是常有的事，只要读音差不多，抄书的时候就经常容易把A写成了B，B写成了C。所以说，读音相同或相近是假借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同一个谐声系统中的字，比如工、红、贡、虹、杠、扛，在古代读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因此呢，在通假字里，同谐声音系的字占了大头。当然，不同声系的字也有相通的情况，而且也不少。比如蚤和早、兢和矜等等，这是古代人比较习惯的用法。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就喜欢故意用些借字，以近古风。讲到谐声音系是要做什么呢？你单讲一个古书中没有“中”与“众”相通的例子就否定“中”与“众”相通，恐怕有很多人还是不能信服。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整个的谐声系统，“中”当然是中声系的，“众”繁体作“衆”，从“乑”得声，因此是“乑”声系的，我们去翻《古字通假会典》，也还是没有发现哪怕一个从“中”的字与从“乑”的字相通的例子。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中”与“乑”这两个家族从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现在高先生硬要把“中”与“众”扯到一起，恐怕还是值得商榷的。

　　我在网上发现有人提出这么一条材料：《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的“用其中于民”与《保训》中有关文句的结构、用法不可谓不相似，“用其中于民”前面有个“执其两端”，显然不能读作“众”了吧。高先生引经据典，唯独没有注意到这一条，似乎也有点不应该。

　　另：李零先生《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中国文物报》2009年5月20日7版）一文中说到，“中”字历来学者有三说：（1）旗帜说（唐兰说）；（2）圭表说（温少峰、袁庭栋说）；（3）风向标说（黄德宽说）。李零先生将此三说折衷为古书中的“表”，如《左传·昭公元年》“举之表旗”，“表”常在军中用于合军聚众。若进一步虚化，四方之极，天子居中，“中”代表着权力。这个说法似乎比讲成“众”要靠谱一些，可备一说。

silver

再说“中”兼答Tschaifan君

高嵩松

东方早报 2009-9-6 2:38:01


　　《上海书评》8月30日刊发了读者Tschaifan对拙文《允执厥中 有恃无恐》的商榷。笔者不敢苟同，兹答复如下：

　　我说“‘中’与‘终’、‘终’与‘众’则多有通假之例”，只是想表明，从音理上讲“中”、“众”有通假的可能性。另外前面还说到“‘中’是端母冬韵字，‘众’则为章母冬韵，古音十分接近”，这也是为了证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Tschaifan君说：“‘众’繁体作‘衆’，从‘乑’得声，因此是‘乑’声系的，我们去翻《古字通假会典》，也还是没有发现哪怕一个从‘中’的字与从‘乑’的字相通的例子。”读了这段话，不禁哑然失笑。首先，“衆（众）”是个会意字，而不是形声字。甲骨文的“众”一般写成“日”下有三人之形，而金文“众”字所从的“日”常作“目”，变成“目”下三人了，“眾”字（下部即三个“人”）就是从此而来，而所谓繁体的“衆”实从“眾”讹变而来，上部的“目”变成“血”了。大概看到《古字通假会典》23页上有“乑字声系”字样，Tschaifan君便把“衆”说成是“从‘乑’得声”了。其实这个“乑”不是声符，根本谈不上什么“谐声声系”，《会典》把它当作声系是不正确的。

　　这本《通假会典》只是对部分古书及出土文献中的通假情况所作的不完全归纳，怎么能执此一编，反过来“本本主义”地去看问题呢？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献中涌现了大量前所未见的通假字，正为我们研究古音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而未反映到这部二十年前出版（编纂则更早）的工具书中的通假现象又不知凡几。况且，人绝不是学了语法才能张口说话的，语言规律是不断从语言现象中归纳出来的，而绝不能相反，教条地拿现成的规律去看待新发现的语言现象。如果可以现成地在《通假会典》中找到答案，那古文字研究岂不是太容易了吗？

　　Tschaifan君“在网上发现”有人提到《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一语，便责怪笔者“引经据典，唯独没有注意到这一条，似乎也有点不应该”。

