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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凡]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思想内涵

[李辉凡]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思想内涵

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思想内涵

李辉凡







“白银时代”作家安娜·阿赫玛托娃画像







   “白银时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或思潮,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白银时代”作家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精神氛围中产生并生存的,他们有着特定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乃至表现方式。正是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的总体精神氛围,也只有用这种总体精神氛围才能给“白银时代”作家恰当的定位。不能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有作家都称为“白银时代”作家。



    俄国“白银时代”文学这一具有重要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复杂的文艺现象,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国际上掀起一个又一个热潮。但是,迄今为止,哪怕是在它的故乡俄罗斯或是在国外,包括我国,都还没有得出一个一致的共识。
  
“白银时代”文学有其特定思想内涵
  
    “白银时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或思潮,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有一个总体精神氛围,或叫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或“总体精神”,就是艺术家处理艺术与现实关系问题的态度。换言之,“白银时代”作家有其认识、理解、感受,乃至表达时代精神及艺术本质的特点。只有在这些问题上具有共识并处于一个特定时期的作家,才被称为“白银时代”作家。俄罗斯当代文学批评家博戈莫洛夫就曾指出:“白银时代——不只是一个时代,也是艺术家对这个时代的态度。”巴文和谢米勃拉托娃同样写道:“白银时代——这不是一个有最多种多样的语言大师及其徒弟们曾进行过创作的时序上的一个时期(或者,至少不只是时期),也不是各种文学流派的总和,而是某种程度上艺术家们所固有的思维方式。这些艺术家在世时彼此的确敌对过,但后来在后辈人的意识中却汇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每个人既是一个个体,同时又不可能与别人不相关联,不可能没有别尔嘉耶夫所描绘的那种氛围。”显然,这几位批评家都指出“白银时代”不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并认为这些艺术家都是受别尔嘉耶夫所描绘的那种时代氛围所支配的。
    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是“白银时代”的同时代人和见证人,他在《自我认知》一书中,对这个时期出现的社会思潮、时代特征以及新潮诗人们的创作思想、心路历程和精神面貌等作过许多评述与总结,这里不妨作些引述:“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觉醒时代,催生了独立的哲学思想,诗歌的繁荣,审美感觉的敏锐,宗教的不安与探索,对神秘主义和通灵论的兴趣。新的灵魂开始显现,打开了创造生活的新源泉。他们看到了新的曙光,把日落西山的感觉与旭日东升的感觉和改造生活的希望结合在一起,甘愿为之而毁灭。但是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相当封闭的圈子里,他们远离了广泛的社会运动。在这场俄罗斯文化复兴中,自始便漾入了颓废的因素……太多的人们突然变成了唯美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和通灵论者,他们鄙夷伦理学,蔑视科学。”别尔嘉耶夫所描绘的这一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精神面貌及马科夫斯基所说的“白银”诗人的“叛逆”、“寻神”、“对美的热中”的特点,正可以说明“白银时代”的总体精神氛围的一斑。
  
