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通融的秦汉文学史观
马银琴
《秦汉文学论丛》
刘跃进 著
凤凰出版社
2008年12月
■晋陆机《平复帖》(纸本)，汉魏晋初的纸简替代使文学形式出现新变
近十年来，刘跃进在秦汉文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收获颇丰。继《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与曹道衡先生合著）、《秦汉文学编年史》之后，新近又推出《秦汉文学论丛》（下简称《论丛》）这部五十余万字的著作，为秦汉文学史研究平添了新的光彩。
《论丛》共收录二十九篇文章，分“上编”、“下编”和“附录”三个部分。上编以作家、作品、文体研究为重点。首篇《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界定说起，分析了秦汉文学史研究中的若干困惑，并以此为基点，提出了文学史研究的三重境界：最基础性的工作是回归原典，其次是理解原典之后的综合研究，而最高境界则是通过理性的思考，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命题及文学研究体系。这篇文章虽被置于“上编”首篇，实际上却起到了统摄全书的作用。后面的十四篇文章，均属于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主体“回归原典”的第一重境界的基础性工作。
下编十篇，以区域文化研究为骨干，属综合研究的范畴。其中《秦汉区域文化的划分及其意义》，是这一部分的总纲。该文以自然地理区划为依托，把秦汉时期的文化划分为八个区域，综合考察、统计分析了各个区域在当时的文化地位。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以一系列文章对不同区域文化的兴衰变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
附录四篇，《曹植创作“情兼雅怨”说略》、《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纸张广泛应用与汉魏经学的兴衰》、《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汉魏转型时期文学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其中《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以访谈的形式，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文献学方法以及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进行理论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文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可归入首篇所倡导的第三重境界，即理论思考的境界，从而与首篇所讨论的问题遥相呼应。
《论丛》是作者研究文献史料时深度思考的结晶，史料丰富、立论扎实是本书的最鲜明特色。在许多人热衷于理论建树的今天，文献学方法往往被视为“笨办法”。但是，推动研究工作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依然离不开对基础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作者在整理贾谊资料时，发现历史上对贾谊《诗》学渊源的疑案，也意识到通过探求其阅读范围来理解其人其文的必要性，由此完成了《贾谊〈诗〉学寻踪》与《贾谊所见书蠡测》二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通过资料的排比梳理来寻找答案。“这种纯粹资料性的排比工作虽然略显笨拙，但在目前情况下，也许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切实有效的途径。”作者通过研究实践，反复证明文献学方法的有效性及其重要意义。他所倡导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文献学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找得到材料，读得懂材料，能分析和使用材料。在电子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当寻找材料的工作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容易时，能否读得懂材料以及能否恰当地分析和使用材料，就成为衡量一位学者研究能力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方面，《论丛》无疑具有典范意义。
以史料为基础，努力突破狭隘文学观念的束缚，将研究对象放置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中进行综合研究，这是本书的第二个鲜明特色。依照作者对文学研究三重境界的划分，下编十篇即属于综合研究的范畴。这些文章通过对秦汉时期不同区域文化空间分布及兴衰变迁的综合考察，展现了作者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的大视角，也为读者了解和进一步研究秦汉时期各个区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与方法。除此之外，作者还试图从文化载体的角度来探索文化传播之于文学发展的意义。如《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被传统文学研究忽略的一个特殊群体——僧侣身上，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六朝僧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学术活动及其特殊意义。《纸张的广泛应用与汉魏经学的兴衰》则讨论了文字载体对于学术文化的推进作用。这些文章，都突出展现了作者研究文学问题时试图突破传统文学观念束缚的努力。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研究秦汉文学，面临的最大困惑还不是史料的匮乏，而是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问题。秦汉文学史料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哪些内容应该进入文学史？哪些历史人物可以视为文学家？哪些作品属于文学创作？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作家和作品？”这不仅仅是如何把握具体研究对象的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本书作者从最基本的“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界定入手，试图从时间、空间、物质、精神的四维框架中探索作家生存的环境与作品产生的背景，文史哲不分，诗乐舞合一，通过对若干具体问题的探索，展示了一段段生机勃勃的历史场景。由此不妨引申，《论丛》所展示的方法论意义，为我们探索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途径，确实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3-10 10:15:22