　　其实，拙文已郑重声明“我并非要将古书中所有的‘执中’都改读”，“執中”二字不能尽读作“埶（迩）众”，这本毋庸赘言，我不是早就说过“两者应该区别对待”吗？Tschaifan君还引了《中国文物报》上李零《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一文的观点。其实，《文物报》还刊登过其他几位学者解读“中”字的文章，我都拜读过。只是觉得，李说把“中”解释为用于合军聚众的“表”，又把“中”字虚化代表“权力”，这种说法仍不能将《保训》里的四个“中”（即舜“求中”、“得中”，微“假中”、“归中”）全部讲通。试想微伐有易，先“假中于河”，胜利后又“归中于河”，如果把这两个“中”理解为“表”或“权力”，不是很荒唐吗？难道贵为夏王的微没有“权力”吗？还要不辞辛苦地到河伯那儿借这块“表”吗？我认为，不通盘考虑《保训》篇的语境，即使能部分地讲通舜的“求中”、“得中”，也还是一种“断章取义”式的解读。  

高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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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带来新视野 被称汉代以来第三次大发现


来源：新京报 2010年01月20日08:28




　　李学勤认为，“清华简”是可以与孔壁书、汲冢书并提的大发现。

　　2009年度新知话题·话题1

　　2009年4月25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宣布，已确认“清华简”的身份，多篇文献重新面世，并发现了周武王的乐诗。

　　这一新发现可以追溯到2008年7月。当时通过校友的捐赠，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竹简典籍，与这批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这批简因此被称为“清华简”。“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到46厘米，最短的为10厘米左右。经全国11位权威学者专家的观察和鉴定，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5个月后，清华大学对这批“清华简”进行了科学测定。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

　　不过，由于较长时间流散，这批简到清华大学时部分已经发生霉变。在对竹简进行逐片清洗保护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专家也加入其中开展了清华简的摄影工作。此后，根据照片进行初步释读和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

　　同时，研究人员也对“清华简”进行了释读研究。由于《尚书》目前有传世的内容，所以最初接触时，研究人员就认出了“清华简”中《尚书》的内容。在对这些战国中期偏晚的清华简的初步释读中，研究人员发现竹简上所记载的《尚书》应属《古文尚书》。历来饱受争议的《古文尚书》终于露出真容。

　　“清华简”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而自2009年4月25日公布清华简最新研究成果后，目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已释读出八九篇内容。其中包括《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完全不是一回事。而最新释读出的《金滕》也与伪古文不一样。该篇讲述的是周武王生病后，周公祈祷用自己的身体来代替。研究人员指出，《金滕》虽有传世本，但与清华简相对照，文句多有差异。

　　自秦代焚书后失传的多篇《古文尚书》还仅仅是“清华简”的一部分内容。与此同时，诗、礼、乐的材料都有。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篇编年史书，时间跨度是从西周初期到战国初，很多内容此前闻所未闻。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表示，将于2010年底2011年初将目前的研究成果编辑出版。

　　【专家观点】

　　“第三次重大发现”

　　“清华简”让我们发现了成批的先秦“秦王焚书”以前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都属于经史类典籍，包括《古文尚书》。此前，我们成批出土的都是诸子百家的，经史类的还属于第一次。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不光有《尚书》，《诗》、《礼》、《乐》的材料都有。“诗书礼乐”是流传了2000多年的经典，而“清华简”中的这些内容是我们即使过了多少年也会常讨论的。从此次清华简发现的部分《尚书》内容来看，见于《十三经注疏》中的《古文尚书》确实是靠不住的。这批清华简中，应该有20篇左右《古文尚书》的内容，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更多的却是前所未见的佚篇。这对我们认识真正的《古文尚书》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还有与周代历史有关的，包括楚国历史。这些内容过去有些书中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新发现的内容则可以纠正传统误解、对周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建立都有极大意义。由此，这批“清华简”的发现研究，不仅是对文献本身的，还有给我们打开了认识古代的面貌的新视野。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

　　采写/本报记者李健亚

silver

中新网 2012年01月06日 08:18　来源：北京日报

　　清华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内，专家正在观摩一批尚待研究的战国竹简。这批竹简被浸泡在特殊的药水里，独立绑在薄玻璃片上，都做了详细的标记。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文物很“脆弱”，怕见光和细菌，专家们短暂观察后，竹简马上又被送回保存箱。

　　本报记者 戴冰摄(资料照片)

　　“清华简”上字迹清晰可辨。

　　专家展示部分清华大学珍藏战国竹简的研究成果。 清木摄(资料照片)