“白银时代”作家的独特性
  
    “白银时代”作家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精神氛围中产生并生存的,他们有着特定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乃至表现方式。不能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有作家都称为“白银时代”作家。斯米尔诺娃在自己的文章里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一般地说,进入白银时代界限的现象是有挑选的,首先只是诗歌,而且诗歌也不是全部……在象征主义和阿克梅主义的圈子里形成了一种对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调和的反对态度,因为它们与充满感情的珍品——直觉创作的洞察力、理念的精神冲动、主观经验——是不相容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别雷、古米廖夫都对‘客观主义者’进行了猛烈攻击。精巧形式的卫护者几乎只宽容了一个‘金刚钻的思想太阳(古米廖夫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散文的‘冗长’。列·尼·托尔斯泰往往遭到‘说教’的非难,契诃夫则似乎有‘悲观主义的处世态度’……大多数最新诗歌的创作者都把一切类型的现实主义列为过了时的流派……在叛逆不安的氛围里,艺术家被重新锁定在生、死、真理、美、幸福、创作、艺术等永恒的主题上。俄罗斯和全世界的未来、文明与自然力碰撞的结局都成了一个谜。”可见,批评家们对“白银时代”作家的界定都是从其精神气质、艺术观、创作思想倾向(即不同的思维和感受方式)等方面切入的。他们一致认为:“在俄国现代主义代表者的旗帜上首先标明的是,克服旧时代的实证主义,拒绝60年代人的遗产,否定粗俗的唯物主义,醉心于唯心主义哲学和它的各种不同形式。”“步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舞台的诗人们继承了以下俄罗斯诗歌的传统,即对这种诗歌来说,人最重要的是自己本身,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感情,是他对永恒、对上帝的哲学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爱与死亡的态度……‘白银时代’诗人在自己的艺术创作、理论文章以及各种言论中都怀疑进步思想对文学的作用。曼德尔施塔姆曾经说,这种思想是‘一种最恶劣的小学生的无知’;勃洛克在1910年也说过,‘幼稚的现实主义的太阳落下了,了解任何事物都不能没有象征主义’。”“如果说,19世纪的文学倾向于研究社会疾病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诗人们主要思考的是每个人的灵魂净化。这种探索的特点是,文学如果没有宗教命题,就不能探出道路,就会陷入悲观主义,去为死亡、疯狂辩护。”
    我国有些批评家也坚持了对史实进行具体分析的态度,指出:“在俄国‘白银’诗人和作家中,许多人都是宗教哲学的信奉者……‘白银时代’的理论家们全凭他们的神秘主义来构筑自己的宗教和哲学体系,并指导他们的艺术观。他们在探讨人生与艺术、存在与虚无、生存与死亡、幸福与苦难、灵魂与肉体、末日与拯救等一系列问题时,都主张返回远古的源头,返回大地神秘主义,返回宇宙宗教。”
  
“白银时代”作家的总体精神氛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白银时代”的诗人、作家和理论家是如何看待人与时代、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艺术的关系的,他们的精神追求是什么,忧患意识又是什么。正是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的总体精神氛围,也只有用这种总体精神氛围才能说明“白银时代”文学的性质,才能给“白银时代”的作家恰当的定位。离开这一氛围去谈论问题,所涉及的就不是“白银时代”的命题了。
    一些违反史实的观点曾受到不少批评家和史学家的质疑与批评。例如,阿根诺索夫明确指出,若是把这个时期的所谓“优秀作家”(如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和蒲宁,古米廖夫和库普林,甚至把高尔基及“知识”出版社的作家)等全都算作是“白银时代”作家的话,那么“白银时代”文学就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的同义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引进‘白银时代’这个概念”,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概念比“白银时代”的概念“更为科学得多”,而在涵纳上,后者较之前者则是“相当狭隘的”。作者的总的意思依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是个大的概念,科学的概念,它包括了这个时期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新崛起的现代主义文学,而“白银时代”文学的概念却“相当狭隘”,它只是俄罗斯早期现代主义部分文学的指称而已。我国有些评论者也同样指出:“‘白银时代’的概念是对应于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普希金时代)提出的。它表示俄罗斯诗歌发展的一个时期(主要是现代派诗歌),时限大约是1890年到1917年(或 1915年),这一点已为俄罗斯和西方不少学者所认同。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俄罗斯本国和在我们国内,有一些人对‘白银时代’作任意的解释。有人扩大它的内涵,不仅用它来表示现代派诗人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而且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也都纳入到这个概念之中,这样就把它当作表示俄罗斯文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名称;有人除了用它来表示这个时期的文学外,还把艺术和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全都包括进来……这种言人人殊、各执一词的做法犯了使用概念和术语时不能任意改变其本义的大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另一位评论者亦持相似意见:“我们认为,‘白银时代’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应拥有其特指的内容,从其起源学看,它主要指的是俄国现代主义文学,其代表是诗歌。”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3-5 10: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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