　　“清华简”打开了认识古代面貌的新视野。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激动地看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事实证明，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真正的古文《尚书》命运多舛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我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尚书》唯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清代学者阎若璩还专门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系统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不伪，认为现存的古文《尚书》可能是根据秦火以后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

　　传世《尚书》与“清华简”不符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长久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

　　“清华简”还发现《尚书》新篇目
　　据刘国忠介绍，“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尹至》篇共有4支竹简，简长45厘米，原无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简的长度与字体风格均与《尹诰》篇相同，内容也密切相关，篇中所述的是伊尹见商汤时的对话。
　　在简文中，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即宠爱琬、琰两位妃子。简文中还提到了夏民发生疾病。夏末疾病流行、民众困苦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尹至》的面世，使我们对夏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先秦《尚书》一类的文献确实是很多，除了百篇《尚书》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篇目。”刘国忠说，“而我们居然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新读到百篇《尚书》之外的《尚书》类文献，真是太有眼福了！”

　　“清华简”解密
　　一套深蓝色、超规格、线装六开本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近日正式出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这部珍贵历史著作命名为《系年》。《系年》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秦人最早居住地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在我国历朝历代中，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但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秦人从哪里来，秦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学术界历来有种种看法，争论已久。这部被命名为《系年》的历史著作，或可为这些学术争论画上圆满句号。
　　《系年》第三章中记载：“飞廉东逃于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 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认为，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秦人最早的居住地在“邾 ”，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曾记载：“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但当时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李学勤介绍说。
　　“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李学勤说，“但在《系年》发现以前，从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一事，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在《系年》的记载中，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 ’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李学勤说，“‘ ’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 ’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近年来的考古已证实，甘肃甘谷西南，即今甘肃礼县西北，正是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

　　对《史记》等典籍或有重大订正作用
　　《系年》或可对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
　　据李学勤教授介绍，“清华简”《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之后，历经1700多年，我国又一次重新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根据简文所叙述的史实，《系年》约作于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的楚肃王时代，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可对我国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
　　《系年》简文还是一部周朝的断代史。其中第一至四章综述西周史事，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讲到周王室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兴起，特别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东迁的历程等，许多地方足以补充和纠正传世史籍的记载。 “《系年》简文中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所记重大事迹多为传世文献所缺载，真正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必将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李学勤说。
　　据介绍，“清华简”总数量约为2500枚，整理研究工程浩大，预计整个整理出版工程将耗时十年以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辑均收录竹简的原大与放大图版、释文与注释、竹简字形表等，将对我国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次披露周文王临终遗言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太子发交代些什么？我国古史书籍中从未见过。“清华简”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披露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专家们认为遗言里“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简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是“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并被命名为《保训》，现已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一书中。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保训》简的释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第二天他把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
　　“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宝训’，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
　　“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李学勤认为，《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安徽大学中文系黄德宽教授认为，《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延伸阅读
　　“第三次重大发现”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同年7月15日，装载着竹简的塑料箱通过海关抵达清华大学，一开箱，大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据介绍，竹简在流转海外的过程中，持有者大概为了卖个好价钱，就用竹片把竹简托起来，但是他们用的竹片没有经过消毒处理，搞得竹简上全是霉点。其后，专家们用最小最软的画笔洗掉霉点，把竹简泡入无菌蒸馏水里。在校方的支持下，还为竹简建起了恒温恒湿的保藏室。
　　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专家还请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李学勤说：“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批竹简出自湖北，它的制成年代是在白起伐楚(公元前278年)之前。”
　　拍照后，专家们将简的数码照片投影于墙壁上，一枚一枚地依次试读。这样的读法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批竹简久已散乱，大多数失去了原来的次序，折断的也没有拼合起来；另一个是竹简上的战国文字久已失传，解读起来有很多障碍。
　　不过，专家们就像玩拼图一般，根据竹简长短、编绳位置、版式、字体和字符间距、竹简内容等对各种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终于在竹简中找到了至少63篇书。
　　“清华简”让我们发现了成批的先秦“秦王焚书”以前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都属于经史类典籍，包括古文《尚书》。此前，我们成批出土的都是诸子百家的，经史类的还属于第一次。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清华简”中不光有《尚书》，《诗》、《礼》、《乐》的材料都有。“诗书礼乐”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经典。此外，还有与周代有关的历史，包括楚国历史。这些内容过去有些书中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新发现的内容则可以纠正传统误解、对周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建立都有极大意义。由此，这批“清华简”的发现研究，不仅是对文献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还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古代面貌的新视野。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

silver

中新网 2012年01月06日 09:42　来源：广州日报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


　　儒家经典文献——《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而对《尚书》现存版本《古文尚书》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在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清华简”中，专家们通过研究失传多年的《尚书》原貌发现，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是“伪书”。

　　昨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清华简”给古文《尚书》真伪之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网友质疑“伪书”之说早有定论，作为证据的“清华简”来历不明，有出版炒作之嫌。

　　文/本报驻北京记者于梦江

　　争议史

　　古文《尚书》真伪无实证

　　刘国忠教授告诉记者，《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这就是《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现在流传的《尚书》分为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这也给《尚书》带来了“灭顶之灾”。西汉时，有个名叫胜的博士伏生把《尚书》秘密藏在宅中的墙壁间，等取出来时，书已散乱不堪，只有28篇。刘国忠介绍，由于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入学官，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相传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写成的竹简，由于汉以前多用大篆或籀文，所以这些被称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也是孔子的后代孔安国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发现多出了16篇。

　　在而后的战乱之中，古文、今文《尚书》都失散，不存在了。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朝廷将其颁行天下，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刘国忠教授介绍，从宋朝开始至今，许多学者都在质疑这部书的真实性，其中包括朱熹等学者，但大多从文字以及内容上来考证，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于是古文《尚书》的真伪之争便一直延续下来。

　　“清华简”

　　2008年捐赠成证伪主证据

　　对古文《尚书》真伪争议给出证据的是“清华简”。

　　据介绍，“清华简”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此外，在《说命》篇中，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刘国忠说，经过研究对比，证实了现行流传的古文《尚书》与战国时期的《尚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证实确系“伪书”，这给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一个明确的结论。

　　广州日报：有网友提出，清华简2008年就入藏清华大学，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得出古文《尚书》伪书的结论？

　　刘国忠：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清华简”之后，立刻开展了对“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到2009年和2010年，已经研究出对《尚书》真伪的成果，我们还出了一本书，名叫《走近清华简》，里面也有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研究结果，只是这两天被媒体广泛报道出来。

　　广州日报：“清华简”是判定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证据，有网友质疑“清华简”的来历，一直都说是一位清华校友捐赠的，那么捐赠之前“清华简”有什么身世之谜？

　　刘国忠：“清华简”是被人从墓葬中盗出来的，辗转到了香港，后经过一位清华的校友捐赠给了清华大学，至于是谁从哪个墓葬中盗出来的，现在还不清楚。2008年，我们对清华简进行了严格的鉴定，一是专家鉴定。清华大学邀请了11位全国研究竹简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内容大多为前所未见的“经”、“史”类书。二是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通过测定含水率等物理、化学方面的鉴定，证实了清华简的真实性和价值。

　　广州日报：现存古文《尚书》是伪书，它是否具有价值？

　　刘国忠：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说古文《尚书》是伪书，只是说它不能作为研究先秦的依据。但该书流传2000多年，且流传范围很广，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对传统文化起到了深远影响。比如对理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古文《尚书》中有一篇《大禹谟》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

　　网友评论：

　　《尚书》是伪书又怎么了？  

　　质疑1：

　　已有定论为何再炒作？

　　@孤心俱乐部：就说怎么又把“梅传《古文尚书》乃伪作”的新闻捣腾出来，敢情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列的第贰卷出炉了。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第壹卷由中西书局问世时，还是小有卖点的——只是现在再拿出来，对于有一定基础的人而言就毫无疑问是碗冷饭了。

　　质疑2:

　　“清华简”来历不明

　　@檀作文：汉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乃今文尚书。五经正义本尚书五十八篇，即古文尚书，被考定为伪古文尚书。近人考订系委托西汉孔安国所传，实晋梅颐所伪。“清华简”未多关注，不知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东西。言有易，说无难。证今文尚书传承有自，不难。然亦恐清华简尚书与今文尚书同源，不足证古文尚书之真伪。

　　@wanghuahui：古文《尚书》证伪明清之际早已尘埃落定，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清华简”说不定也是删减簒改过的阉割本？

　　质疑3:

　　是伪书又怎样？

　　@洋风汉魂：古文《尚书》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因为可以根据其中的文字和论点研究伪造者当时的学术思想。所以，伪书不伪书的对于今人来说其实并不如阎若璩的时代那么重要。

　　名词解释：“清华简”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这批竹简于2008年7月15日被运到清华大学。校方立即组织专家，用3个月时间对它们进行了清理保护。据清理，清华简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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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2年01月05日 07:46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记者张建松）一套深蓝色、超规格、线装六开本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正式出版。这标志着一部已经失传２３００多年、或可对传世的《左传》、《国语》和《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的珍贵历史著作重新面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这部珍贵历史著作命名为《系年》。《系年》共有１３８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２３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清华简”《系年》约作于公元前３８０年至公元前３７０年的楚肃王时代，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可对中国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
　　《系年》简文还是一部周朝的断代史。其中第一至四章综述西周史事，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讲到周王室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兴起，特别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东迁的历程等，许多地方足以补充和纠正传世史籍的记载。第五章以下叙述了春秋战国史事，内容更为详细，多能与《左传》《国语》《史记》等有关文献参照印证。
　　解读“清华简”，专家们认为，自西周以来被贬斥为蛮夷的楚国，当时已经深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而且对这一文化传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当时中国各个民族互相融合、文化彼此交流的大趋势造成的。
　　“‘清华简’进一步证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地区的统一国家，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共同缔造的。”李学勤表示，《系年》简文中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所记重大事迹多为传世文献所缺载，真正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必将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 链接 ·
　　２００８年８月，一批流散境外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随即开展相关保护与研究工作。在教育部、科技部等支持下，“清华简”的整理研究报告陆续推出，并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正式出版。《系年》是第二批整理研究成果。
　　“清华简”总数量约为２５００枚，整理研究工程浩大，预计整个整理出版工程将耗时１０年以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辑均收录竹简的原大与放大图版、释文与注释、竹简字形表等，将对中国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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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12月30日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12月1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发布会。

　　会上，发布了在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中新发现的一部秦以前的古代史书，命名为《系年》。全书为一篇，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良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特别是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将对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推动先秦历史研究　　

　　《系年》可以看做是一部记载周代历史的断代史，以其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等引起了先秦史、简帛学等学科学者的关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将对先秦史、史学史等领域产生推动作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介绍，《系年》的发现是近现代以来前所未有对古代史书的一项发现。《系年》中篇幅最大的部分是第5—19章，内容为春秋时期；第20—23章，主体为战国早期的内容，下限为战国中期楚肃王时期。书中记述了周朝的建立，晋、郑、楚、秦等国的兴起。该书的目的是讲述当时列国形势的由来与发展。书中记载的内容补充和纠正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解决历史学、经学长期讨论的一些疑问，如书中记载秦人起源于东方，因反周而流放到今甘肃大堡子等地，与考古发现吻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指出，清华简提供的材料填补了先秦史的空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系年》记载了诸多周代重大问题，如周代设立“三监”、“共和执政”的确切含义、周平王东迁、秦人的源流等。

　　文献性质仍是未知数

　　《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1700多年之后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西晋咸宁五年(279)，在今河南省汲县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部由魏国人撰写的通史《纪年》(又名《竹书纪年》)。但是，该书早已散佚，只有零碎佚文收入辑本。由《系年》记载的史事看，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前380—前370)，成书时间早于《纪年》。

　　对于该篇的文献性质，学者存在猜测和争议，目前尚无定论。定名为“系年”也是暂名。宋镇豪认为，《系年》是楚国史官所作具有纪年大事意义的史书。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认为，中国上古时期主要有两种纪年形式的史书，一种是单国的历史编年；一种是多个国家综合、比较的编年体，《系年》属于后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认为，《系年》可能是一部相关史料的摘抄本，可能是楚国史官从周王室史官或从其他有纪年记录的史官记录中将有关楚国或者楚、晋关系的材料整理、编纂而成的，并非独立成篇的古书。

　　清华简整理按部就班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收入了《系年》的图版、释文和注释，它的出版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学者们认为，对《系年》的讨论刚刚开始，在文字学、文献学、史学史等方面都有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

　　李学勤指出，对《系年》的整理、考释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其与传世文献结合，与考古材料特别是金文的结合研究，需要学者们深入讨论。

　　会上，一些学者指出，将《系年》的文字与先前出土的金文等文字加以参照，有助于破解一些长期存在的疑难文字，纠正过去释读中出现的问题。另外，《系年》中的一些释字也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思考。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徐在国也表示，以《系年》为代表的清华简提供了新材料，过去可能将金文等一些字释错了，需要加以纠正。

　　据悉，全部清华简预计出15册，大体上每年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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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月05日 07:38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部分“清华简”。 资料照片

　　古老历史文献——《尚书》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看到了失传多年《尚书》的真正原貌，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２８篇，被称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１６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５８篇，包括今文《尚书》３３篇、古文《尚书》２５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
　　中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
　　（记者张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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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造假 被戏称最强盗版

中新网 2012年01月07日 12:31　来源：四川新闻网

　　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一书近日正式出版，其对大量古代典籍的重大订正作用受人关注，而由此“《尚书》系伪书”的消息也在网上热传。不少网友惊呼之前所学《尚书》竟是错的，而一些网友和媒体质疑清华大学所鉴定“清华简”的来历及其出版炒作嫌疑。昨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表示，网友误会了研究成果，《尚书》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是伪书，但今文《尚书》没有问题，对于涉嫌炒作的质疑，刘国忠表示，书籍在去年已经出版，并且“没有必要炒作”。

专家：网友误会了，标题也没对

　　近日，一条“传世两千多年，《尚书》确系‘伪书’”的新闻在网站和微博上被疯狂转发，文中介绍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相关专家通过对“清华简”的研究，对比失传多年的《尚书》原貌发现，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是“伪书”。不少网友惊呼自己所学的相关古文知识竟是“伪造”的，还有网友称《尚书》是“史上最强盗版书”。

　　对于这个问题，刘国忠表示，《尚书》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今文《尚书》是可靠的，而古文《尚书》是假的，两者的流传不同。对于一些新闻标题里直接提《尚书》而不是“古文《尚书》”，他表示这有问题，并且对于一些新闻里所称“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他解释到，“其实古文《尚书》的流传也没有2000年，只能说将近2000年，东晋时出现的东西。”

“清华简”证明古文《尚书》系伪

　　对于这批被称为“清华简”的竹简的来历，刘国忠介绍，“清华简”是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这些简的具体出土地点已经不知道了，大概是在湖南湖北一带，当时被盗掘，然后被走私流散到了香港。这个消息流传回来后，清华的校友听说这批竹简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就把它买下来，无偿地捐给了清华大学。对于如何通过竹简鉴定古文《尚书》真伪，他说，“我们根据我们掌握的清华简的篇目来说，有很多篇目和古文《尚书》是一样的，但内容却完全不一样，而竹简是战国时的，所以古文《尚书》的来历是很可疑的，不可靠。”

　　而除此之外，“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古文《尚书》依然有学术价值

　　既然竹简证实了古文《尚书》是伪书，那么会不会对整个学术研究造成重大影响，之前对其的研究会不会都是“误入歧途”？刘国忠解释，学术发展历程中，有些东西虽然说是“以讹传讹”，但流传下来的东西也会有独特的价值，不能说古文《尚书》因为是伪的就没有任何价值，实际上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把它当做先秦时期的书籍，当做汉晋时期的书籍来看的话，它依然有重要的内涵和价值。

　　记者就此事致电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尚书》真伪属于学术界的讨论，《尚书》相关书籍的出版内容是否会因此改变，要看有没有人引用“清华简”的内容放在自己的书里面。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链接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相传为孔子编定。秦始皇时《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时，有人把《尚书》秘密藏在宅中的墙壁间，因其以汉隶书写，故称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相传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写成的竹简，由于汉以前多用大篆或籀文，所以这些被称为古文《尚书》。

　　在而后的战乱之中，古文、今文《尚书》都失散。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现今流传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宋朝至今，朱熹等学者都在质疑这部书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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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  
中新网 2012年01月10日 11:44　来源：深圳商报　　

　　近日，伴随“清华简”第二批研究成果的发布，一则名为《传世两千多年古文＜尚书＞被证实确系伪书》的新闻在微博广泛流传，引发热议。其实，对于关注“清华简”的人来说，这算是“旧闻”了。只不过文中“确系伪书”及“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的说法，比较此前的谨慎推断，相当于给传世古文《尚书》的真伪之公案下了最终判决书。

　　有人质疑此判，认为二《尚书》可能分属不同传承统绪，有人怀疑“清华简”之真伪，但当前尚未有足够有力的反驳。笔者无意纠缠其结论的“真伪”，而更关注此判对学术走向的影响。毕竟近年来，许多学者正积极思考并试图解决由古文《尚书》之真伪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能否走出“疑古”？如何走出“疑古”？

　　“清华简”虽来历不明，但基本可以确定竹简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其《尚书》内容代表秦“焚书”以前的写本遗存。而被怀疑证伪的“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所依据的版本是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58篇《尚书》(题孔安国传)，是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出的25篇古文《尚书》。

　　对于这25篇的真伪问题，自北宋以来就存在讨论。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囊括前说，在朱熹以迄梅赜等人的辨伪方法和考证成果之基础上，共举128条证据以证古文《尚书》是魏晋间某人的作伪。该著发表以来，有黄宗羲与之作序、钱大昕给他作传，又有两朝皇帝予以盛赞、纪晓岚为其定案，还有姚际恒、惠栋、程延祚、崔述等人继此补证……，这在“疑古”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

　　一方面，学界自此几乎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即便存在诸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类的异声)；另一方面，阎氏藉此奠定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路数。他不仅被江藩列为清代汉学家之第一人，还被梁启超誉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更影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的治学命运：正如周予同所说的“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他们对清人的考证方法和辨伪结论多有取鉴、发挥，开创了全面怀疑古文经学的新时代，改变了传统古典学的面貌。

　　当时余嘉锡、刘咸炘等人即已针对这股全面疑古之风进行了反驳，介绍先秦古书的著述与传播通例，强调辨明宗旨、体例为先，时事、词气之考次之，警惕考证太密、诬真为伪。七十年代以来出土、入购的大量竹简、帛书，为人们研究古书体例及流传规律提供了珍贵证据，也往往验证了余、刘等人的观点。不仅如此，与古文《尚书》一样自宋以来就被质疑为伪，并在20世纪初几被断定为伪的儒家古籍如《孔子家语》，在七十年代出土的西汉文献、九十年代上博入购的战国楚竹书中，都找到了可相对应的文字。类似情况的还有子书《孙子兵法》、《文子》、《鶡冠子》等，证明“疑古”思潮中的许多“证伪”是不正确的。这些都鼓舞了当今学者积极反思“疑古”，基于古书通例重新构建考察的方法论。

　　“清华简”虽确认古文《尚书》为伪，但证伪者也强调这并不否认伪古文《尚书》的历史价值。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说：“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陈寅恪是从史学通识的角度，来提醒学者勿纠结于“真伪”这一相对问题，以更好地运用史料。这实际上也是古人对待疑似伪书的理性态度，《四库全书总目》论《孔子家语》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他们跳出“真伪”的框框，更注重其文之所据，学之所本。

　　有人说，“学术的目的是求真，它反对并会最终揭露任何意图、任何形式的造假作伪。”然而，证伪乃是作为一种为学功夫而不可视为为学依归；辨别古书真伪的目的，应是为了获取至于善、美的真学问。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要在抱存“圣人之志”，坚持阅读三代两汉之书数年之后，达到“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的境界。辨伪非为证古书之伪而证之，乃是为了能通达古人之文、古人之思、古人之志，必须区分黑白，务去陈言。真伪本身亦非止境，因古书尚有“正而不至焉者”。也就是说，即便古书为真，其中未尽善尽美处，仍当疑而辨之，别而去之。这种“疑古”，于信古好学之徒而言，是极有必要的。

　　《尚书》乃是儒家《六经》之一。它记载王言，通于政事，是礼乐立制所须观摩参照的成事。“疑古”撕下了它的经典外衣，将它当作有真有伪的史料来看待，以至于“知史而不知礼”、“知史而不知经”。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的故事，名字可以编，情节可以编，但制度不能编，也编不出来。”这是肯定“伪书”于记载当时典章制度方面的价值。但典章制度或有更张，而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者”。无论真伪《尚书》，其流传千年必有儒家思想中“不变”的永恒价值，这是我们需要怀抱“信古”之心着重关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